论中外记者对西安事变的报导
刘祖荫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是现代史上的伟大转折点，中外记者的新闻报导为它展开了绚烂多姿、五光十色的种种画面。现分述如下：
国内舆论和名流学者
蒋介石在华清池被活捉，张、杨两将军八项救国主张通电全国，南京国民党政府炸了锅，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诬蔑张、杨两将军“背叛党国、劫持统帅”，调兵遣将，大兴问罪之师。作为国民党喉舌的中央社、《中央日报》和中央广播电台即以此为基调，大造其舆论声势，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各城市报纸，不论官办民营，都得刊登中央社的电讯，谴责张、杨两将军“犯上作乱，祸害党国。”
以新闻界颇有影响的《大公报》为例。从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被扣起，至12月25日张学良陪伴蒋介石返回南京为止，《大公报》声嘶力竭地为蒋介石奔走呼号。原《大公报》社长王芸生对这段经历这样评述：“它是极端拥护蒋介石的。”①短短13天内，连续发表9篇社论，计有：《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望张杨觉悟》，《讨伐令下以后》，《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国家进步之表现》，《中国不做西班牙》，《共同维系向心力》等等，这大体上代表国内各大报纸的政治倾向。
在国内新闻界跳得最早、最欢的是傅斯年，他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在12月16日《中央日报》上发表评论《论张学良之叛乱》，内称：“首先，他出身于土匪家庭，这就是为什么他为人作起事来颇像一个土匪的缘由。从青年时期，他就习惯于这种行为。第二，他是一个被环境宠坏了的人，他常常自诩比别人聪明，但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至多只相当于一个高中生的水平。他不能长期专务任何一件事情，所以他的精神世界是极为不现实的。第三，他喜欢被人阿谀奉承，养成一种高居他人之上的优越感。近年来，他成为全国公愤的众矢之的，并且为世界舆论所嘲笑，所以他很容易受身边邪恶小人之蛊惑，受自己异想天开之迷梦所支配，故而作出这种土匪式的行为。这就是今天这一事情之所以可能发生的原因”②。此文对张学良人身攻击最为恶毒，泼妇骂街，无损于对手，恐吓、辱骂不是战斗。御用学者水平，不过尔尔。
名噪一时的胡适博士，他由美国归来不久，立即写了《张学良叛国》一文，刊登在《大公报》天津版的12月20日的星期论文内。他感叹“当我从美国回来时，对中国是乐观的。可是现在张学良搞糟了这一切，他使中国在世界上名誉扫地”。他对青年人不满，竟说：“最使人不解的是，现在仍有一伙青年人对他表示同情和赞赏”。指责他们“无知”，“知识幼稚”，“情绪太兴奋”，“忍耐心太薄弱”，“总疑心到政府的领袖有对不住国家的心思”。他猛烈抨击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共产党既然已经主张了国际主义，他们怎么同时还能是爱国主义的呢?他们为民族阵线摇旗呐喊，只不过是在行将灭亡以前为求自保的一种策略。其次，他们侈谈抗日，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无耻的欺骗，真正抗日的人是不会扣押正在领导抗日战争的最高领袖的。第三，莫斯科是不会支持他们这种行动的，事实上，莫斯科已经发表社论谴责这种行为了”③口口声声讥讽青年无知的胡博士，实际上是对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无知的人。
著名报人张季鸾有出色的表演，他是《大公报》总编辑，他的文笔锋利酣畅，善于写评论，这段时间内，《大公报》有分量的社论，都是他执笔的。尤以12月18日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影响最大。他不像傅斯年那样辱骂、恐吓，也不像胡适那样盛气凌人，而是动之以情：“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因为是东北失后在关内所余惟一的军团，也就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惟一的活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概是多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们的焦灼烦闷格外加甚，这些情形是国民同情的”。他也指责张、杨不该羁禁统帅，并以大军云集相威胁，但是，他给张、杨提出自救之道：“所幸者现在尚有机会，有办法，办法且极容易，最要紧的，你们要信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向蒋先生谢罪吧，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国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东，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的拥护中国，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一定陪你们痛哭，安慰你们，因为他为国事的辛酸比你们更大更多”。“你们记住几点：(一)现在不是劝你们送蒋先生出来，是你们应当快求蒋先生出来。(二)蒋先生能够自由执行职务，在西安就可以执行，你们一个通电，蒋先生一个命令就解决了。(三)且莫要索保证、要条件，蒋先生的人格、全国的舆论就是保证。(四)蒋先生是中央的一员，现在中央命令讨伐，是国家执行纪律，但我们相信蒋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们恳求，一定能爱护你们到底”。
张季鸾不愧为大手笔，博得好评。12月19日，国民党驻洛阳办事处赖琏密电南京：“此间以《大公报》巧(18)日社评印十万，飞散陕境叛军”。④
当然，西安的《解放日报》、《西京民报》、《工商日报》，兰州的《甘肃日报》，还有解放通讯社、西安广播电台，都发表张、杨两将军八项救国主张的通电，张、杨两将军在西安群众大会上的演讲，宣传抗日救国，“三位一体”。但它严密地被封锁在西北一角，全国人民听不到它的正义呼声。
在一片谴责、讨伐声中，也透露和平解决的要求和希望。如上海的《申报》12月14日社评《中国还是整个中国》，说西安事变“是我国生死关头的问题”，希望绥东抗战继续，反对可能爆发的新的内战。《新闻报》12月14日社评《西安事变》，希望建设不受梗阻，各地方要维持秩序，使民心安宁，绥远战事不受影响，勿使中国化为西班牙第二。⑤天津《益世报》12月15日社评中提出：立即在南京召开救助会议，吸收地方政府和地方实力派、各社会团体、各党派负责人参加，拯救蒋介石，准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改组南京政府⑥。这些，符合人民的要求，不乏真知灼见，但它是分散的、微弱的，大部分淹没于对张、杨的谴责、讨伐的声浪之中。
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陪伴下返回，全国报纸一片欢呼，颂扬蒋介石的伟大，说他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以《大公报》为例，连续发表社评歌功颂德，12月16日社评题为《迎蒋委员长入京》。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发表由陈布雷代拟的《对张杨的训词》，掩盖了他接受西安方面六项条件的真相，竟把他的被释放说成是“伟大人格”感召的结果。《大公报》又大肆捧场，12月28日发表社评《一言兴邦》，对蒋介石竭尽美化颂扬之能事。《大公报》明知蒋介石之所以不死，是中共调停之力，却反诬西安事变是中共的“恶意的勾煽”，特别恶毒的是将中共与汉奸并列，说什么“在中国建国过程中，其所需要排除的只是汉奸和赤化暴动两行为，除此而外，都应当极力求其和，求其平”。⑦
蒋介石返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对他进行军事审判，又调集大军，对西安方面施加压力，迫其就范。各大报纸不乏推波助澜之作。《大公报》于1937年1月22日发表社评《对西安负责者之最后警告》，这是张季鸾的手笔，其矛头直指中共：“故共党今日须切自忏悔，知大势不容，诚能以事实表示取消武装暴动之组织，使国家不复有赤色恐怖之危险，则国法上自可许其自新，其不然者，无论标榜如何，政府必贯彻其十年来讨伐之方针而已。”
王芸生曾对《大公报》这样评价：“在西安事变以前，它对工农红军完成长征的意义完全无知。在西安事变以后，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它也完全无知。”⑧这不仅适用于大主笔张季鸾，同样适用于傅斯年、胡适之类的学者名流。
沸沸扬扬的各国新闻动态
西安事变的消息，震动了中国，也震动了全世界，各国主要报纸都以头版头条报导这一消息。
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的记者松本重治最早得到消息。12月12日晚，他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聚谈中途，接到南京分社打来的电话：“从今天下午起，南京与潼关间的电讯联系中断，南京方面好像很惊慌”。松本立即返回分社四处打听消息，从他的密友、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处证实，蒋介石在西安被东北军监禁，当晚9时，上海分社就向东京发出西安事变的头条消息。⑨其后又有几条独家报导的新闻，引起日本军方的注意，军方特派3名海军军官登门求见，询问采访途径，要求加强双方合作关系，一条新闻搞红了同盟社。
各国记者都远离现场，没有像松本重治那样及早抓到消息，而是根据南京政府发布的新闻作了简短的报导。三日之内，各国主要报纸就根据其驻华记者传回的信息，纷纷发表评论，断言张学良“受苏俄指使”，“与共党同流合污”，“劫持最高统帅”，攻击张学良有“政治野心”等等。其中不乏捕风捉影、谣传猜测之谈。如日本《朝日新闻》就于12月13日发出号外，“传说蒋介石12日夜已被杀害”。
英、美一贯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反对日本侵略华北。事变期间，他们赞成宋美龄等人营救蒋介石的活动。12月15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指出内战将使“南京削弱、分裂”，而国内和平则可以强硬对日。同日，上海《字林西报》透露：“引人特别注意的端纳先生的调停，将会有助于澄清这种局势，并给这次事变带来现实感。”12月19日又发表社论：“应力求制止引起可怕的内战”⑩。美国侨民在上海出版的《密勒士评论报》在12月19日的社论中同情张学良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仅认为“可以采取体面的办法，但扣蒋是严重错误的”(11)。蒋介石被释放返回南京后，《字林西报》大谈治国方略：“立即需要办理的事务是恢复这次冲突所引起的破坏，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中国本身，中国一直要求他的元首蒋介石一个人免于过多的负担。其次，要很好调查张学良所谓共产党人准备让步的论据是否正确”(12)。12月29日社论中讲得更明显：“只要南京充分保持它的最高权利，它便不妨在政策上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
日本开始采取“静观”态度。《朝日新闻》于12月15日发表社论：“这次事变，对日中外交上也有重大的影响固不待说，日本当局此刻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淋油的危险，故决定不给予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之转移，这不能不说是相宜的处置”(13)。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下达讨伐令，《朝日新闻》社论大加赞扬。其后端纳、宋氏兄妹赴陕，和解有望。12月19日，日本外相有田约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发出威胁：“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定强硬反对”。《朝日新闻》跟着发表社论：“日本陆军当局一面表示满腔的同情，同时警告邻邦一部分军阀，切勿被弄于赤祸的魔手，并且切望中国为政者勿陷于赤祸的陷阱”。
苏联政府主张事变和平解决，但它为了洗刷自己，却以臆断和偏见贬低事变。苏共机关报《真理报》、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与汪精卫合作搞的阴谋，说张学良受日本煽动，利用反日口号来反对南京政府，张、杨八项救国主张是“烟幕”，“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之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破坏中国御侮力量的团结”(14)。这些荒谬的言论太脱离实际了，连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会见苏联外长李维诺夫时也说，“把张学良的行动与汪精卫的阴谋联系起来是不对的，因为汪精卫与此事毫不相干。”(15)
苏联曾为中国报刊不刊载《真理报》、《消息报》文章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1936年12月19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接见苏联使馆司皮礼瓦尼克，承认这些文章是对中央政府有利的，所以未刊登，主要是“书报检查机关很迟钝生硬”，“只要删去有关汪精卫的段落就行了”。(16)
埃德加·斯诺引用列宁的名言：“撒谎是可以的，先生!但是要有限度”。(17)
亲临现场报导的“三剑客”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genes Smedley)因偶然的机遇而成为西安事变现场的目睹者。她原住临潼华清池，蒋介石来西安组织新“围剿”，她被迫迁往西安城内的西京招待所。12月12日凌晨，攻打华清池的枪声响了，杨虎城的卫队营包围西京招待所，把住在这里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全部逮捕了，也把史沫特莱从睡梦中惊醒。她被端着枪的士兵踉踉跄跄地推了出来，及至弄清情况释放了她，她的卧室也被洗劫一空。她读完张、杨两将军的通电后，“身受打砸抢的不幸一扫而空”。她全身心地在西安广播电台工作，每天作40分钟的英语广播。除当日的发展动态外，还报导她与张、杨两将军的会见，蒋介石被监禁的情况，以及周恩来、叶剑英飞抵西安的重要新闻。她对西北局势，亲自撰写分析文章。当何应钦调集重兵“讨伐”西安时，史沫特莱撰写了一篇警惕内战发生的讲演稿，“把何应钦及其一伙比作是明末清初反复无常引清兵入关、镇压农民起义的贰臣反动派吴三桂”(18)。这些广播，在南京、上海等地“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南京政府对西安方面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西安、兰州出版的报纸过不了潼关前线，但史沫特莱的空中广播，南京政府却封锁不了。南京的发言人接受纽约记者访问时，竟愤愤地说：“史沫特莱的讲话与政府既定政策方针抵触，是为统一战线思想方案辩护”。(19)
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Bertram James)不像史沫特莱那样幸运正好在西安事变现场，而是在北平。12月12日夜，他从燕京大学的一个同学带回宿舍的印刷品里得知西安事变，马上意识到自己正面临一个千载难逢、报导国际新闻的良机。通过埃德加·斯诺的帮助，他与一个同样急于赶往西安的东北青年接上头。他俩结伴南行，从北平乘坐火车、军用卡车，间或雇人力车、毛驴代步，历时11天，于12月27日到达西安。蒋介石已于前一天由张学良陪伴返回南京，但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潼关一带仍是战云密布。贝特兰一直活动到1937年2月8日，中央军开进潼关，接管西安为止，历时44天。他是惟一的深入事变现场、报导危机直至终场的西方记者。他访问了杨虎城将军，以及东北军将领，参加西安举行的各种政治活动，还协助史沫特莱在西安广播电台作英语广播。贝特兰是新西兰人，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攻读英语和现代语言。他的英语广播，模仿英国广播电台播音员的语调，惟妙惟肖，这使南京政府的发言人甚为恼火，诬之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20)。英国领事馆给他发来电报，要他停止协助“反叛分子”“令人不愉快的行动”。他在西安搜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返回北平后写了一本书《中国的危机：西安事变真相》”(21)，并于1937年7月由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这是外国记者中惟一的以第一手材料报导西安事变的专著，在西方新闻界、出版社享有盛誉。
《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比贝特兰更远离西安事变现场。他正在绥远抗敌前线采访，听到西安事变，他折转回包头，搭乘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宁夏(银川市)，弄到一辆汽车，准备通过宁甘边境的同心、海原，那里驻着中央军关麟征、胡宗南部，由那里转到东北军51军的防地，进入兰州，再转往西安。谁知车过吴忠堡，与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专车相遇，马正由海原转回，告知关、胡部中央军已移防陇东，陕甘边境兵力空虚，孤车南下，安全堪虑。范长江不得已又折回宁夏，恰巧，欧亚航空公司有一架飞机，由包头经宁夏飞兰州。传说兰州形势混乱，甘肃省主席兼51军军长于学忠被扣押，这一飞机就是去兰州接回遇难的外国传教士的(22)。很多人劝说范长江不要冒险前往，范不为所动，搭乘这架飞机于1937年1月27日飞抵兰州，不料兰州安谧如常，于学忠安然无恙。他在兰州停留两天，访问了于学忠和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周从政，在51军召开了下级军官和士兵代表的座谈会，弄清与西安事变齐名的兰州事变真相。他继续乘车沿西兰公路去西安，这条路已久不通车，沿途有东北军、中央军、红军，还有土匪，很不安全，又有很多人劝说他死了这条心，但范长江仍不为所动，尽管沿途出现险情，幸而化险为夷，于2月2日赶到西安，也就是在东北军少壮派与元老派发生尖锐冲突——“二·二”事件爆发的严峻时刻来到西安。范长江比贝特兰整整晚了一个月进入事变现场，但他不仅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一手材料，还深入苏区搜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手材料。他在西安停留至2月4日，又见到于学忠，并与周恩来会面长谈。他前往陕北，采访一周，正准备展开更大采访计划，毛主席找范长江谈话，要他暂时放弃他的预定计划，立刻返回上海，抓住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之前，向全国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时，范长江尚未参加中共，是全国闻名的自由派记者，他接受毛主席的委托，立即离开陕北，2月14日由西安飞回上海，说服了《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抢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之前，发表了他的专论《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不仅对张、杨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中共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积极作用作了公正的评价，而且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介绍和简述，并提出殷切的建议和希望。《大公报》上海版、天津版都在2月15日发表。天津版还包括中共四项保证内容，上海版则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阉割了。范的报导在漫天云雾中忽然绽开一线光明，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中引起轰动，《大公报》销路大增，这使汪精卫、何应钦亲日派大为恼火，也使蒋介石气急败坏，蒋召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发了一通脾气。2月17日，《大公报》开始发表范长江的《西北近影》的长篇通讯，连续9天，至2月28日终结，报导他深入兰州、西安的采访情况。在陕北一周事，又专文发表《陕北之行》的长篇通讯，后辑为《塞上行》一书，加上西安事变前出版的《中国的西北角》，使范长江成为国内第一位报导中国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名记者，其声誉与《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一样，对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有很大的魅力和影响。
(作者单位：广州军区政治部后勤部；邮编：510055)
①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刊于《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68页。
②录自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第198—199页。
③录自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197—198页。
④《西安事变电文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38页。
⑤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26—227页。
⑥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195—196页。
⑦《大公报》社评《国民良知的大胜利》(1936年12月26日)。
⑧王芸生、曾谷冰：《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刊于《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268页。
⑨引自松本重治《战前华北风云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
⑩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第236—237页。
(11)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第238页。
(12)《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6—217页。
(13)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08页。
(14)《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第66页。
(15)[苏联]A.季托夫：《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6)[苏联]A.季托夫：《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7)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人民出版社，第369页。
(18)《中国的战歌》，见《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第136页。
(19)《中国的战歌》，见《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第139页。
(20)《中国的战歌》，见《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第140页。
(21)此书译成中文，书名《中国的新生》，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22)另一说法是，孔祥熙派此飞机接于学忠的代表陈端去南京谈判。见陈端《参加调解西安事变的经过》，刊于《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56—357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