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被害因果分析
魏基智 齐渭峰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蒋背信弃义，自食“概不追究”的诺言，先后对张、杨两位爱国将领进行报复。首先扣留了善意送他回京的张学良将军，并组织高级军事法庭审判，后交军委会监禁一生。继而逼令杨虎城将军“辞职”，“出国考察”，从而剥夺了杨将军的兵权。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这时杨虎城将军终止了海外考察，毅然回国，以报效祖国。但蒋介石却念念不忘西安被扣的仇恨，亲自布置特务人员监视、尾随杨虎城的行迹，设下圈套，使杨将军身隐囹圄达12年之久。1949年8月，当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时，蒋介石怀着报复的目的，虎视眈眈地由台湾飞抵重庆，一手策划了在中美合作所连续集体屠杀400多名爱国志士的暴行。他对特务头子毛人凤说：“我们打败日本，身后的共产党却壮大了，这就是‘双十二事变’结下的一个果子，弄得不好，这将是党国深重的灾难。”他气急败坏地继续说：“我们今天之失败，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对我们太不利了。杨虎城、杨拯中、宋绮云、徐林侠早就该杀了，还有两名副官一律处死。”当毛问道：“两个小孩怎么办?”蒋恶恨恨地说：“小孩也会长大，这还用问我。”他密嘱“毛人凤将杨虎城等用尖刀秘密杀害，报‘西安事变’兵谏之宿仇。”在蒋的授意下，杨虎城将军被特务杀害了。蒋介石为什么要杀害杨虎城，其主要原因是什么?本文拟作粗浅论述。
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并向华北进攻。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时刻，蒋介石却顽固坚持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不抵抗政策，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言抗日，言抗日者有罪，“侈谈抗日者杀无赦”。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指导下，杨虎城将军首倡抗日，这在国民党党营垒还是屈指可数。《杨虎城泣告全国书》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于9月23日率先发表的。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进逼长城各口的时候，杨北上面蒋，请缨抗战。蒋对杨的请求不容置喙，说什么“中央自有整个计划”等，言外之意杨多管闲事，不必多有主张。蒋令杨好好“剿共”，并说十七路军中“如果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你放手撤换，我都可以批准。”杨深感希望蒋抗日是不可能的，执行他对内对外的政策，只能是死路一条。杨对部下说：“日本占领了大片国土，可他还要‘剿共’，‘剿共’要亡国，要叫人骂祖先，国家民族不抗战没有出路，我们十七路军也没有出路”，“我们不能跟蒋介石殉葬，不能当卖国贼，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针对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的特点，他明确指出：“抗日国家有出路，大家都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杨将军以民族利益为第一的抗日言论，得到十七路军广大官兵的支持。杨决心把抗日思想变为实际行动。他在与张学良将军商讨抗日救国大计时明确表示：“等委员长到西安以后，咱们将他捉起来，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杨将军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气概，首先倡导兵谏，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埋下了伏线。这便成为蒋介石杀害杨将军的首要因素。
二
杨虎城倡导兵谏，张学良配合默契。两位将军，缜密行事。他们根据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实际情况，从有利于整体行动目标出发，反复磋商：东北卫队一营、二营担任临潼华清池捉蒋任务，十七路军担负西安方面的军事行动。
西安是国民党陕西省府所在地，“西北剿匪总部”也设于此。军警、宪兵、特务比比皆是，构成一支强大的反动势力。要确保华清池兵谏完满成功，必须彻底制服蒋在西安的一切势力。为此，杨与部下进行了周密的研究，部署了详细的行动计划。
临潼华清池兵谏枪声打响，杨即命令十七路军将士立即行动。十七路军将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打火车站、省党部、电报大楼、警察局、宪兵总部、西安机场，而且很快占领了这些要害部门，查封了国民党在西安各大银行。并在西京招待所逮捕了随蒋而至的陈诚、蒋作宾、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万耀煌、邵元冲等军政要员。蒋介石在西安的势力，基本上被十七路军一网打尽了。
杨亲自部署指挥十七路军在西安的军事行动，稳定了西安的局势，有力地保证了临潼华清池捉蒋任务的完成。杨在西安事变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使蒋失去依靠力量，成为蒋杀害杨的又一因素。
三
兵谏成功后，张学良、杨虎城立即通电全国，开宗明义，提出抗日救国纲领。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这一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张、杨两人各有见解。张认为捉蒋已使蒋威风扫地，担心夜长梦多，主张从速放蒋。杨则主张放蒋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做保证。
杨虎城指出，蒋介石虽然口头接受“三位一体”的政治主张，但不能说明蒋的诚意。他通过多年同蒋的接触和曲折斗争，已认识到蒋是一个极其阴险毒辣、奸诈狡猾、自食其言、翻脸不认帐的政客。特别是此次兵谏，他在失去权力时所谓“领袖人格担保”的“诺言”，更是不可轻信，如果轻易放走，兵谏目的不仅半途而废，而且后果不堪设想。杨首次会见周恩来，谈到放蒋时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敌对的党，地位上是平等的，对蒋可战可和，可是我们是他的部下，如果把他放了他一旦翻脸，我们的处境很危险，放了他，他将来必定会大肆报复。”杨对蒋的认识和对放蒋问题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杨明确表示，放蒋是重大问题，必须三方面同意，才好向东北军、十七路军官兵和广大民众交代。毫无疑义，张、杨两将军都同意放蒋，但杨更能顾全大局，始终坚持放蒋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做保证。杨的态度使蒋迟迟不能离开西安。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记有宋子文对他说的话：“张汉卿决心送委员长回京，惟格于杨虎城之反对……”由于杨虎城坚持放蒋必须有一定条件做保证，因而构成蒋杀害杨之又一重要因素。
四
杨虎城所统率的十七路军，在国民党实力派中是一支有影响的武装力量，其给养、调动、将领任命等均受国民政府节制。杨为了改造部队组织成分，提高官兵思想素质，20年代即先后任命了一批中共党员担任重要职务，如魏野畴任国民联军第十军(第十七路军前身)政治处长(另一说政治部主任)，南汉宸任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长，刘含初、赵保华、吕佑乾任政治教官，王炳南、汪锋、王世英、吴岱峰、张学敏、刘子华等担任中下级军官。当时杨的部队中有中共党员200余人。1930年4月，蒋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杨又请南汉宸担任省府秘书长，代他主持省府的工作。杨主政陕西后，还释放了一批政治犯。
杨将军对中共党员信任并委任要职的正确决策，在国民党实力派中间确为独树一帜。由此，蒋气急败坏，极为不满，曾两次派人要求杨把南汉宸逮捕，押解南京“惩办”。杨曾对部下说：“你我和南都是朋友，而你和他的关系还比我早，尽管政治见解不同，但首先应顾到朋友的道义，我不能这样办。”他迫不得已，暗中让南离去。当杨部其他中共党员处境十分危险时，杨将军指示孙蔚如要妥善处理这一问题。孙把所有的中共党员召集在一起，分别发了路费，让他们安全离去，无一伤害。事后杨对部下说：“这些朋友都是我请来的，纵然一时不能合作，也要对得起朋友，要重道义，要留日后见面的余地”。杨把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安然无恙地送走了，但仍有王炳南、潘自力、江隆基、袁若愚、李敷仁、李子健、刘佛吾、韩鲁、原政庭、张汉民、王泰吉、阎揆要等留在十七路军中担任要职。
杨同情、信任共产党人，同中共合作的诚挚态度与蒋介石“清党”、“剿共”的命令背道而驰，是蒋介石杀害杨将军的另一深层原因。
五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玩弄卑劣的手段迫使杨将军出国考察。杨在欧美考察时，无意观赏异国的风土人情，时刻不忘祖国正处在危难之中。他利用考察的有利时机，继续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当局及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说：“‘九一八’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抵抗，日本占领了东北，法国人瞧不起中国人，讥笑我们，不知国弱的耻辱。”他多次表示，只有赶走日本侵略者，中国才能富强起来。在谈到抗日的问题时他说：“只有长期抗战，胜利才是属于我们的。”“我国此次抗战，系全民族战争，系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抗日战争。”在谈到双十二事变时，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披露了蒋介石不履行“六项诺言”的卑劣伎俩，并说：“蒋介石是搞青一色主义，专吃杂牌”。
全国抗战爆发后，杨将军曾多次致电宋子文、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均被拒绝。杨将军抗战心切，心急如焚，他对随行人员说：“我是军人，是最先倡导抗战者之一，今天抗战已全面展开，我已下定决心，争取尽速返回祖国，站在抗战第一线，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被蒋介石报复的危险，毅然回国。
杨将军一踏上国土，即被蒋介石所派特务监视、跟踪，诱骗入狱。在长达12年的监禁中，杨忍受精神和生活上的折磨，仍坚持真理，坚持斗争。他始终认为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是纯洁无私的。蒋介石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曾派戴季陶、朱绍良、戴笠等人前往监狱劝杨“悔过”，揭发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对张、杨的所谓“诱惑”，以此作为杨换取自由的条件。“然而，杨将军却大义凛然，不为所动，并断然声明，原为抗日发动‘双十二’，今抗战已经开始，作为军人，不能为国效命，深感负咎，有什么可‘悔罪’的。”杨将军义正词严的表白，粉碎了蒋介石一伙的阴谋。
杨虎城在欧美考察期间的言行，以及回国后拒绝“悔过”的坚定立场，使蒋大为恼火，成为被蒋杀害的又一因素。
综上所述，杨虎城将军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杰出的人物之一。杨将军的被害，是以上诸多因素所决定的，是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①宋平：《蒋介石生平》。
②梁仲明：《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③米暂沉：《杨虎城传》。
④[美]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⑤西北大学历史系等：《西安事变资料选辑》。
⑥《回忆杨虎城将军》。
⑦《救国时报》(1937年)。 (作者单位：陕西华清池管理处，西安临潼区；邮编：710600)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