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蒋介石、张学良关系对“西安事变”的影响
史 波
张学良生平及其评析
张学良生于1901年，其父张作霖为绿林出身的封建军阀。1916年张学良15岁的时候，张作霖已经成为袁世凯麾下的封疆大吏。张作霖目不识了，权势虽然显赫但门庭却稍嫌低贱，因而对其子宠爱有加，一心想将其教育成兼具中外之学，身怀经世之才的嗣业者。张学良先从文后从武，入沈阳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1919年11月被任命为团长，次年10月升任旅长，11月即为陆军少将，其人此时年仅19岁，可谓一日三迁，平步青云。
出生在富贵家庭，张学良对金钱、权势与女色可谓欲求即取，所以他的需求层次相对集中于自我实现方面。而且张学良少年得志，仕途通坦，所以自我评价较高。他缺少的不是金钱与女色，而是功业与名望。中原大战之时蒋介石为拉拢张学良出兵而在所许的各项诺言之中，最终让张学良动心的是“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的头衔。这样的人物可以在钱财方面与他人妥协让步，但在名望方面却锱铢必较，他能够忍受别人对他利益的侵犯，却半点容不得别人对他人格的轻视与不尊重。
张学良是继祖业而称侯的，没有经历创业的磨炼，因而不像出身下层、通过自我奋斗而达极位的官宦那样，善于收敛自己的意志和欲望去适应现实。出身下层，依靠自我奋斗的人一般都轻“义气”而重“理性”，为了自身利益，主观意志很容易与客观现实妥协，这些人一般都比较老谋深算，阴险叵测。比如，蒋介石玩尽手段才就其位，其人就“诡而不正”。张学良少年得志，万事皆可顺其心志，所以为人处世呈“义气”，重“悄义”，其人“正而不诡”，相对单纯、率直。
同时还应看到张学良出身封建军阀家庭，封建思想对其影响不容忽视。他子继父业就是遵循封建正统思想的结果。张作霖出身绿林，笼络部众依靠的是江湖义气和结把拉桩，这些家传之学也不会不对张学良产生浸染，况且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仍旧以此作为笼络老将新卒的手段。所以张学良是位重功业名望，轻子女玉帛，易逞义气的人。同时他还深受封建江湖义气的熏染。
“西安事变”以前蒋介石、张学良的关系浅析
从“东北易帜”到“中原大战”，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俩人互相换帖，结为把兄弟。张夫人于凤至女士还拜宋美龄之母为干娘，俩人可谓如漆如胶。特别是中原大战一段时间，是蒋介石、张学良关系的“蜜月”时期。此时，张学良对于东北和中央的关系更多地理解为他与蒋的私人关系。东三省黑土地换来的感情，应该是坚不可摧的，张学良心里充满了踏实的安全感。然而，率直、单纯的张学良轻信了蒋介石。
蒋介石始终将张学良以异己军阀看待，在蒋介石处理好西南桂系事件后，他就开始着手西北问题。在他心目中西北问题到底是共产党问题呢还是张学良问题?我想二者兼有。由于当时红军的处境相当艰难、力量较为薄弱，所以在蒋的心目中，西北问题的主要矛头恐怕还是指向张学良的。蒋介石向来都是借“剿匪”之名行削藩之实，他让地方军阀与中共相消耗，自己好坐收渔人之利。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服从了蒋介石不抵抗的密令，被国人戴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成了蒋的替罪羊，并被迫放弃“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1933年，日军进攻山海关，张学良为洗刷“不抵抗”的“罪名”，请缨出战，打响了长城抗战，但蒋介石却从中作梗，使长城抗战屡战不爽，最后张学良“迫于舆论，不得不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①，迫不得已“出国考察”；1934年左右，张学良回国相继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西北剿总副司令”。先是当替罪羊，张学良对蒋心存芥蒂，然后从“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跌至挂冠出国，张学良对蒋介石不能不心怀不满。其次有“易帜统一”，出兵中原之功的张学良始终未能像别的地方军阀如冯玉祥、阎锡山等一样进入国民党中枢，1935年冬赴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又受到蒋介石及其军政大员的冷遇，这些都在张学良的心中掀起了波澜。所以这一时期蒋介石、张学良的关系十分微妙，张对蒋有怨气。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张才有可能一改过去反共反苏的态度与红军有所接触。
东北军进攻陕北红军不足两月，损失兵力达3个师之多。当张学良请求蒋介石给予补充时，蒋介石却答复说：“中央没有机动兵员，所损各部，番号自行取消”。张学良此时才如梦方醒，于是便加快与共产党的秘密协商，双方实现了实质上的和平共处。这件事当然为蒋介石所不容。蒋亲赴西北督战，并调集大批中央军开赴潼关，召来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人，并且还让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放出风去，要撤换张学良，褫夺其兵权。这些情况张学良心中不是不明白，所以他对蒋产生了严重不满。此时，蒋介石、张学良矛盾急剧上升，敛势自保成了张学良当时最主要的任务。但是张对蒋仍抱有幻想，他只是“怨蒋”而并非“反蒋”。
蒋介石、张学良关系的恶化对“西安事变”爆发的影响
日本人对张学良有杀父之仇，劫家之恨，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岂肯善罢甘休?“抗战救国，杀回东北，报家国大仇”是他长期存在的思想②，而且全国抗日热潮日益高涨，所以此时的张学良也不可能熟视无睹。其次，“抗日”是张学良的一块“心病”，它既使张学良没有“功业”，又使张学良丧失了“名望”；张学良要解除心理上的负担，只有走抗战这条道路。在劝阻请愿学生时他热泪长流，承诺抗日。他的抗日心愿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摆在张学良案头亟待解决的是自保问题。由于蒋介石越逼越紧，使蒋介石、张学良矛盾逐渐激化。此时的张学良，心里是十分杂乱复杂的，年轻的他还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他感性地希望能够将自保与抗日统一起来，所以“怨蒋”而不“反蒋”的张学良只有采取“哭谏”③、“苦谏”这样的手段，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里的内战既指与中共的战争，也指国内新军阀之间的战争。后来当张学良看到蒋介石主意已决，难以更改时，蒋介石、张学良矛盾终于激化了。张学良在蒋介石的逼迫之下只好进行“兵谏”，这一行为仍然不是反蒋，仍然没有达到像西南军阀那样高举抗日大旗行倒蒋之实的程度。张学良是被迫的。“兵谏”这种行为由张学良这种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动，其实并不令人费解。
张学良在事变后向全国发表了通电，通电中提出了八项主张：“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确定遵循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④并提出对蒋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⑤八项主张主要还是就国内政治问题所发表的看法，其中涉及到了改组政府、权力分配等问题，但对于如何具体实现抗日所涉不多。所以“西安事变”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张学良在蒋介石逼迫之下，为了自保而发动的“怨蒋”行动，也是国民党内部斗争的结果。“西安事变”的爆发使民族矛盾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中找到了突破口，在张学良这样一个关键人物身上找到了突破口，从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了一个天赐良机。从此，中国人民翻开了抗战救国的新一页。
事变之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到南京，这是张学良逞义气、重情义，受封建江湖义气所浸染的结果，抑或还有张学良感觉此次“怨蒋”之举稍有“过头”之嫌，因而借此表示请罪之意吧。
更深刻地讲，张学良作为一个地方军阀，处于“边缘”和“旁支”的地位，因而一直向往“中心”和“正统”，希望能够进入蒋的“圈内”。多年来他追随蒋的左右，对蒋言听计从，就是受这种心理的支配。张学良“怨蒋”而不反蒋，更不想脱离蒋，也许在他的观念中他是位被“君主”误解而受了委屈的“忠臣”形象，他要亲自护蒋赴京再尽“愚忠”，以肝胆赤诚示忠义于“君主”，渴望“君主”能够洞察理解，傍为肱股，擢入“圈内”。但他只是一厢情愿，蒋介石对他从来都是另眼相看。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陕西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西安：邮编：710069)
①黄绍竑：《长城抗战概述》，全国政协编《文学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②马尚斌、胡玉海：《中国国民党史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张学良、杨虎城致冯玉祥电》(1936年12月12日)，内有“一再陈词，垂泣而道”句。见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资料》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
④《张学良、杨虎城对时局的通电》，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3日。
⑤李云峰、陈舜卿：《二十世纪中国史》(第一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