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与西安事变
杨 斌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华清池扣押蒋介石，发动西安事变，要求实行抗日救国政策，在中国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其时南京国民政府内，是不顾张、杨要求和蒋之安全，出兵敉平叛变，还是政治解决，部分满足张、杨要求，尽力营救蒋介石，分成了意见截然不同的两派。正在上海家中养病的孔祥熙，得悉消息后马上连夜赶到南京，利用其行政院副院长兼代理院长之便，与宋美龄一起周旋于国民党中央要员之间，力主事变和平解决。本文拟对孔祥熙在事变中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作一概述，以分析其在事变中的作用。
一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时，孔祥熙正在上海家中养病。12日下午接到陕变消息后，他马上召集上海市长吴铁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以及上海市银钱业商会领袖来家中开会，商议部署有关维持治安、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事宜。当晚，应国民党中央要求，与宋美龄等人乘夜车返京。
13日早晨到达南京后，孔祥熙得知国民党中央已于12日晚11时召开了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和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会议。与会人员在如何营救蒋介石问题上，“看法既不一致，所提对策尤为纷歧，甚至发生激烈争论”①。何应钦、戴季陶、陈立夫、陈果夫及黄埔少壮将官，均力主武装解救蒋介石，军事讨伐张、杨。他们认为：“张杨此举必有背景，且必有助力，……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之要挟。中央既不能曲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此中关键，固须审慎，然千秋万世，终必赞果断而贬屈服。故中央对策宜持以坚定。”冯玉祥、孙科、王宠惠等人则认为：“张杨此举，如真只以抗日为范围，……此中已饶有说服余地。况张氏既有保证蒋公安全之电报，自须先探蒋公之虚实，再定万全之决策。如即张挞伐，无论内战蔓延，舆论先背，而坐弱国力，益以外患，国将不国，遑论纲纪?”②两派争辩甚久，到深夜2时许，才作出如下决定：(一)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二)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三)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为5人至7人，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四)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五)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③
尽管以戴季陶、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在事变之初就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用武气势，但孔祥熙还是在13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委会及中央常委会临时联席会议上，向国民党中央要员表明了自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坚决反对军事讨伐。他认为张、杨在对时局宣言通电中已表示“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④。而且，张学良在给他个人的震电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说明和平解决事变“尚有转圜余地”，中央“尤不能遽闭谈判之门”⑤。因此，他提出“力主镇静”的要求，并同宋美龄一道，提请决定派蒋介石私人顾问端纳赴西安了解情况，暂停军事进攻3天。
在西安电讯不通，真相不明的情况下，孔祥熙以代理行政院长身份，首先采取如下安内措施。
第一，分别致电河北宋哲元、山东韩复榘、广西桂系、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等地方实力派首领，对他们进行安抚，望其与中央保持一致，共维大局。事变之初，不仅何应钦等人认为这些地方实力派是张、杨同路，而且孔祥熙也有些担心。于是孔在致宋哲元电中，“以容共相警，以劝张为宗”。致韩复榘电中，“虽亦以劝张为言，而以蒋之安全先坚其信；至于太原阎氏，老成重望，与张为世交，张亟望其助力，故以调处之任托之。”⑥12月16日，刘湘准备出兵援陕。孔祥熙等得知后，立即派正在南京的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刘航琛速返四川，“将中央意旨面告”，劝刘湘表态拥护南京政府；同时任命刘湘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无奈，乃于18日发表通电，提出“拥护中央”、“抗御外侮”、“弭息内战”、“营救领袖”四点意见⑦。当得知广西桂系与西安张、杨有联合之动向时，孔于12月20日又致电白崇禧，要白来京“协商大计”，“共图匡济”⑧。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在事变之初虽接到张学良、杨虎城要求支持事变的电文，韩复榘甚至密电张、杨表示“服从副司令，愿效前驱”⑨，但在孔祥熙的及时安抚下，鲁、冀、桂、川、晋各方并没有一个明确表示支持张、杨，反倒是要么明确支持南京中央政府，促张、杨放蒋，要么不置可否，“暂取静视态度”。
第二，向各省市长官发表通电，申述中央立场。13日，孔祥熙通电要求各地方长官要“益励忠勇，一本中央之意旨，为一致之进行”，同行政院一道，“遵照蒋院长既定方针，以最大之努力，与全国上下共策国家之安全”⑩。14日，又通电各省市长官，要求他们特别注意“防范奸宄”，“保护外侨”，“查禁谣言”，“安定市面”四事(11)。上述通电对安定地方社会秩序，坚定信心起了一定作用。但西安事变久拖未决，又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响。为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联系，防止各地发生各种抗日爱国运动使国民政府陷于混乱，孔祥熙于12月23日再次致电各省市政府，指出：(一)中央与地方原属一体，对于内外政情，要随时互通消息，以免隔阂，“各地方政情关系较大者”，要“详报备查”，“各地报纸登载新闻及刊发号外，如有事实不符”的，要随时纠正。行政院则“每月汇集政闻，择优电达各地方长官”。(二)对各地学生、工人运动，要加以注意。“劝谕”各地学生仍“以求学为救国之本旨”，“慎勿为一时义愤所迫，发为偏激行为”。在工厂及交通机关，要预防“有外间不良分子，利用工人义烈，乘机煽惑，激起轨外行动。”(三)要随时取缔各地“高抬物价情事”，对生活寒苦农民的“救恤抚绥”，各地方要“多方设法，认真办理”。在此农闲季节，要“分别督令农民从事于保甲编练及农田水利工作”，以“固人民之自卫”，“期农产之增加”(12)。孔通电的目的，是想让地方政府在事变期间能明了中央政策，俾有所遵循。
第三，向记者发表公开谈话，以安民心。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竟有说“血与火充塞西安，该处已成赤色恐怖世界”(13)。为此，孔祥熙将国民关心的事情向记者作了表述。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当系少数现驻西安将领，对于中央政策未尽了解，为不良分子所鼓惑，激于一时之情感”所致。张学良平日对蒋“素表尊崇”，已表示“决不使(蒋)有一毫之损害”，因此相信蒋介石的安全一时无虞。接着，他又批评张学良此举不妥，身为中央委员，对中央如有意见，“应依照合法手续，向中央尽量陈述”，亦可同蒋“推诚磋商”。最后他表示：“本人现遵中央决议，在蒋院长暂时不能行使职权时期，负责主持行政院务，决秉中央既定方针，在中央整个组织指导之下，努力迈进。各部政务，自照旧进行，决不使国家政务，因一时之事变及个人之进退，致蒙影响。”希望全国人民“力持镇静，信任政府，勿为谣言所鼓惑”，深信事变将于“最短期内必获圆满之解决”。(14)
孔祥熙的上述做法，基本达到了宣扬中央决策要旨，“以孤张杨之势”的目的。
二
孔祥熙在对内实行宣传中央政策、安抚民心的同时，又迅速派人打探国际社会对事变的态度，以便在处理事变时采取妥当的措施。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以抗日救国为口号的。同时事变一起，国民党中央要员就怀疑张、杨已与中共联合，“甚至如第三国际之苏联，皆可暗中联络”(15)。孔祥熙自不例外。他认为，此时日本如以此为借口，加紧侵华，将使张、杨兵谏之举，获得国内外同情，并促进中共与张、杨的联络。而且当时苏联政府在德、日加紧勾结反共产国际时，本来就想促使中国抗日，用中国来拖住日本，减轻其在东方的压力。一旦苏联支持了张、杨，将使事变变得错综复杂，解决无期。因此，在向各驻华使领馆通报南京政府处理张学良方针的同时，探明日本、苏联对事变的态度就显得非常重要。
12月13日，孔祥熙令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致电驻苏大使蒋廷黻，要其迅速了解苏联政府态度。同时，又电令驻日本大使许世英了解日本政府态度。孔自己则亲自召见两国驻华使节。孔祥熙后来回忆说：“余于十三日下午，已特召苏联代办来寓，告以西安之事，外传与共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故促其速告苏联政府，并转知第三国际注意。同时余又派樊光与日本喜多武官晤洽，并召须磨总领事到寓，告以日本政府应约束在华浪人，勿在此时再酿是非，使抗日情绪愈张，致启两国之兵戎。”(16)
苏联知道西安事变消息后，由于担心蒋介石被捉，将导致国民政府倒向日本，与日本联合以对苏，于自身利益不利，于是14日，就在其宣传喉舌《消息报》、《真理报》上登出社评，指出“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要求，包括对日宣战及联共事项。此项要求，仅属发动之烟幕，实际上为中国人民阵线之打击，及中国对外抵御之破坏。自蒋氏执政以来，中国已逐渐集中力量，显足表示其领导国防之准备与能力。张学良之反动，足以破坏中国反日力量之团结，不独为南京政府之危险，抑且威胁全中国(17)。1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再以特急电报致苏联驻华临时代办斯皮利瓦涅克，嘱其立即向孔祥熙或张群声明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立场：“苏联政府不但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络，且自满洲事变以来，苏联政府无论直接或间接，皆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关系，苏联政府与中国‘共匪’亦无任何联络，故对于中国‘共匪’之行为，不负何种责任。”(18)“中国的敌人造出下流的诬蔑之辞，说苏联政府似乎与西安事变有某种关系，而中国也有个别人和几家报纸重弹这种论调，苏联政府对此极表惊诧和愤慨，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希望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类诬蔑性谣言的传播。”(19)
日本方面得悉中国发生西安事变后，觉得日本此前在中国的侵略活动已经很多，声势很大，如绥远战事。此时如借西安事变再作其他动向，“将使中国全局有重大影响，欧美将极深注意”。因此，12月16日，日本首相、海相、外相、陆相会议决定，对事变“暂静观形势进展”(20)。同日，日本外、陆、海各局长开会决定，“对西安事件，严重监视其演变”，“此时对华经济机构，决有积极援助合作之必要。”(21)22、23两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又两次拜访孔祥熙，一再申述日本政府意向：“对西安事变决采不干涉方针。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22)。此时如“对华压迫，不啻为渊驱鱼，促成中国赤化”，并令日本军队在中国各线活动“全行中止”(23)。
苏、日两国政府的态度经蒋廷黻、许世英先后传回后，孔祥熙已认为“日本不致乘我领袖蒙难之机，加紧扰乱，或酿成其他事变”(24)。“苏联政府虽不心喜蒋公统一政府，而却更惧中国政府之联日，故于熟权利害之下，认释蒋为有利”(25)。西安事变已“不致酿成国际战争”(26)。至此，孔对外顾虑得到消释，可以专心在内部应付张、杨了。
三
“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仅是安定好民心，稳住地方实力派，摸清国际社会的态度还不够，还需要同张学良、杨虎城直接取得联系，在相互沟通中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只有这样，才能让张学良等放回蒋介石，圆满解决西安事变。为此，孔祥熙采取了“军事之压迫，政治之孤立，与感情之维系，同时并进”的方针。
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首先要劝说张学良接受适当方式释放蒋介石。在讯息不畅之前，孔祥熙12月12日接到张学良震电后，即回电张学良，肯定其做法“爱友爱国”。并认为张发动事变事出有因，“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吁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27)13日，孔在南京致电张学良，向其解释中央抗日之态度和蒋介石此前之做法，说明“抗日御侮，举国同心，中央同人，初无二致，惟虑倘无充分之准备，徒速国家之灭亡。”蒋介石对日本政策与民众的抗日要求，“仅有时间不同，决非宗旨之异趣”。希望张“持以审慎，借挽狂澜”。“兄等有何匡时至计，苟属有利国家，当无不可从长计议”(28)。劝张的同时，孔又把劝蒋介石的电文请张转交。电文中有“弟意任何主张，苟利国家，皆无不可从长计议”(29)。两电的词句相近，但孔向张学良直接表达了愿意协商的意思。
劝说之后，14日，孔祥熙致电张学良，正式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案。孔认为，扣蒋过久，将可能引起中国新的内战，也使张学良陷于“易发难收之境”。因此他以全家身命担保，要求张学良立即陪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不过，他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于是在电文中又提出了第二方案，“或先派负责人员二人南来，共谋解决方策，或由留陕诸公中一二人，如雨岩(蒋作宾)、翼如(邵元冲)等先随端顾问返京，以求解决之途径”(30)。孔祥熙这一提议发出后，由于通讯阻断，未能及时得到张学良的答复，情绪不免有点急躁。这在15日发给张学良的电文中就有反映。电中说：国民党中央“必不能久任吾兄空挟介公一人之质”，“为保持民族生存计，势不得不弃私情而取公义”。这就明确地告诉张学良，南京中央政府准备不考虑蒋介石的个人安全而采取自认为正确的行动了。当然，孔祥熙也知道，果真动武，将会“兵连祸结，徒损国家民族之元气”，“立招分崩离析之惨祸”。威胁归威胁，最后，孔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即要张学良亲自将蒋介石护送到太原，亲率中央负责同人前往会商，“则任何问题，当不难当面解决。”(31)16日，孔祥熙又将此设想电告阎锡山，请其电商张学良，先行护送蒋介石到太原，一切问题可在太原开会讨论。(32)
然而，孔祥熙提出的方案仍未得到张、杨的反映。在南京政府颁布讨伐令后，孔开始采取“军事政治，同时并举”的策略，态度亦趋强硬。17日，孔致电张学良说：“统帅既被劫持，而徒空言抗战，天下宁有此理!”“劫持领袖愈久，吾兄所负责任愈重”，忠告张学良“悬崖勒马，及此不迟”。(33)尽管如此，孔祥熙还是根据事态的变化，积极寻求新的解决办法。12月19日，孔祥熙根据蒋介石的停战手令，在私邸召集何应钦、宋美龄、居正、孙科、叶楚伧、宋子文、王宠惠开会，商议营救蒋介石办法，最后同意宋子文“用私人资格赴西安营救”(34)。20日，孔祥熙致电阎锡山，告以委托阎出面斡旋一事已得到居正、孙科、何应钦等人的同意，“中央同人现以全权托兄，请即负责进行，弟等愿为后盾。”(35)宋子文能顺利地飞往西安，孔祥熙从中出力不少。
其次，是劝说杨虎城，分化西北军。事变初，孔祥熙不明了杨虎城在事变中的作用，因而在12月13日单独致电杨虎城，说出了西安将领做法是“劫持主帅”，“不义之智”的话，希望杨能“动以情感，晓以大义”，“多方疏解”，当面说服张学良及诸将领放蒋(36)。15日，又托冯钦哉转致杨虎城一电，希望杨“能力劝汉卿悬崖勒马，导入正轨，护送介公安然回京”。如张做不到这一点，建议杨“为自身革命光荣计，亦宜另寻自处之道”，“俾介公安全归来，此尤为不世之殊勋。”(37)在得知杨与张联合兵谏的实情后，孔即改变策略，做起了分化杨虎城部下冯钦哉的工作。
冯钦哉部是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主力，时驻陕西同州(今大荔县)，与孔祥熙及门弟子樊崧甫部犬牙相错。孔、冯同为晋人，有桑梓之谊。孔祥熙想如能转电冯钦哉，“喻以利害，说其劝杨”，更好。如劝不了杨，能让冯按兵不动，不与中央军对抗，也行。主意既定，12月13日，孔即致电冯钦哉，望其在内部“设法疏解，祛除误会”。当樊崧甫电告冯部“拒受乱命，固守原防”消息后，14日孔又致电冯钦哉，要求“迅即设法疏解，俾事变早日弥消。”(38)冯钦哉接电后，即派人到潼关向樊表示“不受伪命真意”，“对匪军及奉军绝对打，对陕军任收容，不为中央后患”。(39)同时冯复电向孔表示：“吾兄爱党忧国，溢于言表，钦哉何人?宁敢落后。只希惠我南针，当即勉效驰驱。”(40)孔祥熙接电后，特派与冯有旧的张天枢赴陕西大荔，向冯密授机宜。19日，孔电告冯钦哉，已商同何应钦，决授他“渭北剿匪总司令名义”，该部军饷，也将由中央直接接济。(41)至此，经过孔、樊等人的工作，冯钦哉已完全倒向过来。22日，冯即派心腹陈立坚赶赴西安，劝杨虎城护蒋离陕。并在电话中向杨表示：他“一不作共产党，二不拥护小张，三不与中央军作战”。(42)
第三，发动张、杨故旧劝张释蒋，消弥事变。12月13日，孔祥熙致电阎锡山，以其“年德俱尊，众流仰望，汉卿对公向亦推诚”之由，嘱请阎“即电汉卿，促其反省，即日陪同介公南来”(43)。他致电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让商“速派妥员”，同既与商关系密切又是张学良部下的刘多荃联系，让刘“设法婉劝汉卿，使之觉悟”(44)。致电青岛市市长、曾与张学良久相共事的沈鸿烈，要沈飞电张学良，“动以情感，晓以大义”(45)。致电张学良部下、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于学忠，要于向张“痛陈利害，解释误会”(46)。致电参与张、杨联名通电的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望其将蒋介石“无日不作抗战准备，在准备未完，自不敢轻言启衅”的“胸怀代为剖白”(47)。14日，孔致电奉系旧人、时任第53军军长的万福麟，劝其利用和张的关系进行疏解，“汉卿别有困难，亦尽可开诚相告”(48)。15日，孔又邀前吉林省省长王树翰由北平来南京，让其与前东北军将领王树常联名致电张学良，表示愿入陕晤商。同时还让二王致电远在英国的于凤至夫人，请其率子女由英国电西安，劝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49)。16日，孔祥熙还致电时在重庆南渝中学任校长、与张学良“相知甚久”的张伯苓，请其“径飞西安，力为劝导”(50)。可以这么说，为劝说张学良早日释蒋，孔祥熙把所能发动劝说的人都找过了。
四
西安事变发生后，尽管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为和平解决事端而四处奔波，但主战派还是没有停止他们的活动。12月13日，何应钦以《元秘》、《元未》两电，分致各地军事长官，告以其“负指挥调遣军队之全责”，“中央各负责同志，意见尚未趋于一致，自念自身责任重大，一著之失，将沦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境。除尽力与孔副院长之政略配合以外，就军事而言，实不能不有通盘之规划”(51)。表明了他要坚持武力讨伐，“血洗西安”的主张。
孔祥熙知道，中央政府如对西安方面用武，不仅会使国家丧失元气，而且会使蒋介石政权垮台，更会使日本军队乘虚而入，南京政府为亲日派把持。这既不是张、杨发动兵变的本意，也不符合他们亲英美派的利益，是双方都不愿看到的结果。为此，孔祥熙决定设法阻止或左右主战派们的军事进攻。
12月12日，当中央军第79师师长樊嵩甫报告已率兵从洛阳进驻到潼关，向西警戒侦察时，孔回电要樊“安心应付”。13日，得知主战派开封行营主任刘峙已率军西进消息时，孔祥熙即致电刘峙，告诫他“现在中央对内对外，业已决定整个办法，绝不因一时事变稍(涉)张皇”(52)。言下之意，不要随便调动军队，擅自行动。14日，樊崧甫又致电孔，要求孔迅速决定整个部署，“俾有遵循”。而孔祥熙回电则要樊固守潼关，不要进攻。“有何续息，望即告知”(53)。嗣后，孔祥熙从樊崧甫处得到了许多前方军事情报，并据此与主战派加以周旋，尽量使军事进攻暂缓进行。孔这种插手军事行动的做法，引起了何应钦的强烈不满。何曾致电樊崧甫，说今后凡军事情报除向他及刘峙汇报外，“不准向任何人报告”。搞得樊崧甫直向孔祥熙抱怨，说何应钦对他“颇有闲言”，要求孔对“此后报告，请秘勿外宣”。(54)
12月15日，应宋美龄请求而去西安的蒋介石私人顾问端纳，由西安飞回洛阳，并向南京政府汇报了所了解到的西安情形。当得知张学良、杨虎城将出任西北军事委员会正、副委员长，布置部队准备抵抗中央军时，国民党中央于16日上午召开了第30次中央政治委员会议，通过《关于讨伐张学良之决议》，决定颁发《讨伐令》，委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本”(55)。17日，何应钦即通电就职，调遣大军开进潼关，并派空军一部在渭南县城和铁路车站狂轰滥炸。
孔祥熙虽同意颁发讨伐令，但其用意与何应钦略有不同，他的目的只是要政治与军事同时并举，用适当的军事压力迫使张、杨早日解决纷争。12月24日，孔祥熙在致韩复榘、宋哲元的电文中就把他当时的意思说得很清楚：“至于讨伐明令，原为明是非，别顺逆，平军民之公愤，示胁从以坦途。而军队调遣，尤在促汉卿之觉悟，防‘共匪’之猖獗，使政治之途径顺利进行，和平之解决早日实现”(56)。12月17日，孔祥熙发表广播演说，说蒋介石“是我们中国惟一领导者”，几年来“只知有民族不知有个人，领导全国，死里求生”，把“一个纷乱的国家，改造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蒋介石已是我们中国的“救星”，危害蒋介石，“就是危害我中国国家，危害我们整个中华民族。”(57)他这番话，既是说给张学良、杨虎城听的，也是警告主战派不得借机危害蒋，置蒋于死地。
就在何应钦实施讨伐令的第二天，蒋鼎文从西安带回来了蒋介石的停战手令和张、杨解决陕变的意图。何应钦见此，不得不宣布暂停轰炸，停止军事行动。孔祥熙知道张、杨兵谏志在抗日，无意杀蒋，背后也无共产党插手的情况后，决定要暂时稳定停战局势，并派人到西安营救蒋介石。12月19日，孔祥熙在家中召集何应钦、宋美龄等人开会，决定自即日起“准许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养日)暂行停止轰炸”(58)。孔祥熙又一次延缓了何应钦的军事进攻。后来宋子文到西安与中共周恩来及张学良、杨虎城经过多次商谈，事变终于在大家都能接受的条件下得到和平解决。
综上所述，孔祥熙采取的种种措施，目的只是促张、杨主动放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至于为何采取和平解决方针，孔祥熙在1937年2月4日致蒋介石的电文中已有表述：事变初起时，“京中同志激于义愤，当时有一部分主张胁以军威，用机轰炸，弟等因知叛部分子复杂，诚恐若起变动，铤而走险，危及我兄安全，关系党国前途太巨，坚主对彼等责以大义，晓以利害，动以感情，俾能早日和平解决”。(59)况且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主旨是停止内战，抗日救国，这也是孔所能接受的。12月13日，孔祥熙在南京联席会上曾明确表示“张联共抗日可商”(60)。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孔祥熙才将和平解决的主张贯彻始终。西安事变能在短短15天内和平解决，使国民政府确立了联共抗日政策，除了国民政府内亲英美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及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外，孔祥熙在事变中积极斡旋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他的表现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作者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邮编：210061)
①《何应钦将军九五纪念纪事长编》(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4月版，第494页。
②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台北)1983年3月版，第117—118页。
③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7页。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⑤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16页。
⑥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25页。
⑦周开庆编：《刘湘先生年谱》，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5年版，第144—145页。
⑧杨天石：《孔祥熙所藏西安事变期间未刊电报》，载《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9页。
⑨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34页。
⑩刘百川编：《蒋委员长西安蒙难记》，上海汗血书店1937年3月第9版，第10—11页。
(11)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334页。
(12)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笫346—347页。
(13)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载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14)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4日。
(15)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17页。
(16)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26页。
(17)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29—130页。
(18)刘百川编：《蒋委员长西安蒙难记》，上海汗血书店1937年3月第9版，第174页。
(19)《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9卷，第670页。转引自李嘉谷著《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20)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26页。
(21)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27页。
(22)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27页。
(23)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28页。
(24)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28页。
(25)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32页。
(26)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32页。
(27)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17页。
(28)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410页。
(29)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411页。
(30)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412页。
(31)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419页。
(32)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423页。
(33)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425页。
(34)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436页。
(35)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440页。
(36)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408页。
(37)《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71—72页。
(3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65页。
(39)《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65页。
(40)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37页。
(41)《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66页。
(42)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39页。
(43)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53页。
(44)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22页。
(45)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23页。
(46)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124—125页。
(47)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408页。
(48)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413页。
(49)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425页。
(50)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420页。
(51)《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第497页。
(52)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409页。
(53)《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65页。
(54)《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67页。
(55)《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60页。
(56)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453页。
(57)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第340页。
(58)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页。
(59)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461页。
(6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