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的西北群众统战工作
刘凤琴 刘 滢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群众统战工作，促进了西北抗日大联合的形成，奠定了西安事变的群众基础，对于促进全国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12月，依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结合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变化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在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为了首先建立西北统一战线，进而促进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1936年初，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等20位红军将领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号召东北军将士“抛开过去的一切疑虑误会，来首先响应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抗日号召”。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又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制定了争取东北军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及办法。该文件指出：“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我们的目的是在争取整个东北军，所以我们在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应该是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并指出：“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工作。党的支部干事会就是这一工作的领导者。……经过党的支部动员所有当地群众、妇女、儿童、游击队、赤少队去进行工作。区委、县委、省委都应该有专门的人或委员会(如省县)负责进行工作”。下层统战工作，就是群众统战工作，它是一种最深入、最广泛的统战工作形式。
国家的基础在民众，军队的基础在士兵，为了使群众统战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地开展，首先在西北苏区建立了一整套群众统战工作的领导机构。在中央、省委设立有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县设工作委员会或特派员。这些委员会是流动性的，以一定的部队为对象，部队转移时，也随之转移。在东北军、西北军驻扎的重要地点，设有专门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办事处。办事处受地方党组织的直接领导。组织简单灵便，人员精干可靠。如设在甘泉高哨的一个办事处，主要是作驻扎在甘泉的东北军的争取工作，其成员由三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华与红大毕业的原三个被俘的东北军军官组成。在东北军经过之地或两军驻扎的交界处，还设立有东北军接待站，专门接待进入根据地的东北军官兵和我方过往的工作人员。如1936年5月，东北军一○五师、一一七师由延安出发向东行进时，延安县政府立即在青化砭、林坪、蟠龙设立了接待站。
其次在各级领导机构建立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宣传、动员、组织工作，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启发广大群众开展统战工作的自觉性，动员、组织了一支极其广泛的群众统战队伍。他们利用各种形式、各种机会开展群众统战工作。
第一，发动攻心战，开展了广泛的宣传、鼓动、感化和争取工作。在东北军与西北军所到之处，大量地张贴标语、印发传单及宣传材料，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当时编印、散发的《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两本小册子，文字简明生动，说理透彻有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时，政府还号召“凡在白区有亲戚朋友的同志，都至少每月要写一封信给他们。信内除写自己的事情外，要写党与苏维埃的抗日讨卖国贼的主张，苏区的情形(红军胜利、政治制度、生活状况、经济建设等)”①。陕甘苏区的群众积极地响应了政府这一号召。他们还通过与东北军、西北军官兵的直接接触，以行动去感化、争取他们。如东北军每到一个村庄，老百姓就把院子和道路打扫得干干净净，主动与他们接触，在生活上帮助他们。通过拉话拉家常的形式，加深他们思念家乡、怀念亲人的情绪，进而争取他们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第二，开展交朋友活动。组织红军战士与东北军下级官兵联欢、交谈等多种形式的往来，加强相互了解。同时，发动红军战士、政府工作人员及老百姓与东北军、西北军士兵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的亲属交朋友。通过交朋友活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如党的政府工作人员路志亮曾与富县县长的太太交了朋友，通过这位县长太太，做了许多统战工作。
第三，释放经过教育的俘虏，通过他们扩大宣传范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西北红军一起，在军事上给东北军以有力的打击，并俘虏了数千官兵。对于被俘的东北军官兵，红军一律给予优待，并为他们举办了训练班，让其学习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及抗日主张，然后发给路费，送还原部队。如先后释放了在直罗镇战役中俘获的数千东北军官兵，羊圈原战斗中被俘的一营东北军官兵等。这些释放的东北军官兵回去后的现身说法，对瓦解、动摇东北军、西北军剿共的决心起了很好的作用，有的还成了双方往来的牵线人。如羊圈原战斗俘虏的一位东北军营长，释放后便成了红军同东北军一○七师交往的联络员。1936年2月，红军东征时，还主动将甘泉县城弹尽粮绝的东北军一二九师的两个营解围，并组织群众夹道欢送。使东北军广大官兵从红军的实际行动中，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消除了戒备心理和对立情绪，增强了彼此的了解。
第四，在红白交界处设立集市，通过贸易，加强往来，增进了解。1936年初，延安和甘泉县城分别为红军所围困。被围困的国民党军队发生了严重的物资困难。红军便在甘泉的北河口及延安城周围的川口、枣园、裴庄、柳树店等设立集市，组织群众出售柴、蛋、肉、盐等生活日用品。群众在贸易中，主动与东北军士兵交谈，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同时，在集市上还专门设立了宣传抗日的图书阅览室。开始，东北军只派专人上集市采购，接着便是三三两两地化装出现在市场上，后来便成群结队地公开来赶集。
第五，双方在广泛接触的基础上，互派代表进行谈判，签订秘密协议，实现局部停战。在不得不发生“战斗”时，亦能互通情报，达成谅解。对于蒋介石驻东北军中的政训处特务，双方均加强防范，相互往来尽量避开他们的眼睛。万不得已时，用打假仗迷惑他们，使双方的真实意图不被其过早觉察。
1936年2月，驻延安的东北军同围城红军经过谈判，达成了九项协议：一、双方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的原则下立即停止互相进攻；二、划定离城五里内为城防区，五里至十里内为中立区，十里外为苏维埃区。除桥儿沟为保护飞机场由城防司令部驻扎外，双方武装部队均不得在中立区活动；三、中立区内军民自行组织抗日救国会、维持治安，双方均不得干涉；四、双方居民与中立区居民之间互相有争论时，由中立区组织调解委员会调解之；五、在柳树店、枣园设立公共市场，双方军民人等均可自由贸易。由苏维埃政府组织贸易管理及票币兑换处，市场内完全使用苏票，持国币者须兑换后再行交易使用；六、由苏维埃区内动员人民到市场卖米、盐、柴炭，保证供给城内军民所需，物价在交易时自由谈判；七、定约后双方逃兵罪犯，须互相交换回原管部属。如民间隐匿不报，无法追查者不在此列；八、双方负责人可写介绍信派人到约定之接洽地越境公干，但红军进城时不得穿红军制报；九、本协定用汉文复写两份，双方各执一份，除双方负责人知晓外不得向外宣传。暂不定期，如某一方欲宣布无效时，须预先通知。
自协议签定后，统战工作日益开展，红军围城司令部即行取消，并在东西两个市场设立了苏维埃政府办事处。同时，中宜县政府也同驻扎在富县的东北军一○七师谈判达成协议，规定：“东北军和红军互称友军，应在各自管辖区域内活动，如双方军队或武装人员相遇时，都应主动脱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如要开枪，枪口向上，不得瞄准目标伤人；其次在边境上设立集市进行贸易，双方人员不准携带武器；可以在市场上自由贸易交换购买所需物品，双方对通过集市进行贸易来往商人允许通行，负责保护，并成立集市贸易委员会，由双方派员组成等。”②
由于局部统战局面的形成，自直罗镇战斗后，红军同东北军的大型军事冲突基本没有发生。为了迷惑蒋介石安插在东北军中的特务，东北军即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向红军进攻，也都事先派人员通报消息，使红军能够事先有所准备。双方接战时，枪口朝天。如1936年5月，东北军一○五师、一一七师、一二九师奉命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部队向北推进，要经过桥扶峪到延安。这一情报，在一周前，就由一一七师师长派副官通知了苏维埃甘洛县区政府，使其从容地作了安排。东北军行动的当天上午，甘泉驻军又派人通知说：“队伍今天下午从甘泉出发，进抵高哨，明天继续前进”。为了迷惑蒋介石的特务，红军便假戏真演，布置独立营在几个地方进行了“阻击”，对方也拉开阵势作了正面“攻击”，这种“佯阻”、“佯攻”一直搞了六七天，直到东北军进了延安城。
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不仅成为友军，停止了内战，互相建立了政治上的往来，而且在军事上还进行了很好地配合。如为了东北军在政治上的需要，我们将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主动出让给东北军。1936年底，东北军主动撤离延安，使延安得以和平解放。至西安事变前夕，西北地区的局部统战局面基本形成，这不仅解除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在西北的后顾之忧，而且这种统战局面的形成，在实际上已成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一个可靠的依托。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军立即奔赴西安周围，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军与西北军，使何应钦的中央军不敢贸然来犯。
革命导师列宁曾指出：“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③。动员群众，依靠群众进行革命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西北群众统战工作的意义是采用最深入最广泛的形式，用群众的力量，自下而上地作用于上层、影响于上层，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建立，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在政治上、思想上作了充分的准备，奠定了群众基础。
(作者单位：延安市委党校、延安革命纪念馆《圣地》编辑部；邮编：716000)
①《红色中华报》1936年11月30日第1版。
②《革命史资料》1982年第6期，第94页。
③《列宁全集》第31卷，第117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