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述略
周 毅
西安事变前，中国共产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是上层和下层同时进行的，通过下层统一战线的开展，推动上层统一战线的发展，抓住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就能把握全局。那么，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始于何时?又是怎样开展的?其结果如何?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一简要叙述，就教于专家学者，请给予补充和指正。
一、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
1934年底，红25军西征到陕南后，建立了鄂豫陕根据地。1935年4月20日，蒋介石命令东北军67军等部入陕，向红25军发动“围剿”。9月13日，张学良正式飞抵西安，指挥对红军的“围剿”。10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蒋介石、张学良为西北“剿总”正、副司令。张学良把东北军67军、57军、51军、骑兵2军、独立105师等部都调入陕甘。10月1日，在部队调动过程中发生的劳山战役，东北军67军110师被红25军全歼。10月25日，东北军67军107师619团，在富县榆林桥被红25军全歼，团长高福源被俘。11月21日，东北军57军109师，在直罗镇被红军全歼，在追击中又歼灭沈克106师一个团。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军被红军歼灭近3个师。红军在给东北军严厉打击之后，根据东北军的具体情况，开展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其争取工作主要是对俘虏兵和下级军官的争取。直罗镇战役后，1935年11月21日20时，毛泽东在给叶剑英、杨尚昆的电报中说：“俘虏官兵二千余人，本日在桃花石与直罗镇之间魏家湾一带宿营，请即刻动员司令部、政治部、上干队人员前往接收。指定毕士第为补充师长，立即编成师，解决给养，进行政治工作，清查官长。该师应开至张村驿”。这说明把俘虏的109师的官兵编为补充师，进行教育争取过来，为我所用了。
25日7时，毛泽东在给聂荣臻、林彪的电报中又提出了新的精神，开始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电报中称：“速放俘虏官数名与沈克办交涉，如同意反蒋反日，则允许日后人枪如数退还”。在另一封电报中明确了对106师的基本方针。电报指示说：“用积极诚恳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无论沈克有无切实回答，一军团准备撤回”。即解除对沈克106师的追击和包围。
11月26日，毛泽东以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名义致电东北军57军军长董英斌要求联合抗日，并提出3个条件：1.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不打东北军；2.东北军各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都愿与之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3.红军优待东北军被俘和负伤军官。
1936年1月25日，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发表的《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士兵书》中说：“红军诚恳的向你们提出，只要你们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我们愿意同你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不论哪一派军队，不论一师一连一排，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和苏维埃区域，我们——抗日救国的主张都一律欢迎同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中共中央对东北军政策策略的改变，意在争取东北军广大官兵共同抗日反蒋。除发动宣传攻势外，也采取了具体的行动。1935年12月15日，毛泽东以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名义公开发布[新字第2号]命令，改变了对富农的政策，宣布对富农“只没收其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及财产，其余均不没收”。对守法的富农，政府“保证其工商业及雇用劳动力自由”。这一政策的转变，无疑扩大了团结面，缩小了打击面，有利于争取大多数。对东北军也采取了新的行动。直罗镇战役后，东北军67军有3个营被红军围困在甘泉城，由彭德怀亲自指挥，杨得志、贺晋年两师围城。12月20日18时，毛泽东在给彭德怀万急电报中说：“即告克农通知后方我军已解甘泉之围，并可接济粮食柴火，同时将在济生镇、段仙子之我军撤退，表示愿与东北军共同抗日反蒋之诚意”。还说：“甘泉慰劳及争取其抗日，要省委继续去做”。东北军67军129师3个营和108师参谋长张文清被红军严密包围在甘泉城达一个多月，给养柴草全部断绝。他们同意不打红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后，红军才解甘泉之围。这是中共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的初步胜利，也是与东北军下级官兵签订的第一个联合抗日的停战协定。
二、中共对东北军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对东北军开展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亦即争取工作应该说是贯彻、落实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共产国际“七大”决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七大”闭幕后，先后派张浩(林育英)、阎红彦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1935年11月21日，即直罗镇战役时期，毛泽东在前线指挥作战，张浩回到瓦窑堡见洛甫报告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并带回了密码。直罗镇战役后，于1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了3天会议，统一了认识，制定了政策，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打下了基础。1935年12月19日，毛泽东给彭德怀万急电报中说：“政治局会议开了三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形势及任务)讨论定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彭德怀当时在指挥围攻甘泉城，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1936年1月1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当时随红四方面军活动)的电报中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又说：“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战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确立，也是开展东北军上层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1935年11月30日之前还没有确立这种思想。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的干部大会上，作直罗镇战役的总结报告中还强调，准备打4次反“围剿”战役，并指出：阎(锡山)、张(学良)“是我们当前的两个主要敌人”。
在此期间，彭德怀把被俘的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派出作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首先说服被围在甘泉城的3个营，争取了他们联合抗日。接着把高福源派往洛川去说服67军军长王以哲和东北军的统帅张学良，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张学良、王以哲同意中共的主张。1936年1月15日派高福源回到彭总部，要求与红军主要代表商谈。彭德怀向中央报告了有关情况，毛泽东才于1月15日20时致彭德怀电报中指示：提出谈判条件，交换密码，同意彭德怀与王以哲见面。1月16日15时30分，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指示：代表从前方选，并问“高福源是何人?立复，何时派出去的?现其表现如何?能力如何?盼告”。这时中央才知道高福源在沟通东北军的上层，并肯定了彭德怀的作法。1月1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另封电报中指示：“政治决议案收到否?即刻印刷。高福源、伍修权去洛川一带给王以哲等看。”毛泽东这里指的政治决议案，即是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案，把这个决议案给王以哲、张学良看，是让他们了解中共的主张。紧接着中共派出李克农为代表于1月19日到洛川，20日与张学良正式会谈。1月21日12时，李克农致电毛、周说：“甲，与张谈三小时，据谈同情国防政府颇不乏人，如我方果能站在诚意方面，颇愿奔走”；“乙，为着日前秘密及本身环境将取消极态度，并应两方各原划作疆界，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同时双方交换了密码，确定了代号。张学良为A111、彭德怀为A222、毛泽东为A333、李克农为A444、王以哲为A555、高福源为A666。2月19日，双方电台正式开通。这次会议初步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战的协议，也为红军东渡黄河北上抗日建立了稳定的后方。
2月25日，李克农应邀第二次到洛川，因张学良有事在南京未回，先与王以哲会谈，并达成了与东北军67军口头停战协议，双方约定于3月5日生效。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返回。4日，飞抵洛川与李克农会谈。会谈中张学良提出一些问题，听取了李克农的解释，并约定中共派负责人与他再谈，这样才有4月9日的张、周会谈。这次彻底会谈具有历史意义，解决了张学良思想上的两个主要问题。1.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张学良建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周恩来答应了研究他的意见，“五五”回师通电中就取消了反蒋的口号。2.苏联是否真正支持中国抗战的问题。周恩来给予了肯定的答复。解决了张学良思想上的这两个问题，他才和红军密切合作，从此着力做抗战的准备工作。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7人在给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张国焘等人的电报中就有“红军与东北军取得密切合作，与杨虎城、邓宝珊亦有联系”的话语。
1936年6月，张学良、王以哲被吸收为中共党员。7月15日，共产国际只批准了王以哲，没有批准张学良，但中共一直以对待党员的态度对待张学良。1936年8月9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4人联名给张学良写一封长信，谈了17个问题。信中开头就称“李宜同志”，这是张学良与红军联系的化名，这几个问题的核心是双方配合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在9、10月间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发动抗日局面。后来红军和东北军的一切军事部署都按这个精神办理，双方进入了实质性的合作阶段。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与张学良代表红军和东北军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计8条。其中二条三款中规定：“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尽管后来爆发了划时代的西安事变这一突发事件，在“二·二”事件前，红军与东北军还是沿着这个《抗日救国协定》轨迹前进的。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达到这种程度，说明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成功和卓有成效的。
三、几点经验和教训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范例，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深刻的历史教训可以总结。我的愚见有以下几条：
1.统一战线工作必须有强大的实力作后盾
1935年10月1日至11月20日，红军在陕北展开三大战役，歼灭东北军近3个师的兵力，俘虏了大批的东北军官兵，刹住了东北军的威风，这时开展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才最为有力。
2.作到知己知彼才能有效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红军在三大战役俘获大批东北军官兵，之后把他们编成了补充师，并在瓦窑堡开办了白军军官训练班，开展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这样才了解到广大东北军官兵在思考什么，我们才能有的放矢地作思想政治工作，开展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比如优待俘虏，尊重他们的人格，这是我党的一贯政策。但在优待的同时如何开展政治工作，就需有针对性。我们了解到东北军不愿打内战，都想抗日复土，打回东北老家去。所以就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军愿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收复失地”。正如张学良在台湾讲的那样，这些口号实在是攻他的心。红军不只宣传，而且实际去做，就使对方心服口服。只要争取工作有针对性，统一战线的工作就能取得实效。
3.必须有一批政治觉悟高、政策性强的精干队伍
红军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是在大政方针确立以后，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在与东北军对峙的前线各县成立了“东工委”，下设若干办事处，开展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由于统一战线工作取得成功，才在前线上形成了奇特的战线，白天打仗，枪往天上放，夜晚双方开展联欢活动。我党的统战工作队伍是整齐的，人员是精干的，政策策略是正确的，所以才能取得可喜的成果。
4.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必须在广大党员群众中扎根，才能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押。1937年2月2日，在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可悲的“二·二”事件，一批共产党员和左派年轻军官枪杀了中共特别党员、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搞垮了“三位一体”大联合，瓦解了东北军。之所以发生这样亲痛仇快的事件，就是因为党的统一战线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上层和下层的统一战线思想未被基层一些党员所认识、所接受，才会出现排斥、枪杀高级将领的事件。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亦是非常沉痛的。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历史系，沈阳；邮编；110036)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