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中共对东北军被俘官兵统战工作述论
陈 钊
1935年秋冬，红二十五军、中央红军长征先后到达陕北，参加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在历次作战中，累计俘虏东北军官兵达万余人。由于中共实行了正确的俘虏政策，这个庞大的群体对“三位一体”的形成乃至西安事变的爆发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一
1931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近30万东北军几乎毫不抵抗便撤到关内，东三省尽数沦入敌手。长城抗战中，东北军一部也曾奋勇杀敌，但也是浅尝辄止，不久便被蒋介石调到鄂豫皖“围剿”红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东北军又被驱使尾追而至。“东北军绝大部分官兵虽怀有抗日的愿望与追求，但因受蒋介石反共政策的胁迫，而加入‘剿共’行列。”①起初，他们想尽快“剿灭”了共产党、红军，然后去收复家园。然而事与愿违，从1935年10月底到11月底，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东北军三战皆败，丧师二师有余。这一连串的惨败，使背井离乡、亲自感受到国破家亡痛苦的东北军广大官兵，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对蒋介石驱使他们打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表示强烈不满。
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有个发展演变过程。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组成下层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卖国政策。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表对日战斗宣言，正式宣布对日作战。1933年1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声明，愿意在停止进攻苏区、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同国民党任何军队订立抗日协定，共同抗日。但因种种因素，这些主张并没有实施，粉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仍是中共、红军的首要任务。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不断加深，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其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标示着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出现实质性转变。1935年12月底，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确立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中共开始调整俘虏政策。
二
从1935年10月起，不到两个月，红军连战连捷，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战成建制歼灭东北军二师余。但是自1979年申伯纯的《西安事变纪实》出版以来，对三战歼敌、俘敌的具体数字一直众说纷纭。在论述中共对东北军俘虏的统战工作之前，对这一群体的大致规模作一勾勒显然是必要的。
关于三战歼敌(包括毙伤俘——下同)总数，典型的说法是“将近三个师”②。张魁堂则认为“经过这三个战役，东北军在不到三个月内，建制部队被歼”灭2个师、2个团又1个营，实际损失的兵力几乎是2个完整师③。还有人认为“歼灭了东北军两个师又两个团”④。那么，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时任一一○师六二九团第一营营长的周祖尧在回忆劳山战役时说：“十月一日晨，何立中率部(欠六二九团的五个连)由延安而下。经过三十里铺时，他把李东坡的六三○团留驻该地”，“不能不作好戒备”，以防红军设伏。行军序列是“六二八团为前卫、中间是何立中和师直属队，再后边是六二九团(欠五个连)”⑤。战役结束，“一一○师除六三○团在三十里铺，六二九团的五个轻装连在甘泉城以外，其余的好几千人马，全部被红十五军团歼灭了”⑥。
劳山之役后，东北军六十七军以一○七师六一九团并六二一团一个营，由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指挥，打通延安到甘泉的交通线。头天到达目的地榆林桥，次日拂晓，立足未稳即被红十五军团全歼。申伯纯亦有同样记载：“根据得到的情报表明，在甘泉南数十里的榆林桥镇，驻有东北军一○七师的四个营和六一九团团部，团长高福源，是东北军的主力。……天亮时，战斗结束，东北军的四个营全部被歼。”⑦
1935年11月，东北军五十七军为解六十七军甘泉之围和解决自身给养，由甘肃合水驻地向陕西富县一带运动。牛元峰一○九师在前，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又拨一一一师于一凡的六三二团临时配属一○九师作战。到直罗镇后，牛元峰命令于一凡团归还原建制。故红军包围的为完整的牛元峰一○九师。战役结束时一○九师全军覆灭⑧。同时红军打援部队在黑水寺歼五十七军一○六师一个团(六一七团)。《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说：“直罗镇战役，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⑨
综上所述，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个歼灭战歼敌：一一○师师部，六二八团全部，六二九团(欠五个轻装连)；一○七师六一九团全部，六二一团一个营；一○九师全部，一○六师一个团。东北军五十七军、六十七军所辖均为丙种师，编制为每师三团，师部有通讯、骑兵、炮兵、辎重等五个连；团有三营，团部有迫击炮连、平射炮连、通信排；营有步枪三连，重机枪一连；连有三排⑩。由此可知，三战东北军被歼之数，从编制上讲是两师两团一营，实际损失人数是两师一团(欠一连)。
三战俘敌总数，一般都沿袭申伯纯的说法：“被俘的官兵有数千之多”(11)。事实上要多些。劳山战役“东北军第一一○师第六二八团、六二九团(欠五个连)及师直属队全部被歼。……俘敌团长裴焕彩以下官兵3700余人”(12)。榆林桥战斗“俘敌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13)。直罗镇战役“毙敌师长牛元峰以下官兵1000余人，俘5300余人”(14)。总计三战俘敌在10800人左右。
面对这样庞大的俘虏群(当时陕北红军不足15000人)，如何处理是很棘手的事情。中共根据新的形势，适时地继承和发展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俘虏政策。
一、认真执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待俘虏政策。对被俘官兵一个不杀，不准搜腰包和没收他们的私人财物，更不准打骂虐待。伤兵都得到精心护理。俘虏的食宿待遇同红军一样，甚至红军有时还把好房子、好窑洞、好食物多分些给俘虏。瓦窑堡白军军官训练班的学员“每人每天菜金6分(红军战士每人每天3分，羊肉去骨5分1斤)、津贴费和红军一样，每人每月3—5毛，发给每人一件白茬羊皮袄。”这使他们亲自感受到红军对东北军和国民党对东北军的待遇“判若两途，十分鲜明。国民党兵每人每月至少发7元津贴，而给东北军的战士每月只发3元零9分；国民党军队按月发饷，而给东北军每年只发10个月的饷。”通过对比，他们认识到红军好，“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抗日救国”(15)。
二、针对东北军俘虏的特殊心理状态进行政治教育。将被俘东北军军官、政训、特工人员集中在瓦窑堡，成立“瓦窑堡白军军官训练班”。邓颖超、博古亲自给他们讲课。1936年元旦，周恩来邀请他们参加阅兵式，并在讲话中号召东北军与红军携手共同抗日。春节期间，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在瓦窑堡举行春节聚餐会，欢宴被俘东北军军官。毛泽东在致词中指出：只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才能挽救民族危亡。这些被俘军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在思想上也相应起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纷纷表示热烈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16)。
对被俘士兵则通过举办培训班、与红军联欢等形式，向他们讲述红军是什么人的队伍，为什么要革命，东北军怎样打回老家去，什么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辅之以救亡演出，激发他们的抗日激情。这些措施适应了亡省亡家、抗日情绪强烈的东北军官兵的心理状态，满足了他们的情感需求，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共鸣。
三、对重点人物重点教育。被俘的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曾就学于北京大学。后投笔从戎，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深得张学良和王以哲的赏识，被王誉为“有胆有识的好军官”。在瓦窑堡的白军军官训练班，高福源被选为班长。上级发给他们材料，让他们学习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救国纲领。“所发材料，高福源都感到特别新鲜，往往一口气读完，尤其共产党‘八一宣言’，他贪婪地连续读了许多遍。”(17)后来，红军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高福源送到甘泉道左辅红军总部，由负责总部的彭德怀亲自作他的工作。这时，高福源已认识到中共的抗日态度是真诚的。但对共产党抗日仍有一些疑问，最主要的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怎样结合?彭德怀采取民主讨论的方式，同他谈了两天一晚，打消了他的最后一点疑虑。于是，高向彭建议“张学良、王以哲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18)，并自告奋勇回去作张的工作。高福源在党的耐心教育下，最早成为西北“剿共”战场上张学良、王以哲和共产党之间的信使。
四、成建制释放被俘东北军。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东北军骑兵三师和骑兵六师的四个骑兵团，在骑六师师长白凤翔指挥下，从甘肃尾追而来。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在吴起镇切掉这根“尾巴”。10月21日上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中央红军一举歼灭敌骑六师一个团(十七团)，击溃其余三个团，俘敌六七百人。“毛主席和彭德怀为了利于争取东北军，决定把全团人马、枪支全部送还了东北军。连董团长也释放了回去。”(19)这是一个新的策略，在红军以前的反“围剿”斗争中是没有的。
三
经过短期培训、教育，被俘的万余东北军官兵已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相当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认同了这一政策，对这些俘虏，红军采取去留自便的政策，是愿意归队还是参加红军，由自己决定。愿去者，每人发3元路费，连家属都护送回去；思想进步而又没有牵挂的士兵和少数军官佐都纷纷报名参加红军；一大部分军官佐和一部分士兵则报名愿意回原部队去说服更多的人同红军合作抗日。
那么这万余人究竟回去了多少?王炳南回忆说“释放了东北军几千俘虏”(20)，吕正操则说“先后释放回去了两千多人”(21)。实际恐怕不止“两千多”。按吕的回忆，尚有至少7000余名俘虏不知去向。回老家是不可能的，亡省亡家，家在何方?而且其时东北军不仅中下级军官把眷属带到陕西，甚至“伙、马夫带眷属的也很多”(22)。回家即是回东北军驻地。参加红军?最有可能动员俘虏参军的时期是东征(1936年2月)。东征前夕“争取了2000多名俘虏兵参加红军”(23)。那么还有5000俘虏，他们哪儿去了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没有全部加入红军。如果全部加入，最大的可能是西征前夕(1936年5月，此后则不可能，因为以红军根据地微薄的财力是无法长期供养这么多“闲人”的)。则东征时扩红8000余(24)，只这两部分红军已超过13000人。西征时红军第一方面军约14000人左右，而东征出发时部队有13000上下(25)。也就是说，如果有这5000余俘虏全部加入红军，东征出发时的13000人要消耗殆尽。事实并非如此。所以被释放的东北军俘虏在2000以上7000以下。
这些俘虏回到部队后为中共争取东北军乃至促成西安事变的爆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高福源。1936年1月，高福源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洛川，准备说服张学良联共抗日。一番试探之后，两人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最后张学良说：“你谈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26)这次会谈直接促成了张(学良)、李(克农)会谈。中共中央开始与张学良直接对话，双方踏上了联合抗日的快车道。在此之前，虽然双方都已有意接触，却找不到恰当的途径，高福源以无畏的勇气开辟了这条途径。
其他俘虏返回部队后，大部分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张学良、王以哲知道底细，下令凡回来的人，一律不加审问，回原部队工作。”(27)但一一○师、一○九师的番号已被取消，不少被俘军官回来后无法安置。他们的部队没有了，住居吃饭都成了问题。于是只好探亲访友，暂时寄寓在朋友的部队里。各部队的官兵，对于被俘归来的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老长官、老部下也纷纷进行慰问和招待。在这样熙熙攘攘的往还中间，主要谈的是陕北情况。这其中固然还有比较顽固死硬一些的人，仍然坚持其反对共产党的说法，说共产党宣传的那一套是假的；但绝大多数却是在当着红军的义务宣传员，讲红军的俘虏政策，红军的抗日政策。他们的现身说法是最能使人信服的。不经意间，红军的主张已深入人心。后来，军统特务、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牵头办了一个军官总队，企图对被俘归来的军官“再教育”。结果适得其反，“即就是原来比较顽固、死硬的一些人，也感觉国民党这一套做法不会替他们找到前途。”(28)
总之，在中日民族矛盾加剧，民族危灭的紧急关头，针对东北军的实际状况，中共适时调整了自己的俘虏政策，以举凡训练班、联欢文艺演出、个人谈心、成建制释放等种种形式，对之进行创造性的运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东北军由“积极剿共”，到“消极剿共”，直到“明剿暗通”，最后便是“积极兵谏了”。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西安；邮编：710069)
①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第41页。
②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16页。
③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130页。
④西安事变研究会编：《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第238页。
⑤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13页。所欠五个连(第一营第二营各两个步兵连，第三营一个步兵连)由第二营营长陈镇藩率领到甘泉接运自西安运来的棉被，入城即被围。参见上书第12页。
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5页。
⑦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9—10页。
⑧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36—41页。
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197页。
⑩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34页。参见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2卷)，中华书局1991年6月第1版，第244页。
(11)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6页。
(1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69页。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192页；张魁堂：《张学良传》，第129页。
(1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第169页。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193页；张魁堂：《张学良传》，第129页。
(14)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第179页。参见郭宇：《陕西民国战争史》，三秦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第455页。
(15)张德良、周毅：《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339页。
(16)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1版，第19页。
(17)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49页。
(18)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209页。
(19)刘培植：《关于党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的回忆》，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第149页。
(20)王炳南：《关于“西安事变”》，见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内刊)，第271页。
(21)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第42页。
(22)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第76页。
(2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第187页。
(24)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第200页。
(25)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第187页。参见力平等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34页。
(26)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37页。
(27)王炳南：《关于“西安事变”》，见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内刊)，第271页。
(28)米暂沉：《杨虎城传》，第84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