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安事变对青海的影响
孙欲声 赵海青
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国内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的新时期开始了，国共两党走上了第二次合作的道路。这件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给青海也带来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我党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创造了条件；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青海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马步芳集团的政治态度不得不有所改变。
一、西安事变与西路军的营救
西安事变发生后，整个局势处在瞬息万变的激烈动荡中。西路军正在永昌地区与顽敌展开英勇的搏斗。西安事变的爆发完全出乎我党的预料。当时我党的处境十分艰难，我们与友军联合造成的西北抗日局面的计划，因蒋介石亲临西安力主“剿共”而无法实现。加之，陕、甘、宁边区的数十万红军，在敌人重兵封锁下，缺衣少粮无法过冬，不得不准备进行新的战略转移。事变发生后，全局改观，中央遂决定放弃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的战略转移计划，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前往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处理善后事宜。同时，中央令一、二、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关中地区，策应友军迎击何应钦的讨伐军。
西安事变使西路军指战员一片欢腾。永昌城内锣鼓喧天，大家一致向党中央提出八点建议，广大指战员殷切期望利用西安事变的有利形势，尽快造成西北和全国的抗日局面。从此，西路军的战略任务主要是策应河东形势的变化。事变之初，党作了两手准备，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一部接安西地区。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央军委又电示西路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所决定。”①第二次西进至临(泽)、高(台)地区后，蒋介石扣押张学良，东北军内部自相残杀，河东局势顿时紧张。中央军委再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西路军四面受敌，处境十分险恶。临泽一战，损兵折将，血战高台，五军几乎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3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由此可见，说西路军为策应西安事变后河东变幻莫测的形势而作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党中央一直关心西路军这支劲旅。还在西安事变争取和平解决的过程中，周恩来就曾代表我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必须和平解决河西战争，停止杀害西路军被俘人员。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表面上同意我党要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指定西安行营和第八战区具体处理该项工作。我党由叶剑英、林伯渠与西安行营直接交涉。谢觉哉等也与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和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接触。周恩来郑重地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应把西路军包括在内。八路军西安、兰州办事处相继成立后，把营救和收容西路军被俘和流落人员当作主要任务之一。在1936年冬至1937年冬的一年时间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彭德怀等，都通过不同渠道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尤其是周恩来为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呕心沥血。他曾派马德涵，、马宪民、赵守钰、吴波、张文彬、刘秉琳、蔡光波、马绍昌、高金城等人，到兰州、西宁、凉州、甘州等地开展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的工作。这一切都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大好形势下进行的。可以说，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工作将遇到更大的困难。
西路军失败后，有5000余名被俘指战员押送西宁。其中被编入新二军补充团3300人左右，押送途中残遭杀害的200人左右，被马步芳活埋的有1000余人，编为一○○师新剧团的有40人，收新二军军团乐队的有近40人，在义源工厂、毛顺皮毛厂、大通小煤洞、羊毛厂服苦役的有120人左右，在陆军医院、中山医院劳动的有60余人，分散在马步芳军政人员家中的有300余人，流落到青海各州县的有100人左右。为了利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有利形势，1937年4月，周恩来委派张文彬、刘秉琳手持他的亲笔信来到西宁，会见护送九世班禅回藏的专使、原国民党将军赵守钰先生。经过赵的多方周旋，张文彬、刘秉琳看望了由被俘人员组成的“新剧团”。赵还在马步芳的陪同下，视察了由被俘西路军战士组成的“补充团”，从而为我党的营救工作提供了重要情报。此时此刻的马步芳，在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推动下，政治态度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将2000多名被俘人员送往兰州。周恩来还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勇气，在西安会晤了从麦加朝觐归来的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利用马麟与马步芳明争暗斗的矛盾，劝告马麟捐弃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共赴国难。马麟十分敬重周恩来，他翘起大姆指说：“周恩来是个共产党的大人才，健谈，好，好!”②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吴鸿宾，依据周恩来的批示精神，经马麟介绍到西宁会见马步芳，得知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已被害，张琴秋等还在西宁关押的重要消息。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蒙难青海的红西路军将士们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在极端复杂和艰苦的环境中，以各种不同方式同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敌人刑场上视死如归。妇女独立团副营长胡秀英，三次从敌人活埋她的万人坑中爬出，咬紧牙关发出誓言：“杀不死的胡秀英，又活过来了!只要有一口气，我还找红军去，跟上红军闹革命，为死难的战友报仇!”③九军卫生员刘恩贵，装哑12年，终于迎来了青海的解放。西路电台台长刘俊英和机务员刘玉庭、报务员曾庆良等，被俘后编入敌一○○师电台服役。他们利用工作之便，冒着生命危险扣压了马步芳追击西路军余部的“十万火急”的电报，为西路军左支队安全转移作出了重大贡献。
总之，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党营救西路军的工作更为艰难。
二、西安事变与青海抗战
西安事变的基本精神是团结抗日，这个精神直接影响到青海。青海各族人民是有爱国主义传统的，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西宁地区各校师生积极利用召开讨论会和出墙报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1931年10月初，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和部分教职员工，发起组织成立了抗日义勇队。随后，民和、乐都、互助、大通、贵德、湟源、化隆、循化等地47所学校也成立了抗日宣传队。11月3日，西宁各校抗日义勇军在小教场举行誓师大会，散发了告全省群众和青年书。他们还创办了《学生抗日旬刊》，报导省内外抗日要闻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国民党青海党部和地方政府，迫于当时的形势也不得不同意学生抗日义勇军的成立，但后来又进行种种限制。“七七”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青海各族人民与全国军民一样群情激愤。青海省人民抗敌后援会、国民精神总动员会青海分会、西宁教育界学生会、妇女会、工会、商会纷纷成立，本着“前方少流血，后方多流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全民族总动员的精神，开展了更为广泛的抗日宣传和捐钱捐物的活动。1938年2月，全省各界在西宁小教场发起慰问抗战将士的献金竞赛。西宁总捐4889.56元，互助等六县捐1973.54元。4月，青海各校响应“中国儿童号飞机”等募总会发出的募捐活动，各校共捐3643.48元。为纪念抗战一周年，青海各族人民又献金3日，全省共捐6000余元。10月，全省又发起为出征将士征募寒衣活动，捐出大量寒衣和10万张羊皮。
在青海军界出现了骑八师奉调赴中原直接参加抗日的壮举。1937年8月，蒋介石命令马步芳出兵参加抗战。马在青海各族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的感召下，对抗日的态度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遂决定组织以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第一旅、第二旅各一部为基础，征调大通、互助、湟源3个县的民团，加上一○○师的老弱士兵以及驻在河西走廊的马步青部、骑五军二旅马禄部、二团马秉忠部共8000人的骑兵师前往抗日，任命马彪为师长，马元祥、马禄、马秉忠分别任第一、二、三旅旅长。马彪师出征后，隶属第八战区和西安行辕指挥。1938年2月，该师调驻临潼，担任陇海铁路潼西段西安至河南郑州沿线的护路任务，消灭匪徒千余人，使公路线畅通无阻，因而受到西安行辕的传令嘉奖。该师还因除奸坚决流传美名。暂编骑一师二旅三团排长马元林与伪军相勾结，杀害我营长一人，率几十名战士投日，一个月后，他又勾结日军一个中队及伪军千余人，侵占我骑兵师布守河防的七八个村寨。马彪师长派出两旅，连续收复村寨，生俘民族败类马元林，并将其斩首示众。消息传来，该地区群众纷纷前来慰问我师将士，并送给马彪师长一把“万民伞”，以示对抗日将士的崇敬。该师出征后的著名战役，可算血战淮阳。1939年2月，马彪师调驻河南东南部周口至界首一带黄泛区，主力驻项城，任务是防御淮阳的日军。八、九月间，骑兵师各旅先后渡过黄河，不断袭击驻淮阳一带的日军，二旅马秉忠部还围困了淮阳城。日军不甘失败，从开封调来100辆大卡车的援兵，大举进犯马秉忠旅。全师将士与日寇进行血战，旅长马秉忠为国捐躯，营长李国勋、连长赵清心壮烈牺牲。师长马彪又增派马元祥一旅率部分人员出战，马元祥也负伤撤回。最后以轻骑迂回敌后进行奇袭，使日军腹背受敌，终于败溃。马彪师在此役中消灭日军1000余人，俘虏数十人，骑兵师也伤亡2000余人。日寇恼羞成怒，遂抽调重兵，用炮弹摧毁马彪师宝塔阵地，还以步兵疯狂反扑，该师百余名战士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视死如归， 全体投水自溺，壮烈殉国。
青海除了派骑兵师参加抗日外，还征派过一支“青年远征军”。1944年在贵阳失守、重庆危急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10月，青海省知识青年从军委员会成立，负责征集18至25岁的知识青年，名额1000人，全省各县应征者达1150名。12月，应征青年集中西宁，编成3个营，1945年1月4日从西宁出发，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指定地点汉中集合，被编入青年远征军二○六师集训。不久，抗战胜利复员回省。
三、西安事变与马步芳政治态度的转变
1936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蒋介石一面指挥中央军围堵红军北上，一面又严令川、甘、青各省军阀及地方武装处处设防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时任新编第二军军长的马步芳，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忧心重重，一怕青南重心果洛尚未完全控制，一旦红军进入使这一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二怕若与红军交锋，吉凶难卜，即使侥幸取胜，也会使国民党中央军乘虚而入。7月初，马步芳遵照蒋介石的电令，派人分赴各地督修“甘青边区碉堡封锁线”青海段，先后在西宁、民和、乐都、互助、大通、湟源、贵德、共和等县，修筑碉堡237座，庄楼172座，战壕28处，并决定设3道封锁线：从青南玉树起，东经果洛白玉寺及四川北部的麦仓；青海东南的同仁苏呼到甘肃南部的夏河、黑错等地，为第一条封锁线。由青海中部兴海的大河坝起，经共和、贵德、化隆、循化到甘肃新城，为第二条封锁线。由湟源福海寺起，沿湟水经西宁、互助、乐都、民和到永登黑咀子，为第三道封锁线。这方案得到蒋介石的批准。红军过草地后，8月初胜利到达班佑、包座地区，并乘胜向甘南进军。蒋介石令马步芳负责临夏防务。马急令新三军参谋长马德镇守临夏。他还调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部第一旅等部在化隆甘德整训，以应付甘南危局。9月25日，马步芳在甘都召开军事会议，进行反共部署。这充分表明，马家军事集团反共态度是十分顽固的。除此之外，马步芳还在甘肃河西走廊阻击红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经过无数次激战，西路军终因寡不敌众等原因而失败。可是，马家军自身也伤亡惨重，前后总计伤亡2.5万余人。正如马元清在西宁祝捷大会上所说：“全省每村均有阵亡之人，每家均有负伤之兵。”④马步芳也因反共“有功”由青海省代主席升任为青海省主席。他对蒋介石更加顺从，反共气焰更为嚣张。
西安事变后，尤其是西路军失败后，马步芳的反共态度不得不有所变化。其一，由公开剿灭西路军到秘密杀害西路军被俘人员。据马步芳的一些军政要员揭露，马步芳亲自谋划和指挥对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大屠杀。他为了逃避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的舆论谴责，指示手枪团执法队、传令兵分批在夜间10点后，将被俘战士押赴刑场秘密杀害，严令“四不准”：一不准掌灯；二不准鸣枪；三不准留痕迹；四不准逃掉一人。其二，由强硬的镇压措施转而实行软化政策。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将军因负重伤被俘后，马步芳欣喜若狂，在酒泉唱戏3天。孙军长离开时，马家军政要员召开了所谓的“欢送会”。当途经张掖时，敌三○○旅旅长韩起功“设宴款待”。5月17日，孙玉清被押至西宁时，马步芳率军政要员到莫家泉远迎。随后，马又在省政府二堂东客厅“会见”孙军长。孙玉清大义凛然地说：“我从参加革命之日起，就把个人生死置之脑后。我现在能为革命而死，死而无憾，并引为以荣。”马步芳无言可对，又将孙军长押到陆军医院，看望先期被俘的妻子岳兰芳，他不为夫妻之情所动摇，鼓励爱人说：“你不要害怕”。敌人又将他押到服苦役的战士中，他又激励被俘战士说：“西路军虽然失败了，可是主力红军已在陕北站住了脚，现在国共两党又在谈判，大家要注意斗争策略，争取早日回到党的怀抱”。马步芳的软硬兼施策略均遭失败，便恼羞成怒，于1937年5月下旬的一天深夜秘密杀害了孙军长。还有，被俘红军为了接触方便，安排了杨万才与赵全贞假结婚。他们对新剧团的负责人赵养天说：杨、赵是四川同乡，小时就订了婚，现已成人，要求剧团给他们办喜事。马步芳听说后，决定1937年5月3日给他们举行“结婚典礼”，由赵养天主婚，敌一○○师政训处长李晓钟证婚，马步芳还亲自参加了婚礼。这说明，马步芳也不敢无视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表面文章还是要作的。其三，由迫害转向送兰州。据《青海日报》1937年4月6日报道说：“所有在省及永登俘匪二千人，业奉顾主任命，昨解送兰州。”8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马步芳又将“补充团”的两千余名西路军被俘战士，以“东去抗日”为名分批解送国民党第八战区，并将其1500名顶替了青海当年应征的壮丁数额。
综上所述，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对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对西北地区，乃至青海省影响极大。西路军被俘人员的营救和青海抗日斗争的展开，就是突出的两例。青海省统治集团政治态度的改变，也在不同程度上适应了当时时代的潮流，表现了一些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是应该肯定的。
(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学院，西宁；邮编：810001)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36页。
②万里、张强：《周恩来会晤马麟的前后经过》。
③《血染河湟》，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25页。
④陈显荣：《剿匪概述》，青海图书馆藏。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