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中日海军的动向
史滇生 史习基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外均有强烈的反响，中日两国海军的反应如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中日两国海军在西安事变后又有什么不同的动向?过去在研究西安事变时对此涉及不多。本文拟对西安事变时期中日两国海军的反应和事变前后两国海军的动向作一探讨，从一个侧面透析西安事变的影响。
一
长期以来，日本海军一直充当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和重要工具。西安事变前夕，日本海军更以咄咄逼人的态势，不断制造事端，加紧对中国沿海沿江地区的侵略挑衅。1936年9月23日，日本借口驻上海的“出云”号军舰3名水兵在租界遭袭击伤亡，决定“以此为契机”，“增强国家处理此事之决心，以强硬态度处理善后”①。26日，日本海军部制定了对华时局处理方针，决定“在全国迅速确立膺惩中国的决心。尤其应迅速为使陆军与海军采取同一步调而努力”②。强调海军本身必须“稳步地进行必要的计划和多项准备”，增派对华的“兵力威胁”，如外交不成，海军则应实行如下计划：“一，固守上海(海陆军协同)；二，保障占领青岛(海陆军协同)；三，封锁华中华南要点(海军兵力)；四，轰炸华中华南的航空基地及主要军事设施；五，陆军出兵华北。”③
据此方针，日本海军在上海、南京、九江、汉口、宜昌、重庆、大沽、旅顺等地配置了军舰24艘；在上海、汉口增派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的日海军陆战队举行巷战演习；策划必要时派舰队集中胶州湾，胁迫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参加华北五省独立；旅顺、秦皇岛、塘沽、平津等地日本海军武官和舰长在天津商议渤海湾地区各要港的“警戒”与“保侨”问题，以及渤海湾地区的紧急出动办法；任命海军中将长谷川清为驻华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官，统一指挥日本在华海军的行动。
日本海军咄咄逼人的侵略行径，迫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华北民众不得不起来与之抗争。
1936年11月下旬开始，日本在青岛的纱厂发生工潮。日本驻青岛海军当局认为，“此次罢工不能认为仅仅是单纯的职工生活问题，应该了解直接的煽动者是人民战线的人，幕后指挥者是中央党部”。提出“要以保障占领青岛的决心，采取果断态度”，派海军陆战队登陆。“如果错走一步，山东的抗日局势将不堪收拾”④。12月2日，日本海军陆战队755名士兵在青岛登陆，随后，又增派150名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球磨”、“长良”两日舰的海军陆战队还武力搜查了国民党青岛市党部、铁道党部、青岛图书馆和平民报报社，并拘捕了9人。在青岛的日本海军有“球磨”、“天龙”、“长良”3舰，22驱逐队的4艘驱逐舰，14驱逐队的1艘驱逐舰。后又增加了“龙田”、“多摩”2艘舰共10艘。12月3日，日本驻华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率“出云”舰到达青岛。
当时，驻青岛的中国海军是由原东北海军改编的第3舰队。东北海军原司令沈鸿烈1933年后担任了青岛市长，第3舰队司令由谢刚哲担任。但沈鸿烈实际上仍然控制着第3舰队的大权。12月3日，沈鸿烈与谢刚哲发表联合公告，抗议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指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要求日海军陆战队立即撤离，交还没收的文件和人员，并取缔日本人的阴谋活动。同时，命令中国第3舰队加强戒备。12月4日，中国海军第3舰队陆战队奉命在日本纱厂较集中的沧口地区集中，以备不测。
由于中国当局的严正交涉和第3舰队在青岛地区戒备的加强，12月11日，日军在青岛的嚣张气焰渐趋平息。次日，西安事变爆发并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15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始撤离青岛。日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指示日海军驻青岛的首席指挥官“天龙”舰舰长：“此刻，帝国海军要冷静观望，撤退残留的陆战队时，不必顾虑西安事变，应根据当地形势，为达到当前目的，迅速实施撤退”⑤。2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从青岛撤离完毕。表明日本在西安事变局势未确定的情况下，企图迅速了结青岛问题。
二
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国海军的主要精力是用于应付日本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略挑衅。西安事变发生后，陈绍宽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军部长，出席了国民党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讨论西安事变的对策。会议作出的4项决议内容之一，是增加军事委员会常委人选。为取得海军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陈绍宽以海军部长的身份，同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一道，被选为军事委员会常委。但海军和陈绍宽在南京当局对西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中，实际上并未参与决策；在对西安的军事行动中，南京政府也未动用海军。
对于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的兵谏，南京政府所属各地军政机关及官员，纷纷发表通电“声讨”。许多人还要求“讨伐”张杨。作为海军，在当时情势下也不能例外。除第3舰队司令谢刚哲在青岛、第4舰队司令在广州分别随同当地军政官员联合发表通电，表示“声讨”张杨外，在南京的海军将领，由陈绍宽、陈季良、陈训泳、曾以鼎、李世甲等领衔发表通电，希望张学良部属中“深明大义者，亟宜审度顺逆，幡然反正，立即将忘恩背义、蔑弃纲常之张逆，械送来京，置之重典，勿再徘徊叛帜下，使玉石俱焚。”⑥从陈绍宽等海军将领的电文内容看，与当时其他许多军政官员的通电内容基本相似，还未有多少特别过激的言论主张，实际上是一种附和南京政府当局的应景式表态。从海军在整个西安事变过程中的言行看，中国海军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和结局虽然很关心，但基本上是持观望态度，静待事件的发展和结果。
从日本方面看，西安事变刚发生，就引起了日本当局的密切关注，尤其对中国处置事变的办法和事变的结局表示极大关心。日本外相有田在东京会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时，一再声称日本对西安事变“表示深切关怀，希望获得消息”。并强调西安事变的结局如何将成为“日本决定对华态度重要因素之一”。⑦
与此相适应，日本海军当局也认为，事变后“南京政府将来采取何种态度，执行何种政策尚不清楚，前途不容乐观”⑧，故决定继续增强海军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兵力。日本海军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也一直处于戒备待命状态。事变发生当天，日本即要求其驻中国华北地区的海军“木曾”、“常盘”舰及第11、第23驱逐队待机48小时。17日，日本驻华海军第3舰队向上海、汉口增派特别陆战队，从而使其海军驻沪陆战队达到2400名，驻汉口陆战队达到300名。12月下旬，留驻青岛的日本海军还有“天龙”、“龙田”、“多摩”3舰，直接受日驻华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指挥。天津大沽和旅顺的日本海军也加强了戒备。在华南，日海军将先前派到广西北海和海南岛海口的军舰临时编为“第3舰队南遣部队”，指定第5水雷战队司令细萱戊子郎为指挥官，辖第5水雷战队及“嵯峨”、“球磨”、“太刀风”、“洲崎”4舰，并在西安事变后加强了战备活动。
三
西安事变显示了全国范围内、包括国民党营垒内部实现团结抗日的强烈要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内战事实上结束，国共合作的局面基本形成，国内战争开始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日本加紧了对华侵略步骤，大量增派驻华北的陆海军，并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和挑衅。
西安事变后，中国海军的基本动向就是：适应即将到来的抗日作战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抗战准备。
第一，修订中国海军对日作战方案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海军即以日本海军为主要作战对象，拟制了对日作战方针，计划以15年左右时间，建造60万吨舰船，以同日本海军在海上作战，争夺中国海的制海权。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加速了中国的抗战。鉴于抗战在即，南京政府参谋本部和海军部于1937年初，共同拟定了一个《国防军事建设计划草案·海军》，认为“吾国海军欲求其能与日本在海上作战，至少须有其海军力之七成。考日本之海军力共计七十六万三千吨有奇，故吾国应有海军五十四万吨左右，始足以资对抗。”而当时中国海军舰船总吨位仅6万余吨，且大多比较陈旧。中日两国海军兵力对比悬殊，短时间又难以缩小差距，故决定放弃“九一八”事变后提出的与日本海军争夺中国近海制海权的战略方针，提出中国海军抗日作战的任务是“使敌舰不致深入腹地，随意登陆”。为此，必须加强“水中防御”⑨。从而将中国海军作战主要任务改变为防御和阻止日本海军在中国登陆和进入内河。
随后，海军于1937年3月制定并得到蒋介石批准的作战要领提出：“应避免与敌海军在沿海各地决战，保持我之实力，全力集中长江，协同陆空军之作战”。海军作战之甲案是：“一，第一、第二舰队于宣战时，借机敏之行动，迅速集中长江。在宣战同时，与我空军及要塞协力，扫荡江内敌舰，尔后与要塞担任长江下游之警备，协力陆军之作战；二，第三舰队平时应警备山东半岛沿海岸，务于开战之先，迅速集中长江，担任下游之警备，并协力陆空军之作战；三，各舰队于平时严整战备，以防敌海军不意之袭击”⑩。乙案与甲案基本内容相同，但对海军作战任务的规定稍有变化。提出“海军于开战初期，以全部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同陆空军及要塞扫荡扑灭敌在我长江之舰队，尔后封锁长江各要口，并杭州湾、胶州湾、温州湾，阻止敌之登陆。”(11)抗战爆发后，中国海军对日作战，基本是遵照乙案的部署执行。
第二，加紧海军武器装备和防卫设施建设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中国海军为准备对日作战，在经费十分困缺的情况下，采取了许多措施，建造和改造了一批舰船。到西安事变时，海军共购造了大小军舰7艘、炮艇10艘，改装旧舰艇13艘，并将从德国购置的3艘鱼雷快艇和从英国购置的12艘鱼雷快艇编成4个快艇中队。中国海军的总吨位由“九一八”事变时的3.6万余吨，增至6万吨左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海军的工作重点转向准备对日作战。为改变中国当时尚无潜艇的状况，1937年3月，海军部长陈绍宽作为南京政府参加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的特使，奉准到德国与之签定合同，订造500吨潜艇1艘，250吨潜艇4艘，潜艇母舰1艘，以及鱼雷240枚，水雷500枚。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潜艇被德国征用，中国随之废止合同。
与此同时，中国也加紧了水面舰艇的建造。1937年4月，建成了“平海”号巡洋舰，编入海军第1舰队遣用，并在后来的海军江阴阻塞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军江南造船所在建成10艘“宁”字号炮艇基础上，西安事变后按照海军部的部署，开始兴建第11艘炮艇“泰宁”号。海军水鱼雷营也开始续建第3厂，以扩大水鱼雷生产。
再是加紧整顿江防海防要塞。早先，中国海军在沿海设有虎门、汕头、厦门、马尾、镇海等要塞，在长江设有吴淞、江阴、镇江、南京等要塞。但到后来，这些要塞大多年久失修，火炮陈旧，基本丧失防御作战能力。特别是吴淞要塞，在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被日军炸毁，后又根据淞沪停战协定，不仅不能修复，甚至中国军队不能在此设防，致使长江门户洞开。一旦战争爆发，日本海军即可通行无阻地进出长江，或在沿海港口顺利登陆。1933年后，南京政府开始对各要塞进行整顿，但进展十分缓慢，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政府从1937年初开始，加紧了江海防要塞的整顿工作，为此投入了较多的物力财力。整顿的主要内容是：加固阵地；抢修火炮，购置新炮；修配和添置各种瞄准器材。至抗战爆发，已迅速将江阴、南通、镇江、南京、宁波、马尾、厦门、连云港等9个江海防要塞整顿完毕，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37门(12)。随后，又开始建设长江中游的马当、田家镇、黄(冈)鄂(城)3个江防要塞。这些江海防要塞，在抗战初期中国海军对日作战中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加强海军实战训练和演习
日本海军当局一直注视着西安事变的发展和结局。西安事变刚和平解决，日本海军当局即于1937年1月8日确定了对华时局处理方针：设置海军第10战队司令官，“天龙”、“龙田”2舰由10战队司令官直辖，担任华北之警备，“出云”舰由第3舰队长官直辖，可自由行动；为了适应将来华北时局的发展及顺利实现对华政策，特别需要增强华北的警备兵力。与此相关，应适当强化驻青岛武官室力量；特别陆战队在上海配备2000名，汉口配备200名作为基本兵力，暂时先给上海增派200名，给汉口增派100名；整备台北、济州岛飞行基地，保证在紧急情况下能够使用，并迅速完成上海公大飞行基地的整地准备，使之能在紧急时使用。(13)
日本驻华海军更是加紧了侵略挑衅活动，频繁在中国进行军事演习。1937年1月16日，日驻沪海军陆战队300余人，在上海举行武装游行。30日，在司令官大川内传七指挥下，驻沪日海军陆战队2000余人在上海举行历时3个多小时的大规模军事演习。3月，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军舰70余艘，在司令官永野修身海军大将率领下来华，以中国为假想敌，在青岛海域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4月初，日海军陆战队1200余人，再次在上海举行军事演习。在此期间，日海军大将大角岑生乘舰来华，检阅青岛、上海、汉口和华南地区的日本海军。
一系列事实表明，西安事变后，日本海军在日本军国主义既定的侵华方针指导下，侵略活动步步逼紧。
针对日本海军的侵略行径，西安事变后，中国海军的训练演习明显加强。
1937年1月，南京政府海军部决定，由“宁海”号巡洋舰舰长高宪申指挥“宁海”、“大同”、“自强”、“永绩”、“建康”、“定安”、“江元”、“江鲲”“义胜”、“肃宁”、“湖鹰”、“湖隼”、“湖鹗”等舰艇，在南京八卦洲会操，进行合同作战训练演习。
3月，海军部命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率“永绩”、“楚有”、“楚同”、“楚谦”、“楚泰”、“楚观”、“江元”、“江贞”等8舰出海会操，加强海上作战训练。上述舰艇经嵊山、定海、象山、台州、马尾、三都、温州、宁波等要港，历时1个月，返回上海。
随后，海军部又命练习舰队司令王寿廷率“永绥”、“民权”、“咸宁”、“江鲲”等舰艇在江西湖口会操，并率“建康”、“湖鹏”、“湖鹰”、“湖隼”、“湖鹗”等舰艇演练施放鱼雷。令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率“大同”、“海宁”、“江宁”、“抚宁”、“绥宁”、“肃宁”、“咸宁”、“义宁”、“正宁”、“长宁”等10艘舰艇驶往浙江海域会操演习。(14)
上述一系列操演，是西安事变后中国海军准备抗日作战的重要行动，也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积极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海军指挥学院、福建商业专科学校；前者邮编：210061)
①《中华民国史料丛稿·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译稿)，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6页。
②《中华民国史料丛稿·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译稿)，第137页。
③《中华民国史料丛稿·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译稿)，第137页。
④《中华民国史料丛稿·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译稿)，笫139页。
⑤《中华民国史料丛稿·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译稿)，第143页。
⑥《申报》1936年12月17日。
⑦《申报》1936年12月20日。
⑧《中华民国史料丛稿·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译稿)，第144页。
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第787全宗，第2058卷。
⑩《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第42—43页。
(11)《国民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国民档案》1988年第1期，第36页。
(12)《全国要塞现状一览表》(19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787全宗
(13)《中华民国史料丛稿·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译稿)，第144页。
(14)苏小东：《中华国民海军史事日志》，九州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8—584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