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杨在西安事变期间的军政措施
梁仲明
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国内外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南京政府内的主战派，把握军政权柄，重兵威逼西安，鼓噪“讨伐”张杨，各地实力派从各自利益出发，做出不同反应。面对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困难局面，张学良和杨虎城殚精竭虑，除旧布新，积极控制陕甘局势，不断稳住自己阵脚，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基础。
明剖心迹 争取舆论
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波及九州，震憾世界，社会舆论哗然，不同见解纷呈，尤其是南京政府开动宣传机器，大肆诬蔑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不惜破坏国家、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是犯上作乱的行为，在国情上是万无宽恕的”。①国际上甚至有一种舆论，竟无中生有地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是受日本人的指使，要灭亡中国等等。
针对善恶并存，真假莫变的舆论环境，张学良和杨虎城一起，冲破南京政府的层层封锁，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广泛宣传他们推动全民族抗战的良好愿望和反对内战的坚强决心，明剖心迹，尽可能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早在12月11日晚上，即“兵谏”发动前夕，张学良和杨虎城就指定黎天才、卢广绩、高崇民等人起草准备向全国说明发动兵谏的原因与要求的通电。当天晚上，与官兵短兵相接的军事行动相配合，这些“秀才”们也是彻夜奋战，讨论研究，草拟了《张学良杨虎城等对时局的通电》提出了八项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并于事变发生后的当天中午正式发表。
这份通电除前面称呼和后面签名外，正文约为520多个字。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向全国人民开诚布公地阐述了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起因和动机：“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土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 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在这里，他们痛陈国难，字字血，句句泪，使人撕肝裂肺，悲痛欲绝，申明“兵谏”为国，不存私心，光明磊落，令人信服。二是提出了西北军民要求“内求和平，外求抗日”八项主张，强烈要求南京政府和蒋介石“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三是表达了舍己救国，坚持到底的决心，明确表示“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国之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②
向全国通电发出后，张、杨立即联名或分别致电冯玉祥、李烈钧、孔祥熙、宋美龄及各地实力派，进一步申述他们发动事变的原委和主张，争取他们的体谅和支持。并做出和平处置的姿态，例如，他们联名致冯五祥、李烈钧电中指出：“日寇深入，谋我益急，凡在血气之伦，同深发指。为民族计，为国家计，自菲发动民族解放战争立起抗日，无以救国图存。”③又如他们致阎锡山电中指出：“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④
事变发生之初，何应钦控制的南京政府，为了混淆视听，蒙蔽天下，严密封锁电讯机构和新闻渠道，使全国人民和国际上无从了解事变真相及张、杨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为了打破南京政府的封锁，驳斥南京方面的造谣诬蔑，消除国内外的误解，12月13日，张学良到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向全体职员讲话：14日、15日，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在西安电台发表广播讲话；16日，两人出席西安各救亡团体联合举行的“西安各界拥护张、杨两将军救国主张”民众大会，并分别发表了热情昂扬的讲话。每次讲话都反复说明他们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蒋介石进行过多次劝告和诤谏，在屡谏不听的情况下，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才不得不采取兵谏的办法，促其觉悟，绝无任何蹇权谋位的意图。
尽管当时关山道道，险阻重重，但经过张杨不遗余力的努力，西安事变的真相不断传遍祖国各地，张、杨抗日救国主张逐渐化为千百万人的呼声。全国各救亡组织，各民众团体冲破阻碍，克服难关，或派出代表，或发表通电，或写信致函，一致表示坚决支持张、杨逼蒋 抗日的正义行为。
除旧布新 大胆改革
西安事变前，尽管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已弭兵息战，形成了团结抗日的“三位一体”局面，但陕甘地区的政治体制和军事部署，仍然是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服务的。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先后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有力措施，对陕甘地区的政治、军事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首先，撤销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宣布所有“剿匪”工作全部停止；另行组建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主持西北军政事务，由张学良、杨虎城分别担任正、副主任。
其次，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军军团骑兵指挥官，集结待命，誓师北上，收复失地。
再次，改组陕西省政府，新政府由杨虎城的总参议王一山为民政厅厅长代理省政府主席，杜斌丞为省政府秘书长。在省政府组成人员选配上，坚持以进步分子为骨干，吸收部分中间人士，保留个别原政府的技术人员。
第四、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把原由蒋系控制的《西京日报》改为《解放日报》，并与《西北文化日报》一起，积极进行舆论宣传。
第五，建立幕僚参谋机构。他们共建立了两个幕僚参谋机构：一个是设计委员会，研究政治方面的重大问题，由高崇民负责召集；一个是参谋团，研究军事方面的重大问题，由何柱国负责召集。
第六，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取消东北军原有的政训处，改设政治处，以应德田为处长，下设组织、宣传、民运、总务4科。政治处向师、团部队派出大量的宣传队，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张、杨抗日救国的主张；十七路军出也成立了政治处，由申伯纯任处长，下设组织、宣传、总务3科，各团都设置了政治指导员。
第七，下令释放政治犯，并公布了释放政治犯办法，规定凡西北“剿总”、“西安缓靖公署”、“军法处”、陕西各级法院、各政治军事机关等关押之政治犯，一律释放。西安事变期间，共释放西安地区及张、杨权力所及各县在押的政治犯约有350多人。这些政治犯重获自由后，大都参加了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
第八，下令封存了国民政府在西安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储备的银元1500多万元，并要求银行照常营业，法币照常使用。
第九，控制兰州局势。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即派飞机到兰州送达部署手令，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周从政、第51军参谋长刘孝周等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宣布全市戒严，并调派部队包围蒋系在兰州的重要机构和军警部门，经过竟夜战斗，控制了兰州全城和机场。13日上午，甘肃省政府公布了张、杨八项政治主张，兰州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展开。
上述这些变革措施，充分体现了张学良和杨虎城抗日救亡的满腔热忱和敢作敢为的豪迈气魄，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厉兵秣马 积极防御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中的“讨伐派”主张调动军队，分三路立即进攻西安。军政部长何应钦致电张、杨，要求限期交出蒋介石，否则，“必率全军指日西上”。⑤12月16日，在何应钦等人操纵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作出决定，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⑥17日，何应钦通电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职，筹组“讨逆总部”。⑦何应钦竟然不顾宋美龄的阻拦，发布“讨逆令”，叫嚣要“扫荡叛逆，以靖凶氛”。⑧旋即调兵遣将，指挥中央军步步进逼，致使国内出现了极为紧张的形势，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南京政府的反映和举措，张学良和杨虎城早有预料，为了阻止中央军西进潼关，根据事变前的协商，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即致电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8旅旅长黄永安，要求他率部并与中央军校四分校教导大队中的东北籍将士一起，迅速占领洛阳并封锁机场。但黄永安不仅不执行命令，反而向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告密，致使张、杨的这一举措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同一时刻，杨虎城密令驻守大荔的十七路军第47师师长冯钦哉，立即兼程渡过渭河，占领潼关，以阻中央军西进。12日上午8时，蒋介石被搜获后，杨虎城立即与冯钦哉通电话，询问进军情况，而冯则以接到电令因事出无备，无法行动为借口，拒不执行命令。为了促使冯部迅速占领潼关，从12日上午到13日晨，杨虎城向冯连发5封密电，随后还派秘书马文彦前往大荔，对冯晓以利害，循循善导，但此时冯钦哉叛心已定，最终辜负了杨虎城的一片苦心，一方面向中央军洛阳前线指挥樊崧甫告密，另一方面拖延行动，致使中央军第28军董钊部抢先占领潼关，对西安形成威胁。
面对南京政府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张学良和杨虎城精诚合作，厉兵秣马，针锋相对，果敢自卫。为了防御中央军的进攻，他们命令东北军105师、57师、109师、120师、112师，骑兵军及十七路军陕西警备第1、2、3旅，组成第一线战略部队，东北军第67军组成第二线战略部队；以东北军第51军为主担任第三线战略防御，在兰州附近集结。其中，十七路军陕西警备第1、2、3旅组成右翼兵团，迅速占领崇宁镇、厚子镇及蓝田以东地带；以东北军105师配属112师炮11团1营，工兵团1个营组织中央兵团，占令赤水西岸高坎南北之线，重点放在左翼；以东北军57军及炮兵11团2营，工兵1营为左翼兵团，占领渭河以北孝义镇、龙阳镇、恙白镇一线，以骑兵两个师控制于蒲城、白水等地，掩护左翼并与陕北红军保持联系。
12月14日夜间，张学良、杨虎城令驻陕、甘、宁地区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部队“火速向西安集中”，原有防务交红军接替。各部队接令后，星夜兼程，占领阵地，构筑工事，严阵以待。与此同时，红军出应张、杨之请，挥师南下，向西安附近结集，如果中央军胆敢继续进犯，“三位一体”决心奋起自卫，抗争到底。
正由于张、杨态度坚决，措施得力，厉兵秣马，积极防御，才使得南京政府不得不有所顾忌，迫使蒋介石最终接受张、杨要求，派蒋鼎文持其手谕回南京，制止何应钦的军事轰炸，并表示“中国不应再有无意识之内战”。⑨
加强城防 维护秩序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地区成为国内外注目的中心，国民党特务、反张杨分子秘密潜入西安，纠合地方势力，造谣离间，制造事端，扰乱张、杨后方。显而易见，加强西安城防工作，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保证局势稳定，就成为和平顺利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问题之一。
西安地区的城防和治安工作具体由十七路军承担，杨虎城将军为此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和心血。为了维护西安地区的社会治安，杨虎城任命孙蔚如为西安戒严司令，赵寿山为公安局长，孙、赵领命后立即就职视事，布告安民，清查户口，镇压敌情活动，并处决了乘事变之机抢劫物资的刑事犯罪分子。西安绥清公署也发布公告，要求“凡本市人民所存长短枪支，应一律交新城戒严司令部查收登记，否则，一经查出，或被告发，定严惩不贷”。
为了处理各种棘手的问题，杨虎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但他虑事周密，举轻若重。亲自过问和部署西安地区的治安工作。当时担任西安城防司令的孔从洲回顾道：“十二月十六日，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这天晚上，我因事到达杨先生处，……他接着问我，‘西安那么多特务，事变后跑掉了多少?’我说，‘跑了一些，但大多数潜特没有暴露。’又问：‘还有活动没有?’我答，‘还没有发现’，他说：‘要特别注意，对这些人要坚决镇压，否则就会出乱子’。他强调指出：‘周恩来先生住在张先生那里，自然有东北军卫队营担任保卫工作。但那只限于城东南角一块地方，整个西安的治安是由我们负责的。……⑩根据杨虎城的指示，赵寿山和军法处处长米暂沉研究决定，把军法处统辖的执法队和各稽查所，集中统一于城防司令部领导之下，有力地加强了城卫工作，使整个事变期间，西安地区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的治安问题。
总而言之，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和杨虎城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有力的军政措施，不仅有效地控制了陕甘局势，巩固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红军之间生死与共的合作关系，而且赢得了舆论的同情，得到了各界的理解，极大地发动了群众，在西北形成了群情激昂的抗日高潮，迫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接受张杨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使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梁仲明：西北大学管理科学与哲学系教授)
注 释 ①西安事变研究会：《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②中国第二档案馆等。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3月。 ③④刘水端、丁雍年。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72，86。 ⑤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114。 ⑥⑦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安事迹档案史料选编[m]北京：档案出版主，1986．60，61，62。 ⑨西安事变研究会资料室。西安事变电文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33。 ⑩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回忆杨虎城将军[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251。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