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张学良、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魏世刚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已经整整过去65周年了，回眸审视中国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深感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影响之深远，意义重大。特别是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作为最直接的决策人和参与者，已成为研究西安变事的热门话题，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文章明显增加，90年代后，研究又有新的进展。由于研究人员所处社会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观点难勉存在差异，个别甚至出现对立，这些从学术研究角度看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也是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风。本文拟对张、杨与西安事变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加以归纳综述，以便今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一、关于张学良、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
这是一个热门话题，也是十几年来研究争论的焦点，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如下几种观点：第一，西安事变是中日矛盾日益加剧的产物。在这种大背景下，张、杨两位将军赤诚的爱国之心，东北军亡省亡家的悲惨境遇，十七路军强烈的守土抗敌的民族情绪，以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促动西安事变爆发的主要因素。①第二，一是日本侵华的深入，中华民族处于存亡关头；二是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继续推行其先安内后攘外方针和剿共内战政策；三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将士对内厌战，要求抗日情绪的激昂；四是张学良奉命进攻陕北红军受挫，遭蒋介石的冷遇与排斥；五是中共的统战政策和西北大联合的形成。②第三，认为张学良、蒋介石由于受教育、家庭影响，各自成长道路均不一样，因而形成了相互对立的政治思想，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和以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实行独裁专制的思想体系。张、蒋政见分歧突出地表现在祖国统一的方式和对共产党的态度上。张学良主张在“息内战”、“御外侮”基础上和平统一祖国，而蒋介石则主张通过“军主政治”，以“武力统一”，建设蒋家王朝，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统治”。当张学良认识到中共真正抗日时，主张联共，一致抗日，而蒋介石则认为共产党是心腹大患，顽固推行“剿共”政策。③第四，张学良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在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拒绝执行蒋介石“剿共”指令；而蒋介石令中央军威逼，夹击张学良非用武力“剿共”不可。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张学良唯有采取“兵谏”一策，才能摆脱其“剿共”的困境，实现其“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目的之可能，才能有生存的希望。④第五，党的统战政策及一系列的积极行动深得东北军爱国将士的拥护，也促使张学良的政治思想完全转变，放弃了“剿共”立场，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经过中共的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由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⑤第六，张学良有杀父之仇，夺地之恨，毁家之难，流亡之苦，“不抵抗将军”骂名之辱，“剿共”屡遭惨败之悔，对民族对先父未尽忠孝之愧。⑥第七，当时是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对外抗日，尤其失掉家乡的东北人民要求的更为迫切，再加上共产党北上抗日的号召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于所谓“剿共”毫无战志。⑦第八，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并且日益尖锐化，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团结抗战、救亡图存，成为全民族的呼声和历史的潮流。由于蒋介石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因而同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当时的西安正处在这种矛盾的焦点上，因此西安事变的爆发就成为历史的必然。2、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顺应历史潮流，具有伟大的感召力，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张学良、杨虎城由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到力主联共抗日，特别是张学良由拥蒋“剿共”到逼蒋联共抗日，进而发动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3、认为西安事变的爆发，除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以外，张、杨的内在因素不能忽视。一是从张、杨两人各自的历史看，他们有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二是张、杨都曾有过把西北作为抗日基地的打算；三是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既是为了逼蒋联共抗日，挽救民族危机，也是为了防止在内战中耗尽自己的实力，因而发动西安事变以 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⑧第九，“西安事变发生在本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绝非偶然，它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是中日民族矛盾和中国人民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强迫具有强烈抗日救亡思想的张学良、杨虎城进行‘剿共’，促使这一矛盾更趋激化，张、杨在忍无可忍之下，才合力发动西安事变”。⑨
以上几种观点，从不同角度，研究、论证了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目前，在海外比较盛行的一种说法：张发动西安事变是“受人欺蒙，直到扣蒋后才发现自己幼稚，鲁莽，因而悔悟”。当然这种观点是不占主流的，而且已被绝大多数学者所否定。笔者认为在诸多观点中，以上第二种观点是比较客观的，全面的概括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客观原因，比较符合当时实际情况，也是实事求是的。
二、关于张学良、杨虎城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张学良、杨虎城是发动西安事变的决策人，是西安事变的最高指挥者，这一点已经被史学界所公认。当然，近年来，随着资料的不断挖掘以及台湾、日本等学术探讨的不断深入，史学界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线索日益清晰，主张多种因素的是绝大多数，在突出强调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共的作用，周恩来的作用，甚至也不否认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作用，蒋介石的作用。
其观点大致有如下几点：第一，逼蒋联共抗日的方针是张学良很久以来就有的……，所以就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上来说，张学良与我党是一致的，是不谋而合的。……既是不谋而合，就无须我党代表耐心地做张学良的说服工作，也不存在张学良被说服，接受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张学良本人的决策，不是来自别人的说服。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在该事件中所处的位置与我党代表不同，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领导者，既有决策权，又有行使权，西安事变是张亲自布置部队扣蒋介石，从12月12日以后，蒋介石一直在东北军的看管之中。当时，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攘外与安内的矛盾，中央嫡系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剿共与联共的矛盾，张学良是矛盾的焦点。我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也须通过张学良才能实现；国民党中亲英美派想解救蒋介石，必须满足张学良的条件；一些主张惩办蒋的人要达到目的，也必须取得张学良的同意。对于这个事件，究竟是和平解决还是其它，主要取决于张学良。⑩第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因素是由于蒋先生的坚决立场”，(11)“委员长正气凛然，威武不屈”，“蒋公之严正立场与伟大人格”。(12)第三，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是社会历史合力造成的。其中，主要原因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力主和平，坚持“内求和平，外求抗战”的宗旨和对蒋介石“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原则，并作出和平解决的决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宋氏兄妹力主政治解决，蒋介石最终采取明智的态度，表示转变其十年的错误政策，接受张杨联共抗日的主张。但是，事变发生后，西安和南京处在极端的对立状态之中，许多问题都悬而未决。……所以，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在张杨与蒋之间，西安与南京之间进行调停，平息争端，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可见，张杨、蒋宋、中共三方面，哪个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是明明白白的。(13)第四，和平解决事变乃是举国上下一致的呼声。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日本侵略深入国土，民族危亡，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民族心里的共识。西安、南京是对峙的双方，中共以民族利益大局为重，既支持西安方面，又是力主和平解决的调解者。显然，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三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14)第五，西安事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张、杨起了决定的作用。因为发动西安事变时，张、杨就提出“内求和平，外求抗战”的宗旨，这是他们处理西安事变中各种问题的基本原则。在怎样处置蒋介石这个关键问题上，他们又提出了“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宗旨。他们的这些思想与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愿望，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5)第六，“兵谏”动议首先是杨虎城提出来的。针对蒋介石拒不采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意见的情况下，杨即提出“软说不行就硬来”的建议，并明确说“等委员长来到西安，我们可以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蒋介石承认，西安事变的发生，“最出人意料之外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者，则为杨虎城”。(16)以上几种观点，笔者认为第三、第四两种观点是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因为在当时情况下，无论张杨、蒋宋，还是中共都代表着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任何片面地强调某一方的作用而无视或否认其他两方面作用的观点都不符合历史实际。应恰如其分的科学的实事求是地分析各方在和平解决事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第二种观点显然是台湾一些学者及国民党方面的说法，是不顾事实依据，颠倒主次，粉饰事实，这种观点已受到国内绝大多数学者的批驳。
三、关于张学良躬亲送蒋归南京的问题
关于张学良躬亲送蒋返宁的问题也是西安事变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学良到底该不该亲自送蒋回南京，是不是“感情冲动”，“太天真”，或者是认为“以一人之失，换来全民族之得”等，史学界一直认识不尽一致，从而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观点。
(一)关于张学良送蒋归南京的原因
认为张学良躬亲送蒋归南京主要出于以下几种考虑：1、敦促蒋介石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使他不至反悔；2、维护蒋介石的所谓威严、人格和领袖地位；3、挫败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的阴谋；4、东北军内部不稳；5、张良学有恃无恐；6、送蒋回宁是日后去南京与蒋介石共事的最好形式；7、效法古人故事，演一出流传千古的好戏。(17)这是目前比较全面的一种观点。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是一时心血来潮。在事变的发生和处理过程中，对于什么时候放蒋，如何放蒋，在各方面意见还没有统一的情况下，轻信蒋介石的许诺，顾念和宋氏兄妹的情谊，不顾部属和妻儿的苦苦相劝，也不与有关方面商量，心血来潮，临时决定亲自送蒋，最后造成了终身监禁的悲剧。“这一举动使他从捕人者变为被捕者”。也有学者认为“放蒋大事本应从三方面共同商量，但是张学良有个错觉，以为周恩来、杨虎城都不致反对”。其实，“西安方面，只有张学良主张无条件放蒋”。他之所以如此决定，“显然是出于善良的愿望和不切实际的幻想：1、以为蒋介石是要守政治信用的。2、以为有‘三位一体’的实力作后盾。3、宋氏兄妹及端纳都保证他去南京的安全”(18)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学者认为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既出于江湖义气，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思想，也有东郭先生式的善良愿望，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是张学良的伟大爱国主义思想”。“张学良扣蒋是为了共同抗日，亲自送蒋求得谅解同样也是为了抗日”。“他的行动确实体现了他‘只知爱国，纯洁无他’的高尚情操”。(19)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接，还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20)林云生认为张学良陪送蒋介石从西安飞往南京，是逼蒋抗日的继续，既有助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表现了他为抗日救国，不计个人安危的大无畏精神，一人承担了西安发难的全部责任，是爱国无私的壮举，为抗日救国做出了重大的牺牲，为国家和民族立下了伟大功绩。送蒋回南京不是心血来潮，临时之计。而是张学良拥蒋抗日和逼蒋抗日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张学良为抗日救亡在特殊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行动。(21)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学术界肯定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行动渐成主流。不仅否定了此举是“一时感情冲动的鲁莽之举”，而且否定了其“政治上幼稚”的观点。送蒋回南京绝不是一时冲动，心血来潮，而是经过反复思考，比如临行前他对部下郑重其事地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招比你们高，这一招是抓住他的心。你们要知道，这次事变，对蒋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现在我们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并且我亲自送他去，也有向他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情不能反悔。另外，我亲自去也可以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再说什么坏话。总之做人情做到家，同人家合作也要合作得彻底……”。(22)从张学良的这段谈话看，他对这个问题不仅仔细思考过，而正象他自己所说的，是“想得深，看得高的”。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为谋求全国一致抗日，作出自愿牺牲的一种选择。
有学者认为张送蒋回南京的另一种原因是与杨虎城及参予事件的重要将领在对如何处理蒋介石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各自所处位置不同，认识和态度必然不同。事实上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不顾一切杀死蒋，其后果必然导致全国性内战，这当然不可取；二是“不留痕迹”地放蒋，其后果必然是牺牲东北军、十七路军两个团体的利益。那种两方面兼行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张学良正是看清了问题的症结，才毅然采取“不留痕迹”的放蒋方法，这是处置蒋的最佳选择，决非轻率之举。(23)有学者认为：A、张学良躬亲送蒋返宁的思想早就存在；B、是为了给蒋介石恢复威信，以便领导全国抗日；C、向全世界表示，西安之举，完全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绝无私心杂念，使亲日派无话可说；D、为了使蒋介石答应的条件不致后悔，力求尽早一一兑现。(24)也有学者认为张学良敢于送蒋还有四张王牌，一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团结；二是他有回西安的条件即十几个军政大员及几十架飞机；三是他与蒋宋孔的良好关系；四是蒋宋的诺言。(25)还有学者认为释蒋的另一原因是在张扣蒋后检视了蒋的机密文件，从中发现了国民政府1935年初开始的对日备战工作的论述。这个发现使张考虑到在“停止内战”的前提下释蒋，是有利于对日备战工作，有利于抗日大局的。
总之，过于乐观地估计送蒋形势，轻信蒋宋等的承诺，为国牺牲精神和英勇果敢的个性，好汉做事好汉当，敢于承担责任，尤其是“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些都是张学良送蒋介石归南京的原因所在。
(二)关于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后果
关于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的得失后果问题，一直也是西安事变研究的另一个热点，对此，史学界也存在着不同观点的争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是持消极态度，认为张学忽视周恩来等不必亲送的劝告，“贸然亲送蒋介石回南京铸成大错，不但使西安事变的成果，濒临完全丧失的边缘，而且他自己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6)二种是对送蒋的后果持积极肯定的观点，这一观点占学术界的主流，也是绝大多数的。如：“张学良从速释蒋并亲自送蒋回南京一举，是他挽救危局，避免内战，争取全国团结抗日前途而采取的一个快刀斩乱麻的果断措施。张、杨‘以国家民族为重，致内战之祸幸而得免’，终于稳定了西安事变后出现的复杂混乱局面，开辟了国内走向和平的新局面”。(27)有的学者认为“从当时的形势看，张亲自送蒋，对张个人来说，确实不利，但从全局来看，是有利于最终实现事变和平解决的。他亲自送蒋，一则表示他真正拥护蒋介石，以证明他们发动事变的动机；二则可以抵住何应钦等讨伐西安的借口；三则会得到全国各派政治势力和社会舆论的同情，这对于蒋介石企图以事变为由对西安实行武力报复的心理和行为有很大的抵制作用”。(28)还有学者认为，张学良陪蒋介石从西安飞往南京，是逼蒋抗日的继续，既有肋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表现了他为抗日救国，不计个人安危的大无畏精神，一人承担了西安发难的全部责任，是爱国无私的壮举，“张学良的重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且在于放蒋，在于为抗日救国这一崇高目标，‘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亲自送蒋回宁，以个人之失，挽来民族之得”。(29)为抗日救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为国家和民族立下了伟大功绩。
还有学者认为，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惜牺牲个人一切义无反顾的行为。“要说有牺牲的话，那就是张学良个人，家庭和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两大军集团作出了巨大牺牲。这一牺牲赢得了停止内战，实现了国共联合抗日，为取得我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反华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30)还有的学者在一分为二的批评否定了张送蒋回南京的观点，吸收肯定论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定送蒋回南京“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拥蒋抗日的继续”。第一，张送蒋回南京稳定了当时十分复杂的国内形势，缓和了当时西安兵临城下与南京剑拨弩张的对立局面，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第二，张学良躬亲送蒋介石返南京，给足了蒋介石面子，直接促进了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此后肯定张学良送蒋返宁的观点成为主流，肯定张送蒋回南京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义举，“此举看似唐突，实际对消除人们对西安事变的误解和缓和双方的矛盾是起了积极作用的”。(31)是以个人牺牲换得了民族的希望，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张学良躬亲送蒋介石返南京这一举，西安事变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新局面将很难尽快实现。
四、关于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问题
近年来，关于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也成为近代史学者们研究的焦点。可以肯定地说“爱国主义”始终是张、杨二人共同的思想基础。当然，张、杨两人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如：认为“张学良是在继承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爱国主义的典范。爱国主义是其人生主旋律，爱国情操始终如一”。认为杨虎城“爱国主义是他毕生追求、奋斗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他与中共合作、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32)正因为“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促成了二人与中共的合作，逐步形成了统一的抗日路线。
当然，也有学者对张学良的联共时间、原因及与中共的关系上，是否有反蒋意图等方面，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如：认为张学良秘密去上海会见的是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而不是杜重远。时间是11月8日—12日期间，而不是12月。此外，还用大量事实否定了张学良在陕北受了三次战役打击后，才去找党的传统说法，认为“他找党的时候，直罗镇战役尚未发生”。(33)这一点，徐海东大将的女儿徐文惠在2001年9月初来西安拍摄《徐海东……》时也得到了证实。张学良到南京后，获悉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向南京政府秘密提出灭亡中国的三原则，其中第二条‘中国应尊重满洲国存在的事实，并承认满洲国，借以实现日、满、华关系正常化的合作’，而蒋介石11月21日对日本有吉大使‘表示对前述三原则，本人完全同意……’，“张学良对蒋介石非常失望，他原先指望着追随蒋介石‘剿共’统一中国，然后支持他抗日，而今这些希望都破灭了，蒋介石不但不支持他抗日，还叫他承认满洲国，他看穿了蒋介石的骗局，才决心与共产党联合，这也是蒋介石逼迫他联共的”。
也有学者认为西安事变前张就有反蒋意图。认为张与蒋存在“政见之争”，即蒋一直要求“攘外必先安内”而张已清楚地看到“非攘外不足以安内”。“从根本上说，张蒋的冲突并不是抗日不抗日，而是什么时候抗日，也就是先抗日还是先统一的问题”。如果按照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打下去，东北军、十七路军都将难以保全，特别是东北军，那可以说是张学良的一切资本。因此“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以蒋介石对东北军的利益和前途的作用为转移的。蒋介石的政策有利于东北军的利益和前途，张学良就拥蒋，蒋介石的政策不利于甚至危害到东北军的利益和前途，张学良就会反蒋”。离开了这一根本的利害关系问题，“论定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忠诚’高于他对东北军的重视，这是有违历史真实的”。(34)
张学良的反蒋意图早在1936年4月9日与周恩来在延安秘密会谈前“就已经有了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的思想倾向”，他在《活路》小册子里鲜明提出反蒋抗日，联俄联共的政治主张。1936年6月，张更加进一步提出了想要加入共产党的愿望。1936年9月上旬，张又提出要与红军‘合在一起干’的要求。只是后来形势发生变化，蒋介石已开始做联苏准备，遂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
关于杨虎城将军与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学者研究的文章虽然不多，但可以清晰地看出，杨虎城“是国民党将军中首先倡导对日抗战的爱国将军”(35)“九一八”事变后，1933年他请缨抗日被拒绝。1935年受《共产党宣言》启发，“逐渐认识到，只有抗日，才有出路；打内 战，则同归于尽；要抗日，就必须首先停止内战；无论是从保存自己的实力考虑，还是从抵御外侮着想，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与共产党联合抗日”。“1936年2月……经过多方努力，杨虎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商定：红军与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准备工作。1936年6、7月间，杨虎城派人在富县城内开设了一个军用合作社，作为十七路军与红军的交通站和运输站，从物资上支援了红军”。(36)所以，从杨虎城的一生看，有学者认为，杨虎城出身贫苦是其与中共合作 的阶级基础，而爱国主义思想则是他与中共合作的思想基础。
由于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相继采取了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的政策，从而在西北实际上形成了十七路军、东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政治局面。
西安事变的结局与伟大的历史意义已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历史所证实。当然，在历史转折的过程中，张学良将军被长期幽禁，东北军经过换防和整编，分散到中原和华北地区，杨虎城将军被撤销职务，受遣出洋考察，乃至最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而永不瞑目，他的十七路军也被调离或拆散。这些都是由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背信弃义所造成的历史悲剧。然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以个人和团体的牺牲为代价，为民族和国家赢得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其精神是伟大的，其英名是不朽的，这些更增添了他们作为千古功臣的灿烂光辉。
(魏世刚，西安事变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副研究员)
注 释 ①李云峰、宋广波：《大陆十年来西安事变研究综述》，《西安事变研究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②郑德荣：《西安事变若干问题的新思考》，《西安事变研究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③马成碧：《从张、蒋政见分歧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3年8期。 ④季云飞：《张学良“临潼兵谏”抉择之探析》，《江海学刊》1996年4期。 ⑤陈一华：《西安事孪的和平解决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6期。 ⑥张梅玲：《张学良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的思想转变》，《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5期。 ⑦高崇民：《西安事变亲历记》、《西安事变回忆》。 ⑧西安事变研究资料组：《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点概述》，《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⑨黄朝章：《历史的必然》，《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⑩张学君：《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近代史研究》1985年一期。 (11)王禹廷：《细说西安事变》，文学传记出版社1982年。 (12)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近代中国出版社。 (13)房成祥：《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几个问题》，《西安事变研究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14)郑德荣：《西安事变若干问题的新思考》，《西安事变研究新论》上。 (15)西安事变研究资料组：《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点概述》，《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16)张荣华：《杨虎城与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17)李云峰、宋广波：《大陆十年来西安事变研究综述》，《西安事变研究新论》1998年。 (18)(26)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19)陈崇桥：《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之发展》，《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20)《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 (21)林云生：《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问题初探》，《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华文出版社，1993年。 (22)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23)张学继：《西安事变几个问题的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4期。 (24)(30)张友坤：《对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1994年一期。 (25)罗玉明：《张学良送蒋回宁原因新探》，《人文杂志》1996年4期。 (27)任振河：《张学良躬亲送蒋原因之我见》，《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 (28)侯雄飞：《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原因新探》，《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29)林云生：《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问题的初探》，《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华文出版社1993年。 (31)范克明：《关于张学良历史悲剧的思考》，《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华文出版社1993年。 (32)李云峰、宋广波：《大陆十年来西安事变研究综述》，《西安事变研究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33)高存信、白竞凡：《张学良开始联共时间的探讨及作用浅析》、《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华文出版社1993年。 (34)杨奎松：《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历史研究》1997年6期。 (35)《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269页。 (36)张荣华：《杨虎城与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