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动西安事变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
张德良
193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评论西安事变发动的原因时说：“这一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①这里回答了发动西安事变的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要干什么的问题。即他们是一部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同时他们也是国民党集团中一部分带有民族资本主义色彩的地方实力派，是国民党军队中非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杂牌军，也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又都是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影响，主张抗日的爱国人士，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救国。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是由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统率的十七路军共同发动的。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是张学良为首的以东北军为骨干的东北流亡集团。东北流亡集团的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基本的说来是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者。
1929年10月18日，《中共满洲省委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中，曾作过惊人的论断。首先指出东北地区的民族资本有相当发展的客观可能性，其中说“满洲有极丰富的资源宝藏，有大量的原料生产，加之交通便利，人口剧增，市场扩大，并且连年因关内的灾荒战乱，大批破产失业农民出关，增加了大量的贱价劳动力地供给。这些条件都是促进满洲经济发展的客观环境，在帝国主义经济还没有完全笼罩全满洲的时候，满洲民族资本有相当的发展之可能。”随后列举了东北地区城市民族资本和农村民族资本发展的现状，然后得出结论说：“满洲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虽然有各种条件的限制，很难有独立的巨大的发展，但暂时的，相当的发展是有可能的”。(不过，这种发展在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之下的东北举步惟艰)。然而从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开始，东北地方当局的经济基础随着执政者开明思想，广纳西方先进经济文化技术和思想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
张学良远在参政初期，在参加内战的错误中，萌生了反对内战的正确思想，力主和平统一祖国，力主和平建设祖国，把和平统一和生产建设列为自己人生的两项宏大志愿。1928年他主政东北，出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之后，欢呼“统一告成，建设开始”，号召“建设新东北”，大力推行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其目的在于“促进国家现代化，消弭邻邦的野心”。②“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口号，与当时风靡全国实业救国的呼声相一致。自1921—1931年的10月间，至少是自1928—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短短的3年里，确实在东北出现了一个现代化的辉煌年代。东北地方当局、东北工商界和爱国军民，在日本这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东北的夹缝与抗衡中，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现代化诸方面，特别是经济现代化方面：铁路、公路、民航、通讯、工矿业、农业企业、农业机械、林业、金融、币制、税收、国内商业区、对外贸易等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其中至少有10个东北现代化项目居中国第一：东北军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在全国各派军队中首屈一指；东北自建自营铁路里程之长居全国之冠；张学良驾驶飞机首创从沈阳至营口的中国民航邮运事业；东北无线电总台首开中国与欧美各国国际通讯网络；辽宁迫击炮厂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载重汽车；肇新窑业公司为中国第一家机器陶瓷制造工业；东北军兴安屯垦区和东北农业垦殖公司开创中国军民使用拖拉机之先河；张学良举办东北现代化教育的私人捐款数额居全国首位；张学良支持刘长春参加第10届奥运会为中国现代体育走向世界之始；奉天体育场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体育场；东北学当时的师资力量雄厚，教材设施之先进，可与北大、清华相媲美。
张学良不但号召和推行东北现代化建设，而且他本人也是爱国实业家和积极实践者，倡导者。张学良远在1915至1917年间就开始参加救国储蓄运动和推销国货抵制日货运动，出任奉天储蓄总会股分公司股东、名誉会长。自1917年至1931年间，张学良在公司企业中所任职务凡30有余，其投资的形式有张家独资经营，有与商民合资经营，也有官商合资经营的。由于他身任军政要职，未能直接经营管理企业，多委之于商人或专家。由于张学良的带动，他的部属和僚属，即东北军的军官、东北地方政府的官员也有很多人投资兴办实业、创建学校，他们与民族工商业和自建自营铁路有密切关系。此外民族工商业户增加的也很快，其中一批国货制造商创造的名牌产品，驰名中外。
东北政治军事流亡集团，其经济基础就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以东北军为骨干的带有民族资本主义色彩的国民党中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东北军的前身是奉军，奉军是一支割据东北、逐鹿中原、勾结外敌的军阀军队。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东北易帜，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张学良出任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标志着北洋军阀的最后覆灭，东北军的正式诞生。1931年东北军编入国民革命军统一序列，但东北军并非蒋介石的嫡系。张学良则力图改变奉军浓厚的军阀意识，使之转化为“国家的武力”、“民众的武力”，一支为国为民的武装集团。
东北集团的群众组织基础是东北各界群众反日爱国团体。1927年田中内阁上台以来，加快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所谓《对华政策纲领》、《田中奏折》纷纷出笼，露骨的喧嚣：“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为了变中国东北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制造了种种事端，积累了所谓500件悬案，亡国灭种，危在旦夕。于是从1929年起，东北各界爱国人士阎宝航、高祟民、杜重远、车向忱等发起，相继成立了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学生联合会、青年同志会等反日爱国群众团体、站在反日爱国斗争的第一线。
东北地区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东北军的诞生，东北反日群众团体的成立，标志着以张学良为首的以东北军为骨干的包括群众团体在内的东北反日爱国社会集团的出现。他们一经出现就迅速地行动起来，爆发了东三省保路运动和东北易帜，东北新建设的热潮，1930年纪念鸦片战争90周年的沈阳小河沿焚烧鸦片，1931年东北军下层官兵处死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等项爱国义举，仿佛是林则徐虎门销烟、辛亥革命前四川保路运动在东北的重现。
“九·一八”事变后，伴随着东北四省的沦亡，尽失所有。东北军由有地盘的地方实力派变为无地盘的地方实力派。东北军撤往关内5万人，连同原在关内的20万人，东北军共约25万人。东北军中开始有了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东北义勇军参加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约3万，苏联当局遣送新疆的东北义勇军约3万。原东北反日爱国群众团体入关后，先后演变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北平复东会、汉口四维学会、北平“东联”和西安“西救”等团体。此时的东北反日群众团体，已带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东北青年学生、东北各界人民和难民也大批涌入关内，1936年9月仅旅平东北难民就有18万人。这样在关内，实际上组成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以东北军为骨干，包括流亡关内的各界爱国民主人士、青年学生、广大爱国官兵眷属和难民在内的庞大的东北流亡集团。它是一支拥有50万之众的流亡大军。民族解放、抗日救亡、复土还乡的共同命运把他们连结在一起。由于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东北流亡集团易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协助和影响。这个东北流亡集团，恰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异民族中造就的埋葬自己的掘墓人，是一支对日本侵略者怀有深仇大恨的敌对力量，是一支正义的进步的民族反侵略力量。在“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中起了骨干和先锋作用，在中国十四年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世界大战中是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
杨虎城出身于陕西省贫苦农民家庭，晚清时走上了农民革命领袖的道路，建立了农民武装。辛亥革命后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开展了陕西的“逐陆”、“驱陈驱刘”斗争，将自己的农民武装转入了护国军和靖国军，出任营长和支队司令，转变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北伐前后，杨虎城拥护冯玉祥，将自己部队改编为“陕北国民军”，出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担任西安守城重任，历时8个月，西安解围，保住了国民革命的西北基地。此时杨虎城加入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同时接受了共产党的帮助，他已由旧三民主义者转变为新三民主义者。1930年中原大战时，脱离冯玉祥，服从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10月率部入西安，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1月任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翌年任潼关行营主任。1932年改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至1933年春被免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1935年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直至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主政陕西三年，参政三年，是国民党中管理陕西一省的地方实力派，是非蒋介石嫡系的地方杂牌军。
杨虎城主政陕西省伊始，即发出了“建设新陕西”、③“开发西北”④的号召。先似定了赈济灾荒、整顿金融、恢复交通、兴修水利四点计划，接着正式公布了施政方针《政见商榷书》，列出八大政策：救济灾荒；肃清土匪；澄清吏制；振兴教育；整顿交通；兴办水利；免除苛捐杂锐；完成地方自治。1931年元旦训词，又补充了个人立身行事五条标准：思想要系统化；行动要纪律化；工作要科学化；精神要革命化，娱乐艺术化。
杨虎城的建设新陕西，开发西北的号召，实质上就是建设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陕西。在主政三年参政三年的短暂六年里，使陕西省由一个基本上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落后省份，开始出现了具有现代机器工业和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先进省份。陕西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施，不仅提高了人民福祉，并为尔后全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陕西奠定了对日作战的国防经济基础，以至为新中国成立后扩建陕西水利工程打下了物质基础。
首先是兴修现代水利工程。资金来源为陕西省政府拨款50万元，南京经济委员会拨款15万元，北平华洋义赈总会捐款40万元，檀香山华侨捐款15万元，国民党元老陕籍于右任募捐20万元，陕西省赈灾委员会募捐40万元，爱国实业家朱子桥捐水泥2万袋。对于灾民以工代赈。并在“军民联合起来建设新陕西”的口号下，十七路军官兵参加水利施工。聘请水利专家李仪址为陕西省政府建设厅长主持其事。自1931年至1938年间，修成了泾惠渠、洛惠渠、渭惠渠、梅惠渠四大水利工程。共灌溉良田300余万亩，小麦亩产300余斤，棉花亩产60余斤，粮棉双增收。四大水利工程的修建，奠定了陕西省现代化水利事业的基础，迈出了陕西农业现代化的第一步，同时泾惠渠的修建，又是现代中国修建的第一个科学的大型现代水利工程，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良好开端。
其次是发展现代交通。30年代前的陕西境内无铁路，无航运(空中交通)，公路也只有西(安)潼(关)一条。主要靠车马陆运和渭河水运。1930年陇海铁路西延工程因缺乏资金而停工。1931年成立陇海铁路潼西工程局，由南京政府铁道部和陕西省政府联合投资，省府率先拨款3万元启动资金，1934年建成通车。陇海路潼西段(渭南——临潼——西安)的通车，结束了陕西省无铁路的历史。1935年后又修建了陇海路西(安)、宝(鸡)段和咸(阳)、铜(川)铁路。
公路建设，资金来源由政府拨款，地方筹资，北平华洋义赈总会捐款50万元，及各方各单位支援下，灾民以工代赈，十七路军工兵和沿线驻军参加义务劳动，先后修成了宝(鸡)、南(郑)公路，阳(平关)、安(康)公路，长安县西公路、西安至南五台公路、西(安)兰(州)公路。
此外1935年还争取欧亚航空公司开通了南京至西安的航线，使陕西第一次有了空中交通。
第三是勘察资源，创办实业。30年代前，陕西省几乎没有现代机器制造工业，几乎没有现代民族资本企业。各地有的是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据1933年统计全省共有纺织、造纸、榨油、酿酒、制瓷、制革、冶炼等手工业作坊339个。为了创办实业，首先于1932年组织了经济专家、大学教授、新闻记者40余人，组成陕西实业考察团，在省建设厅协助下，对陕西30余县进行实地考察，并出版了《陕西实业考察》一书。自1933年至1937年间，现代机器工业在纺织、面粉、电力、火柴、酒精、机械、制药、采煤、军工、造币、通风(长途电话)均行创办或予以引进，开创了陕西现代机器工业和民族资本企业萌芽和初步发展时期。此外在金融方面创办了陕西省建设银行，在医疗卫生方面，引进西医，创办了陕西省立医院、助产学校等。在教育方面，30年代以前，陕西没有一所大专院校，全省仅有中学17所2000余名中学生，陕西省的现代教育是非常落后的。1934年，杨虎城在武功创立了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为全国第一所农林大专院校。古有始祖后稷教民耕种，今有杨虎城首创现代农林教育，现有全国唯一杨陵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可谓陕西今昔相辉映。杨虎城还出资和募捐创办了尧山中学和勿幕图书馆，手书校训“教育救国”。他还资助创办尧山、孙镇、培民、阎良小学和回民完全小学。他又用节约下来的钱3000多元资助法德中国留学生。他说：“我拿‘地皮剩余’供你们青年上学，绝没有什么错误，你们拿到‘地皮剩余’要加倍努力学习”。陕西现代化大、中、小学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
杨虎城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带有民族资本色彩的陕西地方实力派，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驱，陕西现代化建设的奠基人。
张学良出身于军阀地主家庭，杨虎城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在中国近现代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残酷环境中，在新旧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潮下，前者成为军阀地主家庭的叛逆者，后者则沿着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走向，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成员和带有民族资本色彩的地方实力派，最后他们又结缘发动了西安事变，成为大有功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千古功臣。而他们个人和集团利益则为此作出了最大的民族牺牲。这一切与他们实业救国，富国强民，反帝国思想一脉相承，是合乎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①《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 ②《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杨虎城：《洗尘大会上的答词》(1930年11月1日)，《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④杨虎城：《宣誓就职时的讲演词》(1930年12月)，《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