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20世纪中国
胡玉海
在世纪之初，当我们回首20世纪的历史时，发现在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也创造了伟人和英雄。伟人是历史某一阶段的导航者、引路人，英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推动者、创造者。张学良属于后者，他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推动者。
一、参加军阀战争，反对军阀战争
张学良出身于封建军阀家庭，承父荫20岁便出任巡阅使署卫队旅。22岁时便以“镇威军”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的身份，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24岁时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出任奉军第三军军长率军出征，是实际上的前线总指挥，25岁晋升为陆军中将。同年担任讨伐郭军的前线总指挥。26岁出任第三方面军军团长，进攻国民军。27岁率军南下，对抗北伐军。
从张学良从军的经历上看，他是一个军人，同时也是一个军阀。但这并不出自于他个人的意愿，他不愿从军，从军后也不愿当军阀，更反对军人干政，反对军阀战争。1924年，在北京大学欢迎大会上说：“良不过一军人，自己但知军事，他无所学。良不愿为军阀，军人所以成阀，固不仅问分内事，且干预分外诸政。”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奉系集团的主要将领，他虽有上述主张，却不能阻止奉系穷兵黩武，且还要冲杀在战争的第一线，这使他的思想常常处于极端矛盾之中。为阻止战争的继续，在对抗北伐期间，他适时把握时机向其父进言罢兵息争，甚至还曾设想通过“兵谏”的方式，迫使其父张作霖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和平统一条件。最后，张作霖终于接受张学良等将领的意见，下令奉军撤回东北。
二、实现东北易帜，促使全国统一
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子继父位，为其实现国家统一愿望提供了机遇。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张学良，控制东北全境，握有相当的经济、军事实力。同时他也面临严峻的内外形势：一是如何在政治上稳定东北大局和统一内部的问题，二是如何确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三是将会如何处理与日本的关系问题。这三方面问题的核心是第二个问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东北内部的稳定和团结，也是处理与日本关系的基础。处理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有三条道路可供张学良选择：其一，象南京国民政府要求的那样，实现无条件的投 降；其二，如日本关东军一向主张的那样，把东北变成一个自治地区；其三，如张宗昌等少数将领所鼓吹的那样，倚靠日本的帮助，继续与南方作战，保住东北原来的政治、军事地位。
张学良和平统一的主张是明确的，但不是无条件的投降。张学良于7月1日致电蒋介石等表示了他顺从民意谋求统一的愿望。经过多次商谈及各方面的准备，终于1928年12月29日实现东北易帜。在东北降下张作霖时代的五色旗，升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东北易帜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宣告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分裂割据之混乱局面的结束，使得长期分崩离析的中国实现了统一，尽管是表面的、形式上的统一。
张学良追求国家和平统一出自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从思想基础上看，张学良在青少年时，由于受封建爱国思想的熏陶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就立志奋发图强，努力救国。第二，从国内现实上看，停止内战、实现统一，是解除民众之苦的需要。第三，从国际局势上看，只有实现国家统一，才能实现民族独立。
三、收回中东路的努力，引发了中苏战争
1929年7月10日，东北交通委员会以中东铁路苏联职员有宣传赤化嫌疑为名，通知中东路苏联职员将所有电话、电报接收，交付中国处理。下午，特警管理处奉东北特别行政区长官公署命令，下令解散东铁职员联合会，并查封苏联在哈尔滨的国家营业机关，将苏联驻哈尔滨代理领事梅尼柯夫及中东路局长穆善诺夫、副局长艾斯蒙特等59名苏联中东路职员驱逐出境。东北地方当局所持理由是：第一，出于国家自卫权的发动。第二，出于履行中俄、奉俄两协定。7月18日，苏联照会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华绝交，同时决定将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张学良于7月26日对美国记者鲍维尔发表谈话：“中东路事件，俄人在国际宣传赤化，所负责任甚大。中国加入非战条约，无所战意，万一开战，系俄之责任，中国方面不负破坏责任。”张学良只想到获胜，没想到出现相反的结局。
8月13日，苏出动兵舰两艘，陆战队300人，飞机两架，侵入我国东线松花江绥东县境，从此，中苏边界冲突不断发生。8月15日，张学良动员东北军6万人，派王树常为“防俄”第一军军长，任东路总指挥，胡毓坤为“防俄”第二军军长，任西路总指挥。
大规模军事冲突是从东线开始的，从8月13日苏军侵入绥东起，到10月24日海拉尔之战结束，前后共两个半月。其中有三江口之战(10月12日)，同江之战(10月12—13日)，富锦之战(10月30—31日)，扎赉诺尔之战(11月17—19日)，满洲里之战(11月7—20日)，海拉尔之战(11月23—24日)。至此，由中东路引发的中苏战争，以东北军的惨败而告结束。东北当局抱定在“不割地、不赔款、不损国权”的条件下，忍痛签字。总结中东路事件有以下几点：
第一，张学良收回中东路之举，是一种爱国主义的狂热行动。既要肯定他的动机，也要批评他的盲目性。
第二，张学良是打着“防赤”旗号发动此举，而实际上他思想深处也确有防俄防共的想法。
第三，从主观上看，此举失败张学良有三个不明，一是对苏联情况不明，二是对自己内部包括军队实力的不明，三是对蒋介石的支持力度不明。
第四，军队现代化程度低于苏军，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五，东北军失败，其弱点完全暴露了。日本在两年后发动九·一八事变不能说与此无关。
第六，东北军失败，使张学良的自信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四、调停中原大战，制止新军阀混战
东北易帜，促成全国形式上的统一。统一后，小规模的内战仍不断发生，大规模内战的因素仍然存在，国家统一受到严重威胁。张学良全力制止内战的发生和扩大，再次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在中原大战爆发前的酝酿阶段，1931年3月1日，张学良发出“东电”，力劝蒋介石、阎锡山对内息争，举国对外。张在电文中说：“邦家多难，非息争不足以图存，建设方殷，非和衷不足以济事。”他指出：“武力有时必需，而不可煮豆相煎之剧。”他坚决主张：“注视线于国外，力泯内争。”张学良的苦心呼吁，并没能避免大战的发生。国民党新军阀蒋与阎、冯、桂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混战——中原大战还是爆发了。
1930年3月15日，国民党新军阀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鹿钟麟、商震、黄绍闳等57人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拥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副司令。4月3日，蒋与反蒋联盟的中原大战在砀山开始，5月11日，大战在陇海线全面展开。
中原大战交战双方势均力敌，居局外中立的张学良和东北军大有举足轻重之势。因此，双方对张学良及东北军皆极尽拉拢之能事。在争取张学良中，蒋介石要比反蒋联盟诸君略高一筹。蒋介石采取一系列措施，诸如褒奖、祝寿、职位诱导、军费资助、阴谋分化、包围张学良等等，总之，是不惜代价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尽管双方使尽各种招数，张学良一直保持局外中立的态度。
6月间，东北军在沈阳召开一次高层会议，讨论时局问题。会上有三种意见：一是主张保境安民，不与任何方面合作。二是主张与蒋合作。三是本人没有意见，愿听张学良决定。当时，张学良也举棋不定，一面劝双方息兵言和，一面坐以观变。
8月15日蒋军攻下济南，武装调停的时机成熟。g月10日，张学良在沈阳北陵别墅召开高层会议，会上张分析了国内及各派的情形，提出以援蒋维护中央统一的调停主张，会上没有反对意见。调停中原大战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发出通电，第二步东北军入关，第三步张学良就任南京政府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9月18日，张学良发表了武装调停中原大战的通电，20日，东北军两个军分别由于学忠、王树常率领由前所站出发入关。
张学良调停通电发表，东北军入关，反蒋联盟即时感到末日来临。9月20日扩大会议汪精卫等逃离北京，北平国民党中央政府宣告灭亡。11月1日汪等逃离太原，宣告扩大会议寿终正寝。11月4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即日释权归田。至此，中原大战宣告结束。
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内战，这次战争为时半年多，双方投入兵力多达百余万人，死伤将士约30万人。给国家财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难以计数。这场恶战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张学良因此受到举国上下一致的赞颂，少帅这颗政治、军事新星在北国上空高高升起。1930年9月18日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一个亮点，而一年后的9月18日又成了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难以洗刷的污点。这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五、“九·一八”东北沦陷，边疆大吏难辞其咎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南满铁道的—段路轨，做为武力进攻中国东北的借口。随即袭取了北大营，次日晨6时30分占领了沈阳城。此后不断增兵扩大侵略，从1931年9月18日到1932年2月15日，东北三省一区全部沦亡。
张学良作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对于“九·一八”东北沦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于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提出以下几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事变时双方兵力对比。日方驻东北陆军14760人，铁道守备队5400人，宪兵2561人，飞机52架、人员1110人，铁道界内警察1483人，领事馆所属警察1568人，全部军事人员为26882人。东北军驻辽宁有6万人，吉林8万人，黑龙江5万人，三省共有驻军19万人，这其中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敌我兵力比是1：6，有如此优势兵力的情形下，为什么会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断送了东北大好河山?
第二，不抵抗政策是丢失东北的根本原因。事变前，日本要在东北动武的动向已十分明显，而东北军却未做任何准备。其原因是蒋介石多次下令对日采取妥协、退让和不抵抗政策。
第三，蒋介石为什么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一是蒋自“四·一二”政变以来一直视共产党为主要敌人；二是以为日本只是对东北有某些权益要求，对日侵略目的估计不足；三是以为国联能够和有能力主持正义；四是认为西方列强对日独占中国不会袖手旁观。
第四，张学良为什么会执行不抵抗政策。上述蒋介石四点中的后三点张学良都存在，尤其是对日本发动侵略的形势、目的估计不足，判断错误。除此之外，张学良还有另外原因：一是思想上的“愚忠”观念；二是维护统一的思想；三是对东北军自身实力估计不足；四是身体不好也影响了他个人意志的形成。
第五，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时限。张学良在事变前执行不抵抗政策是坚定的，事变即18日后张对不抵抗政策便开始动摇，转而主张抵抗。张学良此时的抵抗是在暗中进行的，表面上仍坚持依靠国联主持正义。由不抵抗转为暗中抵抗，再到公开的坚决抵抗，虽然为时已晚，但对发动全民族抗日运动和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具有重要作用。
六、兵谏西安，扭转大局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还在打内战的局面，是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的转折点。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组织者、领导者，他兵谏西安，再次扭转中国历史的走向，成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关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关系问题提出以下几点供大家学习参考：
第一，张联合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逼出来的，“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人民普遍要求抗日救亡。而蒋介石却顽固不化地坚持剿共内战政策，并要张学良及东北军去执行。张学良经多次力谏无效后，为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日的目的，只有选择兵谏这一途径。
第二，西安事变与共产党人。张学良本人的党派意识不强，他曾有过很多反共言行，但只是为了适应形势。他在东北易帜时是集体加入国民党的，与国民党的关系并不深。张学良判断国内政治的标准是以是否对国家、民族、民众有利。事变前，他由于不满意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已经与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并达成逼蒋、联蒋抗日的共识。发动西安事变并没与共产党人商量，事变后他约共产党派人到西安共商国事。张学良和周恩来与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经多次商讨，最终达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议。
第三，亲自送蒋回南京的得失。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蒋上演了一出“审、判、赦、囚”的政治戏，张从此失去自由，被软禁长达半个多世纪。因此有人说张学良对蒋认识不清，政治上不成熟。实际上他对蒋介石将对他采取惩治是有充分的思想和心理准备的，他也做好了承受一切的准备，但对软禁半个多世纪是没想到的。张学良个人失去了自由，却换来了国内的和平，换来了全民族共同抗日局面的出现。
第四，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评价。西安事变使内战、分裂的局面停止了，自民国以来第一次实现了政治和军事上的统一；西安事变使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愿望得以实现，一场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是从这里开始得到充分体现；西安事变使张学良自“九·一八”以来一直追求的抗日愿望、主张得以实现，这是他个人价值的最充分体现；西安事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也确定了张学良在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历史地位。
张学良生于1901年，2000年6月3日，张学良研究会在夏威夷召开“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祝贺他百年华诞。张学良堪称“世纪老人”，他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见证人、推动者。在20世纪中国他曾三次改变历史走向，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张学良尽管也有不足、缺点和错误，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不惜牺牲个人和集团的利益，因此他无愧于“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称号和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胡玉海，辽宁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