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爱国情谊
雷云峰
周恩来与张学良两位伟人，在中华民族危难的历史转折时刻所结下的深厚友谊是永恒的。它象一颗永不陨落的星辰，闪耀着爱祖国、爱民族的灿烂金光。“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鼓舞全国人民实现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①周恩来与张学良两位伟人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中国人民树立了光辉典范。
2000年5月底，张将军100大寿，海峡两岸互派代表，同声欢庆，中国大陆代表张友坤，受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之托，带去了祝贺信和江泽民总书记奉送的花蓝，带回了向张将军祝贺的画册，详述了周恩来与张学良爱国情谊的动人故事，使人肃然起敬。回顾1990年张将军90大寿的时候，海峡两岸同声庆祝，从此，结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活，获得了人身自由。在台北寿宴上，身心俱健的张学良致词表示；“我听力不好，不过还没有全聋；视力减退，但没有全瞎。国家民族如果还需要我，我一定会秉持如年青时的情怀，全心效力，贡献自己。”②
1991年，张学良虽远居夏威夷，但世界各地的著名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都不断设法二设法了解他、采访他。1995年有一位台湾女记者问他一生最敬佩的人是谁时，他脱口而出“周恩来”。记者又问你在国民党中最敬重的人是谁时，在场的人都屏住呼吸，紧张地等待着他的答案，张将军沉思了一下说：“我记不起来了。”妙哉!全场人从内心深处佩服这位智聪、敏捷的老人。“天下知交，一人足矣。”这大概是将军内心深处的答案。记者再问：“西安事变后，你被囚禁近60年，你后悔不后悔?将军坦然一笑说：“一切都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我还将一如继往!”从中可以看出，周、张间的深厚情谊，完全是建立在爱祖国爱民族的立场上。这种情谊，早已传为国共两党携手合作，一致对外的历史佳话。两位伟人在一起聚晤的日子，总共只有8天9夜。此后俩人再也没有会面，但周恩来对这位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忠实朋友的遭遇一直念念不忘，寄于深切的同情。他曾多次落泪怀念张学良。今天，在纪念西安事变65周年之际，追朔一下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对当代与后人都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一、两人初晤，一见如故
“同师都为南开的人哩。”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的密谈中增进了友谊。1936年3月16日，东征期间，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开会时，听取了李克农两度与张学良在洛川会晤的汇报，对张学良的积极态度表示赞赏，并决定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再次与张学良会谈的决定。在会谈举行之前，毛泽东、彭德怀与张学良就会谈内容、时间、地点进行磋商，取得了一致意见。
预定会谈在同年4月8日，因为双方都被突然降临的风雪所阻，电讯中断，所以谈判时间不得不推迟一天。4月9日，风息雪停，张学良带着王以哲、刘鼎等，自己驾驶飞机从洛川飞到肤施(今延安)。周恩来、李克农4月7日骑马离开瓦窑堡，8日抵达川口，为风雪所困，在那里停了一天。4月9日才去肤施。
在联络员的带领下，当身着便服的周恩来一行来到桥儿沟的天主教堂时，身穿灰色军装，显得精神焕发的张学良与王以哲、刘鼎等都出来迎接。在张学良身的几位军人，与周恩来都未见过面，不认识他。只看见一位中等身材男士，目光炯炯，气宇轩昂。他虽然不过三十多岁，却蓄有长胡子，只觉此人气度不凡，并不知道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
经李克农介绍，张学良与周恩来紧紧握手，并亲切地说：“周先生，久仰，久仰。欢迎你的到来。”周恩来也友好地说：“张将军，你好!见到你很高兴!”接着又说：“我们过去虽无缘相会，可对您却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啊!”
“哪里，哪里，”张学良忙说，“我的名望哪能同周先生相比啊!”
周恩来立即说：“张先生太客气了。我倒不这么看，不过，也许你不了解，我们二人要说起来还真有点缘份呢!”
“啊，是吗?”张学良虽是机灵人，可对此话一下子似乎有点不太理解。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周恩来回忆地说：“我老家在南方，可在北方生活的时间比南方长，我还在东北上过学哩，这你大概不知道吧?”
“知道，知道。”
“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是听我的老师说的。”
“你的老师是谁呀?”
“张伯苓”
“张伯苓?”周恩来有点纳闷了，因为据他所知，中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南开”创办人张伯苓先生是在天津从事教育工作的，是他的老师，怎么现在少帅也称他为老师，所以不禁问道：“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莫非你早年也在天津念过书?”
“那倒没有，不过……”张学良略一迟疑，似乎沉浸在回忆之中：“张伯苓先生当年主要是在天津工作，这也不错，可他与东北也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如早在1916年，他就在沈阳作过《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后来，他也多次应邀去东北，还担任过东北大学的校务委员。但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早年的一些演讲，那时我才十五岁，对人生道路和国家前途都缺乏明确认识，可张先生面对内忧外患，却大声疾呼：中国之希望就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奋发图强，誓力救国，这对我启发很大，志气为之大振。中原大战后，我当了海陆空军副司令， 我曾对南开大学师生讲过：‘予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我对张先生一直以师礼事之，而你也是他的学生，我们是同师，都是南开的人哩。”
“所以说吗，咱们这个缘份不浅，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总之，会谈就在这样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开始了。
会谈主题是抗日救国问题。张学良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主张是完全赞同的。但这也有张学良思想转变的过程，特别谈到他到国外考察对法西斯的认识转变和对蒋介石认识的前后转变，在这些交谈中，周恩来觉得张学良重视政府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则估计不足，所以周恩来指出：“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假如搞法西斯主义。只会投降日本，是不可能真正抗日的。”
张学良赞同周恩来的看法，表示今后不再倡导法西斯主义，但关于联合抗日的问题，他也谈了一些新的意见，如他提出：“抗日的力量要不断加强和扩大，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人越多越好。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实力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他撇开是不利的，应把他也包 括在内。如果不团结他，而我们却是在他的领导和管辖之下，那他就会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来讨伐我们，就像在张家口他对付察哈尔搞抗日同盟军那样，我们就会腹背受敌，就会陷于被动地位，所以我认为要联合抗日，就得争取蒋介石，他不抗日，我们可以做工作，甚至可以逼他赴抗日的道路，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是不是更好些?”
对这个问题，周恩来没有作肯定的答复，但他认为有道理。他说：“这涉及到统一战线中间同盟军问题，这不是一般问题，我需要回去请示中央，然后再答复你。”(后来，在同年8月10日，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采纳了张的建议。9月1日即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声明抗日反蒋的口号不合适，可见中共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政策的转变，除了时局变换的因素外，不能不说明张的建议乃是促成这个转变的主要因素，亦是周与张初晤的成果之一。)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不愿意争取蒋介石抗日，也不是蒋介石没有这个能力，问题是他一直要剿共，奉行所谓‘宁赠友邦，毋与家奴’的方针，所以我们过去是主张反蒋抗日的。”
张学良认为周恩来说得对，一点也没有冤枉蒋，而且，要让蒋改变立场，也是很不容易的。但他还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加剧，蒋也不会总是无动于衷。现在他不是也对日本人的贪得无厌恼火吗?他的态度也是有变化的，是有可能抗日的。但他有个想法，就是认为共产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是针对着他的，是要把他打垮的，所以他把‘攘外必先安内’放在首位，认为共产党和红军是他的心腹大患，他要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日，这当然是非扭转不可的。”
周恩来理解张学良的心情，对他的看法并不全都赞成，但也没有马上反驳他，只是谈了中共从建党之初就愿意和国民党合作，孙中山先生一直把中共作为他最可信赖的朋友，并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背叛了革命，破坏了国共合作，他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并把中国人民推入十年内战之中，教训是深刻的，严重的。但事情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就看他有没有这个决心了。周恩来说到这里特别强调：“我说这些，不是要算这个旧帐，而是既要放眼未来，又要有历史观点。当然，我们也要看重现在，不管 他过去怎么样，只要他现在改弦易辙，放弃其不得人心的内战政策，起来抗日，实行民主，我们不但不会再把矛头针对他，还会拥护他，支持他，你所说的‘逼蒋抗日’，不也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张学良高兴地说：“今后我们就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加强团结，一致对外，至于蒋先生，我与他还熟悉，再设法劝劝他，常言道，人心齐，泰山移，只要大家齐心协力，特别是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咱们来它个‘内外夹攻’，还愁不能把他扭转过来吗?”
话虽如此，张学良真要办成此事，并不容易。或有自己的局限性，如他也明确表示：“但我不能公开反蒋，除非他投降日寇。”
然而此后他逼蒋抗日之志更为坚决。扭转蒋的“安内攘外”误国方针更为显明，并且也不排除当软劝不行时就干硬的决心就从此萌发。
随后，他们还就红军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战略、两军互不侵犯和培养干部问题交换了意见。
临别时，张学良拿出两万银元作私人捐献支持红军，并将申报60周年印的第一本精确的中国大地图送给周恩来，说：“共同保卫中国!”并以大批军械、粮食、衣物等资助红军，之后，又送20万元法币。类似的资助，在西安事变前，还有几次，这些馈赠，对处境艰难的红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此次会谈双方满意，周恩来致信张学良说：“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
此会谈后，刘鼎曾随周恩来去了苏区，归来亦对张学良说：“那边的同志都欢迎你，说你是当今全国最勇敢的第一个决心抗日的将军。”张学良那时还怕刘鼎不再回来了，见他又回到西安，而且还带来如此友好的信息，自然很高兴，说：“我估计你会回来的，也盼望你回来，果然你就回来了，这要谢谢周先生。”还说：“肤施会谈，我很得意，这次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周先生说话有情有理，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要早见到他多好呀!”
周、张二次密谈，是在5月12日。这是因为第一次延安密谈后不几天，张学良得知南京政府外交部于4月7日和11日接连向苏联政府提交抗议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互助条约，侵犯中国主权的照会，否认苏蒙议定书的合法性。苏联很快中止了与南京政府的一切外交谈判。张学良得悉后很兴奋、很热心地把自成局面的计划和盘托出，要与周恩来再一次相商，5月5日中央联络局曾希圣电称：“近因蒋愈恶，张颇悟，已有抗日反蒋决心，盼干就彻底干。惟为准备计，反蒋事暂不公开，但如何处理各系统问题，言要有商定。示张能否见面，定好地点。”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联合东北军、接通外蒙、苏联，为西北国防政府而斗争的行动方案。并说：“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一方面红军决定实施西征作战，需东北军配合，另一方面因红军回师东渡，国民党中央军尾随入陕。“剿共”大战一触即发，张学良急需与红军协商下一步行动步骤。刘鼎5月4日电称：此间得知红军西渡，汤恩伯之二师于后跟进。如确，则张求见周，面商对策，见面地点在甘泉旧县。5月7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复电刘鼎转张学良称：“再度会谈极为必要，请张决定时间，愈快愈好。地点以川口或延安为宜，弟等三人可来二人。”
张学良获悉后即通过王以哲复电同意，并建议12日晚，仍然在延安，然周还在延川，距延安250余里，即复电王以哲：12日下午赶至川口，当晚，入延安城内会谈，于是周恩来11日凌晨动身，12日晚赶到延安，与张学良密谈竟夜。
两次会谈对张学良的人生道路，影响深远，后来即使在幽禁时所写的《自述》里，毫不隐讳地说：“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想尔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战迈进矣。”
二、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应张学良电邀来
西安、鼎力资助，亲切协商，情同手足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将扣蒋情况主动及时通报给毛泽东、周恩来，并急切地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张说：“东、来兄……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北进”③。其后张、杨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的人来西安共商大计。当天深夜中午，毛泽东、周恩来两次复电张学良：“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请派飞机来延安接④。”12月17日张学良复电：“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待)恩来兄到后详谈。”
周恩来于12月17日下午以中共全权代表身份偕罗瑞卿、杜理卿(许建国)、童小鹏等随行人员从延安飞抵西安。期间剪掉了胡子，张学良见到周恩来第一句话问：“你的胡子呢?”“剪掉了。”周爽朗地回答。
“唉!那么长的胡子剪掉多可惜!”张惋惜地说。张公馆是三幢三层楼，张学良住在中楼，周恩来和随行住在东楼。蒋介石住在附近的高桂滋公馆。
见面后，张首先说明兵谏的原因。并说：蒋被扣后，初拒绝商谈问题，现愿商谈抗日问题。张说，只要蒋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周赞扬了张、杨的爱国热忱，同意张对蒋的方针，并谈了对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的看法。周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虽然被扣留，但是他的实力原封未动，西安已经与南京处在对立的地位，因此对蒋的处置要十分慎重。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蒋，团结抗日；一是蒋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宣布罪状，予以处置。这样，势将引起更大规模的内 战，给日本亡华创造便利条件，应该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就是采取说服蒋的方针，只要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拥护他做全国抗日领袖。接着，周又根据国内外形势，说明蒋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同时指出西北的“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
张说：如南京方面挑起内战，红军必须参加，用主力打击西线的胡宗南等部，如胡部退却，主力再移到渭水下游左岸侧击中央军；十七路军守卫西安，东北军主力集结渭北备战。周表示：如南京方面挑起内战，就坚决防御，同时要宣传保证蒋的安全，分化国民党政军内部，争取国内外同情，缩小内战，推动抗战。张对周的主张表示同意。
周感到张没有个人野心，是个了不起的青年将军，又是发动事变的主要人物，贯彻和平解决事变方针没有什么困难。张确认中共大公无私，诚心抗日。事后曾说：共产党给他们作了很好的参谋部，意见都是为未来考虑的。会谈后，周随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会议情况，并问共产国际有无回电，说张对此非常关切，张、周在紧急关头坦诚磋商，相互体谅。
22日下午，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一行飞抵西安。并即去见蒋。23日、24日宋美龄与周恩来作了两次长谈。第一次，周首先说明中共没有参加兵谏，并阐明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第二次谈话时，宋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23日上午，在张公馆西楼二层开始谈判，宋子文代表蒋方，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出席。周恩来首先提出和张、杨商妥的六条：(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二)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肃清亲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持独立组织领导。民主国会召开前，苏区名称不变，但可加上抗日或救国字样。(五)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救国会，(六)与同情我国抗日的国家合作。
周阐述了六项条件的理由，并声明这六条如能保证实行，中共将赞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表示同情和承认这六条，但要转告蒋介石。
下午继续谈判，宋先就六条提出具体实施意见。
这天，蒋介石告诉张学良，他同意中央军撤出西北，释放“七君子”，“联红容共，改组国民党，联俄、英、美等。至此，蒋介石基本同意西安方面的六项要求”(增加了改组国民党一项)。
24日晚，宋氏兄妹应周恩来的要求，陪周去见蒋介石。……
蒋与周的会见，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协议。为和平调停“西安事变”奠定了牢靠的基础。周恩来24日半夜接到中共中央关于放蒋条件指示复电，还没有来得及与张学良商量，张学良已经陪蒋介石回京。
当即送蒋的事，张学良没有通知周恩来。孙铭九知道张送蒋回京的消息后到周那里，问：“周先生，你知道副司令和蒋委员长一同到飞机场了吗?”周非常惊讶，说：“我不知道，他们走了多少时候了?”孙说：“有十多分钟了。”周很着急，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孙说：“我还以为他同你商量过。他走也没有告诉我。”周立即赶往机场，想劝张不必亲送，等赶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了。
周恩来感慨地说：“晚了，汉卿当了窦尔墩了!”
三、张学良陪蒋返京遭囚禁期间，始终坚守
初衷，周恩来赤诚救友，肝胆相照
蒋介石离陕后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激起了杨虎城及东北军、西北军官兵的愤怒，杨率两军将领于1937年1月5日函蒋抗议。
南京和西安谈判的焦点立即转为张学良的释放问题，红军已按蒋被释放前之计划开入关中。周恩来于1月11日致函于蒋慷慨陈词：“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尽撤入陕甘之兵、释放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而蒋介石对周恩来的信置若罔闻，仍强硬坚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必须撤兵移防，否则即向西安方面开战。但蒋毕竟没有推翻联共抗日这条最根本的诺言。为了防止内战重新爆发，尽早实现全国一致抗日的大目标，周恩来也不厌其烦地劝说东北军少壮派接受甲案，然后再设法营救张学良。可是少壮派坚持只要南京方面不放回张学良，西安方面就决不撤兵移防，如果中央军进攻，即与之决一死战。但内战一旦打起来，无论谁胜谁败，损失的都是中国的国防力量，受益的只能是日本侵略者。再说，当时“三位一体”的军事力量不及中央军，特别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其战斗力更弱，如果战败，势必在更苛刻的条件下接受和平，而张学良获释的可能也就更渺茫了。这也就是张学良所言“爱我即以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之所指。然而，张学良陪蒋去京反遭囚禁的不幸遭遇大大激发了东北军将士对自己统帅的深切爱戴和对蒋介石背信弃义的强烈愤慨，这种发自内心的激情也感染了十七路军官兵和社会群众，因此，1月下旬，少壮派的主张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同情。与此同时，1月27日，西安与南京双方代表在潼关达成了口头协议，大体上依照甲案解决西北善后。但是，潼关谈妥之时，正是少壮派主张在西安得势之日。27日，应德田等50余名少壮派官兵到西安金家巷中共代表团住处，围逼周恩来，要求红军能与他们一道作战，否则就先与红军“破裂”，他们一直闹到后半夜。28日，周恩来整天劝说他们，铺开地图向他们解释打仗对救张不利的实情，对“三位一体”不利，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少壮派仍然群情激昂。
1月29日，张学良又一次亲笔信，强调“目下大局及国家问题重于良个人问题千百倍，”“万勿介于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可是，当晚，东北军团长以上军官在渭南开会，通过了不释放张即不撤兵的决议，与会者，包括实际上主和的何柱国在内，都在上面签了名。于是又出现了“红军出卖朋友”的不满言论。30日，有几批军官到中共代表团住处表示抗议。“三位一体”面临着破裂的危险。而不了解西安严重局势的中共领导人之中，有的正提议红军率先撤兵，对此，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而且建议撤销原定的红军不参加作战的决定。30日下午，周恩来赶三原到云阳镇红军前敌总部说服了在那里的张闻天、彭德怀等人，商定一旦中央军进攻，为了不与两友军对立，红军要与两友军一道进行自卫战。当夜24时，在延安的毛泽东等人复电同意，31日中午，周恩来赶回西安，将红军决与两军共进退的决定通知了张、杨两部，那种“红军出卖朋友”的言论不攻自破了。
可是，31日上午，东北军5l军军长于学忠飞自立州抵西安。张学良去京前曾以手谕令东北军听从于学忠指挥。于学忠的主和是主和的，这时已与南京方面建立了联系。当夜，三方最高会议上，于学忠发言得到了王以哲、何柱国的支持，杨虎城表示与东北军采取一致立场。周恩来最后发言说，西安事变的目的在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红军原来是主和的，但你们两方许多人主战，我们为了保持团结，也可以保留原来的主张，与你们一道作战。现在你们两方又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但周恩来特意提醒他们：“不过请你们注意内部的团结和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发生问题。”就这样，最高会议决定派代表去潼关尽快签定撤兵协议。
不幸，东北军主和将领没有重视周恩来的提醒，而早已头脑发昏的少壮派头头，竟然不顾大局，于2月2日杀害了王以哲。何柱国至杨虎城公馆躲避而幸免。接着，有几个青年军官突然冲入周恩来的办公室，周见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立刻明白他们是来“兵谏”的，他霍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大声斥责：“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待他们平静下来，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蒋介石杀害了无数的红军将士，我的头颅就是在蒋的屠刀下滚过来的，我们对蒋的仇恨比你们不知要大多少倍，我们与张副司令结下的血肉难分的关系，我们对他的感情丝毫不下于你们。然而，日本要灭亡中国，国家民族的根本利害重于个人、团体甚至阶级的感情，我们应当识大体，顾大局，相忍为国!”听了周恩来的这番肺腑之言，青年军官们惭愧得泪流满面，并跪下来向周认错请罪。
王以哲被杀，西安顿时陷于紧张混乱状态，街上筑起路障，架着机枪，到处戒备森严。周恩来却不顾危险，立即率领红军代表团成员到王以哲家吊唁。当时，灵堂还没设好，周恩来亲自动手帮助设好灵堂，然后行礼默哀。此举使王以哲家属和东北军上层人士倍受感动。王以哲是张学良的心腹大将，在东北军颇有威望，王之被害，激发了东北军官的强烈愤慨，在渭南前线阻止中央军的刘多荃部，闻迅后即撤出防线，准备回师西安，讨伐杀人凶手。王 以哲的67军也要为其军长报仇。应德田等人杀人惊慌失措。为了避免东北军内部自相残杀，周恩来在严厉谴责应德田等人罪行的同时，冒着掩护肇事者的嫌疑，把应德田等人送出西安，使急于为王以哲报仇者失去了对立面；另一方面，周恩来又派刘多荃的族弟刘澜波去渭南说服刘多荃，维护了东北军的团结。
周恩来后来曾说：“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尽管极为困难，周恩来仍然以各种方式多次劝说东北军高级将领坚持甲案，不要远离红军。在他们执意选择乙案准备调豫皖苏之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下层一些官兵要求加入红军，周恩来表示，我们不能在友，军困难时吸纳友军成员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结果，红军没有接受两友军一兵一枪一弹。
这一切，张学良听说之后，甚为感动，背着看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密信：
恩来兄：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
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有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此颂
弟良 二月七日
并要何柱国将此信秘密带出去，交给周恩来。周不久就收到了这封信。但数十年来，张学良、何柱国(何1985年病逝于北京)绝口不提此信，周恩来对此信内容也一直守口如瓶。
1990年12月9日和10日，张学良对日本记者谈到周恩来时说：“我说话一针见血，而且对事情看得很清楚。可以说我们俩人一见如故。”“知道我当时已决定送蒋先生回南京，周恩来甚至到机场想把我追回来，因为怕我回南京不一定什么样。但是我是军人，我做事我负责，假如是现在，我还是会那么做，别说软禁50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我们初次见面，他说我反映很快，我认为他也反映很快。这个人说话一针见血，没什么委婉转绕弯。虽然他是那么大的一个政治家也是外交家。但是他说话直截了当，人很聪明，我俩见面感情极好。”近来夫人赵一荻向张学良回忆说“周先生是个大好人。兵谏的时候他来西安，只见一面却给人留下很深刻印象。你送委员长走了以后，我心情不好，连饭也吃不下。周先生听说后忙来安慰我，给我讲了很多道理，至今想起来我都很感谢他。”张学良点点头说：“是个大政治家、外交家，很受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尊敬。我也很尊敬他。可惜我们相见很晚，相逢又短，不然；我好多事情完全可能是另一种样子。”赵一荻细算她与周先生相处了八天九夜；张学良说：“是啊，八天九夜，我们彼此坦诚相见，肝胆相照，兵谏能和平解决，周先生是出了大力的。可惜我送蒋先生离开西安的时候，因为担心周先生劝阻我，动摇了我，结果连招呼也没打，就走了。想起来遗憾得很。周先后逝世时，我连个吊唁的电报都发不出，听人说周先生临终前，听说我患眼疾，有失明的危险，还让他身边的人查明情况，看能不能做点什么，这样知我重我者天下能有几人。”
四、周恩来终生关切着张学良的安危，张学良始终不
忘对周恩来的尊敬与怀念。两位伟人的心息息相通
为了争取张学良的自由，周恩来大声疾呼，仗义执言。他终生念及这位对国家民族作出贡献的功臣，许多次地忍不住情绪激动，热泪盈眶。
1944年12月24日，他复电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特使赫尔利，提出国共会谈的四个条件中的首一条就是解放张学良将军等爱国被囚人士。
1945年4月30日，他在中共“七大”报告中义正辞严地谴责蒋介石倒行逆施，背信弃义，对张学良的所谓“管束”。
1945年在重庆谈判所达成的《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中共方面在上面签字的首席代表即周恩来。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宣布了四项诺言，其中包括释放政治犯。14日，在讨论中周恩来曾说“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说张学良、杨虎城在九年前挽救了“国家民族一大危机，”使中华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要是张、杨两先生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给人民自由，对国家只有好处。”……所有这些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张学良即通过旧属莫德惠给周恩来捎去了第二封密信。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作红娘，原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尽一。
弟 良 四月十九日
莫德惠曾在张作霖手下任奉天省省长、北京政府农工部总长，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任东北政委会委员、中东路督办，可以说他受张氏父子两世之恩。1930年中苏谈判时他出任中国首席代表，此后即与蒋介石建立了联系。
抗战期间，他和邓颖超都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1946年的政协会议，他也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了，因此，与周恩来也有多年交往。1946年4月，莫德惠奉蒋介石之命，自重庆到贵州桐梓天门洞探望张学良。张学良公开写了两封信，分致蒋介石和自己的旧部，还在私下给周恩来写了封密信。莫德惠回到重庆后把这封密信偷偷地交给了周恩来。
张学良认为，“周恩来是极有才能大胆的人，”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释放蒋介石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抗战胜利后，他祝愿周恩来在国共和谈中“早成佳果”，使中国走上和平统一的富强之路。然而，张似乎也颇为担心，他说“友人惨死”，虽然包括王若飞、博古、叶挺等人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的“四·八”烈士，但他说“数难”，显然不止一次。在这之前，昆明学生因反内战的集会受到破坏而罢课，1945年12月1日，军警竟然开枪镇压，死伤20多人，造成“一二·一”惨案；1946年1月的“沧白堂事件”、2月的“较场口事件”及3月的袭扰第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事件等等，都表明坚持一党专政的反民主势力，正竭力破坏政协及其决议，而美国帮助蒋介石运兵，抢占东北，也使内战危机更加严重。张学良感到痛苦，为之“心吊”的，恐怕还包括即将失去的当时中国和平统一的希望。
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举行与重庆文化界话别茶会，会上与张学良素有深厚关系的王卓然谈到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张学良日子很不好过时，一石激起千重浪，在会上的人们心情非常难过，严肃的周恩来的脸上闪过一种悲凉思友的泪光。
1946年12月12日，延安各界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大会上，他严正地说：“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了，然而张、杨两位将军被蒋介石幽囚了十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裁判。那些担保张、杨无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们，却已忘恩负义、食言而肥。”“在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最后拒绝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同时派出专机，电会其和谈代表返回南京，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和其他成员在留下来还是离开的矛盾之中时，周恩来对张治中说：“文白兄，西安事变时，我们没有尽到劝阻之责，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今天，我们不能再让父这位姓张的朋友回去了。”
张治中听后，想起台湾的张学良，想到周恩来对自己的关怀，禁不住两眼发潮，握住周恩来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
1956年，“西安事变”20周年，周恩来说：“‘西安事变’是值得纪念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历史上一件大事。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有人问假如当时把蒋介石打死了怎么样?即使打死了蒋介石他们也是千古功臣，打死一个蒋介石有什么了不起，历史总是要前进的。不会因为打死了蒋介石历史会倒车。”“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很豪放。他在被扣后，还给过我两封信，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人怀念和尊敬的。张汉卿能解救出来最好，无论如何，他是千古功臣的人物了，他是名垂千古的人了……特别使人怀念也就在此了。”
1961年12月12日晚，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周恩来追忆他同张学良、杨虎城的友谊，赞扬他俩在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的义举，对至今仍未全面恢复自由的张学良表达了深深的怀念之情，张学良四弟，海军参谋长张学思给周恩来敬酒时泣不成声，周亦流下了热泪，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囚禁在台湾，还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就落泪呢?”同年，他还通过其在海外的朱光沐夫人朱湄均(即朱五)捎给了张学良十六字亲笔短函：“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
1975年9月，周恩来病危期间，但得知张学良患了眼疾，有失明的危险时，他立即提起笔来，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要想办法给以帮助”的批示。还不放心地在批示后面连加“嘱托!托!!托!!!”这是他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一生中最后一份批示。
1990年6月1日，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向张学良90寿辰喜庆的贺电中说：“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云：先生乃千古功臣。先生对近代中国所作的特殊贡献，人民是永远不会忘的。
所幸者，近年来，两岸交往日增，长期隔绝之状况已成过去。先生当年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之祖国振兴中华大业，为期不远。想先生思之亦必欣然而自慰也。
我和同辈朋友们遥祝先生善自珍重，长寿健康，并盼再度聚首，以慰故人之思首!这份电报张学良看了一遍又一遍，看过之后又让赵一荻将电报文逐字逐句地读给他听。
(雷云峰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