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精神 永世传颂——纪念西安事变65周年
林道琦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65年前由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震惊中外，中华民族抗日爱国的情绪炽热沸腾。经过张、杨、宋氏兄妹和周恩来等三方代表的共同努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最终实现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毋庸置疑，西安事变不仅使中华民族危亡的命运得以扭转，而且在中国现代史上也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和作用。如今，睹物思人，我们依然由衷地感到张、杨两将军人格的崇高和爱国之心的伟大。
20世纪30年代，我们苦难深重的祖国饱受列强的欺压与蹂躏，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后又策动所谓的“华北自治”，妄图掠我华北腹地，中华民族步入生死存亡的关健，“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3500余人在北京大学集会，通电全国，“主息内争，一致对外”。1931年9月24日，上海3万码头工人举行反日罢工，10万学生举行反日罢课；广州、香港等地华工自动罢工；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恢复失地；10月至11月，平、津、沪、汉、粤及内陆各省，请愿者已达万余人……中国人民群情激愤，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
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北上抗日，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红军，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号召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共同团结，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换救民族危亡。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却对日本的咄咄进逼视而不见，置民族利益、国家安危于不顾，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对日妥协，退让、投降，对内进行反共内战，强迫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17路军大举进攻陕北红军。面对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和东北沦陷的压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与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占地之仇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结伴同行，顺应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过“劝谏”、“哭谏”，再三要求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均遭蒋介石拒绝之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谏”，在西安扣留蒋介石及其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朱绍良等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希望以此来劝蒋介石放弃内战主张，联合中国共产党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事变当日，张、杨即联合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张、杨的主张合民心、顺民意，立即得到全国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和赞扬。中国共产党方面应张学良的请求，派出了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杨解决问题。经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和推动，蒋介石最终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的爆发及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内战基本结束，促成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成功地实现了由国内阶级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掀起了民族抗战的新高潮。正如叶剑英元帅回忆西安事变赋诗云：“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酿成抗日诗。”
西安事变的丰功伟绩名垂青史，彪炳千秋。今天我们追忆历史是为吸取经验，缅怀古人是为继承传统。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以张、杨为代表的爱国人士为中国抗战所作出的伟大努力，看到了他们高尚的人格魅力和牺牲小我的无畏精神以及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于西安事变始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不仅承担着可能失败的压力，而且冒着生命的危险。“西安事变”，蒋介石最后允诺团结全民族实行抗战救国。为敦促蒋兑现诺言，使“蒋答应我们的不致后悔”，谙熟蒋介石为人处世之道的张学良甚至在明知凶多吉少的情况下，断然亲自送蒋返宁。抵宁后，果然蒋介石背信弃义将赤胆忠诚的张学良扣押，并长期软禁达55年之久，使其不能横刀跃马，驰骋疆场抗击日本侵略军，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一家四口和亲密部下也被囚12年之久，最终殉难。西安事变是张、杨等用自己生命铸就的爱国壮举，用青春和热血铸就的历史丰碑。他们的精神将会永世传扬，激励后来者!
钟鼓悠扬的十三朝古都不会忘记，温泉水滑洗凝脂的华清池不会忘记，千千万万的中华民众更不会忘记，西安事变以及它所凝结的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人民将永志不忘!
(林道琦，西安事变纪念馆馆长)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