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第二十二章 长期迫害 矢志不改
杨瀚
杨虎城是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志，愿将热血洒战场，不愿偏安在他乡的志向和宁让蒋介石负他，而决不负国人的心态回到祖国。但迎接他的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诱捕阴谋和长达12年没有审判的监禁并殃及子女、部属的屠杀。
1．设计诱捕 失去自由
杨虎城一行到达香港之前，杨的秘书王菊人、副官申明甫等奉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之命已到港迎候，陆军第三十八军第一七七师副师长王根僧也由西安飞抵香港，代表全师官兵候迎杨虎城将军归国参加抗战。1937年11月27日，公署军需处处长王维之在王炳南的相约下，与王由沪抵港，欢迎杨虎城。宋子文也同船由上海来港专门来见杨虎城。
宋子文见到杨虎城表现得十分热情，不但问候欢迎还搬到杨下榻的半岛酒店住，与杨畅谈。事后，随杨从欧洲一起归国的郝郁文问杨的夫人谢葆真“那宋子文又谈了些什么呢?”谢葆真说：“蒋介石来电嘱你杨伯‘到南昌相见’，我看宋子文这个人，充满矛盾，忙忙乱乩倒很热情，但不知道胡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①11月28日，蒋介石来电给杨虎城说“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这封电报，不是直接发给杨的，而是宋子文转交的，为日后蒋介石推脱捕杨的责任留下了伏笔。同日，杨虎城接到戴笠从长沙来电，约先至长沙后再赴赣见蒋。很快，宋子文安排了杨虎城去南昌的行程。当时杨虎城决定王根僧(江西人)跟他一起去南昌，可临到11月30日出发时，宋子文却只给了一张机票，后经王等人一再要求，宋才又给了一张机票(可能宋动了一点恻隐之心吧)。宋子文能到香港专门来见杨虎城，按常理应该陪杨一起去见蒋介石的。而宋不但不陪还安排杨孤身前往，明显是参与了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的阴谋。
宋子文到港后，军委会派来接杨的一位少将参议及手下加强了对杨虎城的监视，日夜都有人守卫在杨的周围。有时杨与客人谈话，也挥之不去。这些情况的出现，都让前来迎接杨的部下们十分担心。他们纷纷建议杨在香港再多住些日子，看看形势再说。但这时蒋介石的电召已到，杨欲止也难，他也完全意识到了面临的危险。
11月29日，杨虎城在半岛酒店对王惟之说；“明天我就动身去长沙会见戴笠，然后同戴去南昌见蒋介石。请你陪同夫人和拯中母子回西安。我到南昌后就有电报给你们。”鉴于来港恭候迎接杨虎城将军的旧部属员均发现国民党特务已对杨采取限制自由的种种征候，王惟之随之建议杨在港多住几天，看看情形再说，并说王菊人、王炳南、王根僧、申明甫等也是这个意见。杨说：“我已给蒋和戴复了电，说明天起飞，所以不能再缓了。”王说：据王菊人、王根僧他们说，十七路军官兵日夜盼望你早些回西北去，领导他们抗战，他们来港就是带着这个愿望来欢迎你的。杨说：“我是奉派出国考察的，既然回来了，就得先去南昌汇报，回西北大后方去，那只能放在第二步了。”王说：抗战爆发后，西北已不是大后方，而已成为抗日的根据地。王说到此，杨兴奋地大声说：“去冬我和汉卿事变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争取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现在抗战爆发快半年了，我既然回来，岂能久住香港。我回来的心地是极坦白的，就是为了参加抗战，别无其他。”王说：谁都知道蒋介石这个人只记私仇，不计信义，有必要多加考虑。杨说：“我和陈铭枢将军会见时，也曾谈到这些问题。原十九路军的抗日将领，如蔡廷锴、蒋光鼐等均还侨居海外，未被起用。共产党号召全民抗战，蒋介石却在排除异己。敌人节节进逼，蒋介石却在处处让退。蒋的这些作法，当然要引起人们怀疑，那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我曾多次反复考虑，最后决定，还是先去南昌看看，蒋介石如果真在导演着假抗战、真投降，假团结、真排挤的话，那我就决定离开南昌回西安去了。”②
同日，他还对同船回国抗日的旅欧留学生秦丰川说：“我到了香港，就给蒋打去了电报，一直等到昨天才接到回电，叫我到南昌与他见面。我这一去，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让我抗战，那你就来，大家一起干；另一种可能是把我扣起来，那你们就另找抗日的机会吧!”秦丰川1962年说：当时我绝对没有想到杨将军被扣起来，顺口就说：扣是不会的，现在全国都在抗战，他扣起一个要求抗日的将领，怎么向人民交待?杨将军叹了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张汉卿不是没有释放吗?”我说：既然如此，不如不去，另找抗日道路好了。杨将军说：“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并不妥当，那会给他们找到更多的诬蔑借口，现在只许他扣我，不许我不去。为了团结抗日，个人纵然有所牺牲，也是值得。我明天就走，我走之后如果三天以内没有消息，你们就不要再等了。”杨将军走了三日之后果然没有消息，我们猜想他真的被扣起来了，只好分别乘飞机、火车前往武汉，再作打算。③
1937年11月30日上午1l时30分，在欢送人群一片“欢送杨将军北上抗日”的口号声中，杨虎城乘坐的飞机起飞了。从此他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
杨虎城乘坐的飞机于当日下午飞抵长沙。杨按照事先的安排住进六国饭店。王根僧按照戴笠交代的地址去联系戴笠，不料戴笠根本不在，留下一张便条让杨去武昌找他。无奈，当晚12时20分杨虎城又乘粤汉火车从长沙赴武昌。
12月1日午后3时30分，杨虎城乘火车抵达武昌车站。戴笠率武汉行营及湖北省政府百余人员在车站“迎接”，当即被安排到湖北省政府招待所。随后，杨虎城偕王根僧去拜访在武汉的于右任，这时已有大批特务跟随，在于家，杨与于谈话时，特务赖在屋内不走，被于训斥后才怏怏离去。当于要留杨虎城这位多年的老友吃碗家乡面条时，却被特务以谎言制止，杨只好告别老友回到住地。
12月2日，杨虎城由戴笠陪同乘飞机去南昌。在机场又上演出了与香港相同的伎俩，以飞机小只能乘3人为由，只让杨虎城一人上飞机。后经王根僧再三要求，戴才将他的人换下，同意王上机。戴之所以让步，是因为在武汉，杨已见过于右任，武汉当时是政治中心，他不想在这里把事情弄僵，引起杨不去南昌，影响秘密逮捕的整个计划。据军统局戴笠手下的干将沈醉后来说：蒋介石却念念不忘过去西安被扣的仇恨，仍把个人恩怨放在第一位。当杨启程返国消息传来，蒋立刻电召军统首脑戴笠去南昌，当面指示办法。戴笠回到武汉，马上命令军统特务队长李家杰，在特务队中挑选了便衣警卫20余名，经戴笠一一亲自点名传见后，由李家杰率领先往南昌布置。同时蒋介石还加派宪兵一连，共同负责担任押解和看守杨的工作，以免发生意外。④
杨虎城一到南昌就被这些便衣警卫和宪兵完全的管制了起来，失去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和行动自由。开始戴笠表面还装热情和杨同住在一栋楼房，陪杨游览南昌的名胜古迹，但就是不提与蒋介石见面的事情。王根僧在日记中说：七日杨将军读报，得悉倭寇已达南京近郊汤山一带，不胜愤激!他说：“我今不能上前线杀敌，至感无聊!作为一个军人能上前线多杀几个外国敌人，才算光荣!若论内战，则难免一将功成万骨枯之讥!”云云，于此足见杨将军苦闷的心情。
8日，与杨将军相对闷坐无聊，我只好说说笑话，以解寂寞。夜间曾谈及若不回国，岂不省却许多烦恼的话。他说：“我是一个军人，且在双十二时我和张先生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兵谏。今中央和全国一致抗战，我若竟逍遥国外，那么，就失去双十二举动的意义了。我今回到祖国，为的是愿当一兵一卒，亲上前线杀敌。但是人家不让我上前线，或竟把我牺牲了，我也问心无愧。但愿蒋介石能抗战到底就好了!”杨将军忠贞为国之情，溢于言表!
9日，是日敌机轰炸南昌。杨将军慨叹我国空军力量太弱，不知道国防建设的钱用到哪里去了。晚，杨将军对我说：“如果你能恢复自由，必须告知王炳南同志，抗战必胜，要有信心，抗战到底，国家才有前途。”云云。
lO日，午后一时许又发警报，警卫人员带我们到江边下沙窝隐蔽。午后5时40分，戴笠说：敌机常来轰炸，城内不安全，请杨先生迁到乡下去，要他立即上车。当时戴不准我随去，我挥泪送别。杨将军叫我速返前方，晓谕十七路官兵，要上下一心全力杀敌。我唯唯，惟请珍重而已!(嗣我转往汉口，复被软禁到翌年2月ll日始得离开汉口．返回部队)⑤
到此为止，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的阴谋完全得逞。这个阴谋是从1937年lO月初由宋子文发给杨虎城电报，让杨“宜自动返国”的电报开始的。是什么促使蒋介石改变拒绝杨要求回国，长期放逐海外的初衷昵?多年来，一般都归咎于杨虎城在海外发表了过多的抗日言论。其实不尽然，杨虎城在海外发表抗日言论并没有危及蒋介石的利益和名誉，对当时鼓吹全面抗战的他只会有利。对西安事变问题，杨虎城也遵循了出国前对蒋“顶好不提”的承诺。在国外几次遇到有人故意询问这个问题，杨都回避了。一次因为谴责了法西斯引起德国的不满，也由何应钦出面告诫了杨。在言论上杨并没有犯什么大忌。
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出版的民国人物小传在《杨虎城》一文中，透露出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的秘密：“二十七年八月，军统局长戴笠获悉杨与共党勾结，疑返陕发动政变阴谋后，经周密计划，于是年囚之于南昌，后解往长沙。益阳监禁。”关键在于“戴笠获悉杨与共党勾结，疑返陕发动政变阴谋”。作者故意将责任推给了戴笠，不提蒋介石。在当时杨虽然被革掉军政职务，但还是国家二级上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根本不是戴笠就能决定关押的。而“与共党勾结，疑返陕”倒确有其事。在欧洲，杨虎城曾派杨明轩、胡希仲代表他去莫斯科找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打算通过苏联回国的事情。但此事相当机密，蒋又如何得知呢?郭增恺1963年说，他在抗战期间从接近蒋的近臣们中得知，是苏联当局通过秘密渠道，将杨的这一秘密打算转告给了蒋介石。而且这并不是第一次，冯玉祥写给斯大林的一些信件，也被斯大林送给了蒋。⑥
杨虎城在接到宋子文让他回国电报的同时，还接到王炳南从上海发来的“请立即返国抗敌”法文电报。当时，杨和周围的人都认为这是中共中央欢迎杨回国的意思。其实也不然，后来杨拯民曾就此事专门问过王，是谁让他发这封电报?王回答不出所然。现在推理看，那封电报应该是宋子文让他发的。他去香港见杨，也有宋的意思。后来在王炳南所有回忆文章中都未提及这段历史。
2．长期监禁 残酷迫害
杨虎城离开南昌市区后，被移居到距离市区30华里、原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梅岭别墅。这里四面环山，山上长满了青竹，环境十分幽静。当时的看押分为两层，内层看押由军统局特务负责，他们和杨住同一栋楼房，杨在楼上一间屋内，特务们住在楼下，昼夜都有特务在楼上值班。外层由宪兵一个排负责警卫。特务队加宪兵共有70多人。总负责人是特务队长李家杰(上校衔)，分队长曹泽民(少校衔)，指导员张光宇，会计石学廉(上尉衔)。这一段，还处于软禁，杨被允许每周到附近乡间去散步，每次出去特务们都不离左右，处在严密监视之中。在这里杨虎城一直被关押到1938年5月。
在香港，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与丈失分别后，携子于12月2日离港，经武汉3日回到西安。路过武汉时，谢也到于右任处拜访，从于口中得知杨的行动已受限制，心里十分不安。回到西安数天后，得知杨虎城失去自由，心急如焚，千方百计打听消息了解情况。并打算亲自去探望杨虎城。
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说：“新娘(杨称谢为新娘)听到父亲被扣的消息，想去武汉探望，又想听听中共方面人士的意见。让我帮她找共产党人，我就找了冯文彬同志(冯文彬当时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西安的地下工作)，她和冯交谈后，感到冯没有说出明确意见。冯又介绍新娘见了林伯渠林老，林老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负责人。一天晚上，林老和新娘相约在红阜街我们家中会见。会见时我和李连璧、冯文彬也在座，因为当时情况不明，林老也来说出什么具体意见，去!不去?去了后怎么办?谁也不好讲。后来她毅然决定去，可是要不要带拯中去?又成了问题。
“我曾建议新娘不要带拯中去，遗憾的是我的意见没被采纳。也难怪，她对拯中特别疼爱，也许她只有这一个男孩之故，他们母子二人向来很少分开。为此事，她又和李复清杨晓初夫人商量了许久。有天晚上，她和李同宿一床，可说是竟夜相商，从中可体会到她当时思想上的苦恼与矛盾。可结果还是把拯中弟带走了，带进了黑暗的牢笼。”
当时，葆真夫人以为蒋介石会以对待张学良的方式(张的夫人和赵四小姐可以轮流陪伴)来对待杨虎城，她带孩子去是想探望，给杨以精神安慰。殊不知蒋对待这两人是有天壤之别，对她更是怀疑重重。
1938年1月14日，谢葆真携子拯中由西安抵汉口觅夫下落。原第十七路军诸将领商量后派副官阎继明、张醒民同往，当时张醒民才结婚不久。在武汉谢葆真找到戴笠，由戴笠安排他们1月17日乘船去南昌。结果一到南昌，他们4人也都失去了自由。戴笠将他们秘密关押在市里一处居所，直到半年后才让他们与杨虎城相聚。
1938年5月，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戴笠将杨虎城秘密由南昌移囚于长沙东郊朱家花园。秋初，又由长沙移囚于益阳桃花仓，与原囚于南昌的夫人谢葆真、次子拯中及副官阎继明、张醒民合囚一处。直到冬天武汉撤退时，杨一家又被解往贵州。离开益阳的前一个晚上，军统将囚禁在益阳的二十多名进步人士杀害了。这些人是从南京、南昌、武汉等地撤退时移禁到益阳的。据当时看守杨的特务队长李家杰谈：当时杨听到附近枪声和惨叫声，一夜都没有睡，他以为会在那里杀害他。他搂着男孩说：“我死了不知有谁来照料你？”
第二天拂晓启程时，他看到特务们正在附近掩埋被害人的尸体。他一语不发，带着无限悲伤的情绪上了汽车。⑦
经过一路跋涉，1938年冬，杨虎城一家被戴笠秘密由益阳移囚于贵州省息烽县阳朗坝。从此杨虎城结束了“软禁”，开始了囚禁生活。
刚到息烽，杨和其他犯人都一起关在阳朗坝看守所里。后来看守所扩建该名为军统局息烽监狱。关押人最多时达到三四百人。专门用作囚禁中共党员、进步人士和违犯军统纪律的军统特务分子。如中共四川省委车耀先、罗世文、党员张蔚林、张露萍、冯传讯、杨光等许多人，以及民主人士马寅初、黄显声等都在这里囚禁过。这段时间，虽然生活很差，但难友很多，杨一家人的精神还能得到一些慰藉。
1939年，戴笠到息烽视察。看到杨虎城一家也关在大监狱里，他认为阳朗坝离公路太近，怕出问题(怕杨逃跑)，就命令特务们另找地方。经过寻找，特务们在息烽县城东13华里的一个极为偏僻的山顶上，找到一个名叫“玄天洞”的山洞，这个山洞只有一个出入口，易于警戒。地方找到后，戴笠还亲自上山察看一番，他很满意。叫人在附近修建供特务队和宪兵等居住的房屋以后，即将杨移送过去。玄天洞是一个天然的钟乳石大山洞，有十丈多高，当时里面有一所道观，叫“玄天观”据说已有300多年历史，香火很旺。特务们看中此处后，赶走道士，停了香火，将杨虎城一家关押在观内。
玄天洞位处接近山顶的峰间，距山如下有千余公尺，上下山只有一条崎岖的羊肠小路，十分陡峭，车辆都无法通行。洞前，只有十几平方米的一块平地，出洞前面、左右都是大山，正面是万丈深渊，周围群峰耸立。由于大山挡目，杨虎城与家人在洞前只能看到的是山和不大的一片天，完全与世隔绝。
对于看守杨的工作，蒋介石曾再三叮嘱戴笠不可大意。1940年戴笠又亲自往息烽布置一番，除在杨住宅四周设有便衣特务严密看守外，外层宪兵也分两层布岗。宪兵连连部设在后山高地，可以控制后山和杨住宅。山上的峭壁隘路依山傍岩，有几处零星的小庙，在小庙里驻有一排多的宪兵，担任该禁闭室的外围警戒；到了观门前，便有军统的武装守卫，庙后的高地，也设有岗哨。整个警卫戒备的情形，比关押张学良森严得多。观内的正殿及其他配房，分别作为看守负责人的办公室及警卫人员的宿舍等。军统特务队则设在前面上山的路口。白天岗哨距离，彼此能看得很清楚；晚上更缩小范围，并采用传更办法：那是用大竹子划两道口，像过去城市打更用的竹梆一样；以木棒敲打会发出很大声音。每到夜间，隔一定时间，由第一个岗位先敲几下，梆声刚落，第二个便得接着敲打。就这样轮流着一个个敲下去，只要一处不响，带班的马上去检查。每到天黑以后到第二天黎明，梆梆之声响彻高山深谷，十分阴森恐怖。
在正殿旁边架筑于岩石之间的阁楼式的配殿，便是杨虎城的关押所。杨所住的那些房屋，都装有木栅栏的。室外活动，也有一定的时间，不可以随意出入，更说不上到附近地方去赶集之类，生活待遇也是按照规定开支，伙食有荤有素，是由大厨房做好送去的，没有自己的小厨房。整个生活显得单调和严肃。 白天，杨可以在观外洞口走动一下。他最爱走到离住所几十步远的一个山口去眺望通过息烽的公路。因为山上终年没有外人来往，只有从那里看看往来公路上的汽车。一到夜间，便不准出门，只能在屋内活动。
到息烽后，特务队队长仍然是李家杰。
沈醉说：“我当时在军统机关任总务处长。戴笠常派我去看囚禁在贵州桐梓县的张学良和在息烽的杨虎城，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情况，也顺便送给他们一点吃用的东西。当时戴笠对张学良生活上的待遇安排较好，因为张同宋子文是儿女亲家。加上张夫人于凤至与赵一荻(即赵四小姐)两人在1940年前是每年轮流陪张，她们都是去美国休息，回来总带不少东西，生活比较好点。而杨因为蒋介石对他特别仇恨，从来没有外面接济；他自己有一点钱又舍不得拿出来用；加上当时法币天天贬值，经手特务揩油，所以生活相当困苦。他想换一套新棉衣都很不容易。我每次去看他，他总背着看守的特务向我诉苦。我当时哪里会同情他，还不是敷衍一下，叫他忍耐点。就是调整一下，也维持不了几天，又因法币贬值，仍旧是天天缺这少那，使他常为生活上一些问题感到苦恼。
“1941年，谢葆真在狱中生下了小女儿杨拯国⑧，这给杨虎城精神上带来不少安慰，但这种暂时的安慰，很快就变成忧伤。谢葆真由于产后营养不良和长期囚禁生活，在特务们的迫害下精神渐渐有些失常。特务们不但不给治疗，反而故意刺激她，使她的病情越来越重。也影响到了杨虎城和孩子们的生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杨虎城向特务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为女儿请一位奶妈，解决女儿的养育问题；二是由他自己出钱在洞外盖两间平房，使谢葆真有一个养病的条件。找奶妈的事情解决得较快，特务从当地农村找了一位叫吴晴珍的妇女来喂养拯国。特务队长李家杰是云南盐津人。一向贪财如命，听杨虎城他愿意自己出钱修房子，便极力替他向戴笠请求，经过一番请示也得到批准。杨拿出了400元美金，交与李家杰代办。李除在兑换美金时便揩了一笔油水外，又在修建时偷工减料，弄得非常简陋。杨对此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如何，只好将就下去。
“1942年春，戴笠去看杨，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戴笠提出要撤换李家杰，因为李使他太感痛苦了，戴只好答应下来，到重庆后便改派龚国彦去接替李任队长，另外派原来在特务队任医官的张静甫兼任副队长。戴笠认为李家杰经常反映杨夫妇情况，看守有功，提升李为中央训练团警卫组上校副校组长，代理戴笠所兼任的组长职务。
“龚国彦，浙江人，系戴笠所办杭州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戴一向认为他忠实可靠。他外表较李对人温和，而实际上同李是一样的毒辣阴险。张静甫，河北人，系戴笠所办湖南临澧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曾学过几年医，但没有什么临床经验。当时除了在医药费上揩点油外，什么病他也看不好。杨夫妇有病，经常请息烽军统特训班医官去诊治，偶尔也请过几回中医。约在1944年前后，杨夫人病情有了好转，才准许杨搬出洞外，与她同住。”
在狱中，杨虎城虽被与世隔离，但他无时不关心着抗战的形势和国家大事。他自己出钱订了一份报纸，每天都要认真阅读多时。开始是由葆真夫人给他读报，葆真夫人生病后，他只好自己阅读。由于他识字不多，阅读起来很是吃力，但他依然孜孜不倦。有个特务看到他这样努力，出于同情，劝他多休息，杨虎城对此人说“我是行武出身，关心的是打日本，抵抗外敌侵略。现在大片国土沦入敌手，我怎么睡得好觉呢!”“你们都是年轻人，现在国难当头，守在这里会有什么前途呢？”
杨虎城对迫害他的特务疾恶如仇，但对帮助过他的普通农民，都十分尊重关心。当特务我来一些当地农民为他在洞外盖房子时，他对这些农民十分和蔼可亲，经常亲自给他们端茶送水。一年初冬时分，他看到给他抬滑竿的农民赵树银身上穿得很单薄，就拿出自己的一件棉衣，亲自给赵树银穿上。赵树银很是感动，回去亲手做了一个当地农民使用的很粗的长烟袋杆送给杨，对这个礼物杨很是喜欢。
“戴笠对看守杨的工作，除了前面所谈到的警卫布置外，还特别叮嘱军统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经常去看看。周是戴的小同乡，也是一个非常凶狠残暴的特务头目。戴很信任周，因周管理息烽监狱那一整套的严密管制犯人的办法，很为戴所称赞。虽然看守杨的特务队是直接受军统司法处和特务总队所领导，但也要受周的监督，因为多一层关系，可以更好地防止日久生意问题。周经常去陪杨打打小麻将消遣，每次总有龚国彦在场。杨因心情不畅，每打必输。⑨由于周养浩表面斯文，说话比较客气得体，有时也帮助杨虎城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小问题，使杨对周有一些好感。杨虎城曾对人说过，他对军统的特务非常厌恶，但是，周养浩却是一个好心肠人。
“在杨虎城被囚禁后，蒋介石也曾希望杨虎城能向他的迫害低头。向他表示‘悔过’，揭发共产党的‘欺骗’，作为他们进行反共和对内部进行教育的材料和实例。他曾派戴季陶、朱绍良、戴笠等前去进行过劝降，结果都被杨虎城严词拒绝。戴季陶在劝说失败后对于右任说，杨虎城态度很顽固。
“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息烽，人们都很高兴。杨虎城也希望随着抗战的胜利，8年的时间能够减少蒋介石对他的仇恨，给他以自由。当时就连一些特务也都这样认为，对杨的态度也有改善，同意将阎继明、张醒民送到玄天洞与杨一起生活。
“1946年春天，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蒋介石表面上不反对，但是暗地里，却加紧想办法对付这些政治犯。他赶忙下令杀害了罗世文、车耀先，却谎称早已处决了。张学良被秘密押送到台湾。杨虎城一家和两位副官被移到重庆特区的另一个秘密处所——杨家山继续关押。这时，杨虎城的希望完全失去，他情绪十分低落，终日长吁短叹。杨夫人更加气愤，致使精神分裂更加严重。她经常责骂蒋介石太没心肝，特务不是人。8年的折磨，杨夫人身体越来越坏。特务们因为恨她，病了不但不医治，反而借故刺激她。到了1947年，她便含着满腔愤恨，与世长辞。杨虎城悲痛万分，他坚持将尸体火化，将骨灰放在身边，希望两人继续相伴。”
在这个时期，特务们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迫害。
李玉方回忆说：1946年，杨虎城将军由贵州息烽县玄天洞被转押到重庆中美合作所。那时，戴笠已死，我搬进戴的杨家山公馆(戴改名为养付佳山公馆)办公。我的职务是国防部保密局重庆财产管理处主办会计。杨先生住在我的住房后的半山腰。相距约百米的一幢平房内。这个地方，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的伪驻德大使张治平(安徽人)、上海英文《大美报》编辑马佩衡(上海人)都住过。杨先生每天都在山上散步，山下为警戒区，是不准下来的。我因工作忙，没机会上山，所以没有机会接触。
就在这年八九月间，重庆行营主任朱绍良前来看望杨先生，由财产组高砚宸(河北丰润县人，高树勋之侄)、张秉午(河北人，刺史量才时开车的司机)、特务队长龚国彦(浙江人)和我接待。那天，朱下车后，先到山上去看杨先生。我因和总务人员一道准备接待朱吃饭，没有同去，朱、杨谈了些什么无从知晓。大约两个钟头左右。朱就下山，来到杨家山会议室吃饭。饭后，龚国彦向朱汇报杨先生情况，我也在场。龚说：杨认为抗战胜利一年多了，仍然不释放他，表示愤慨。而且他本人近半年来和杨先生关系紧张，至于上级(指毛人风、蒋介石)交他诱使杨先生吸食大烟之事，完全失败。杨先生不但不吸大烟，就连香烟都不吸。我听了以后才明白，龚国彦除了看押杨先生的任务之外，还有个“孝敬”杨先生吸毒的任务。真是丧心病狂。无所不用其极。⑩
在长期的迫害下，在夫人去世的打击下，杨虎城说话变得很低沉，身体也消瘦下来。不久就病倒了，胸口以下疼痛难忍，服用止痛药也止不住。特务只好将杨送到他们的专用医院四·一医院进行救治，经检查发现杨患了严重的胆结石。医生对杨实施了手术，切除了胆囊，从胆囊中取出了一把结石。在医院治疗期间，有位姓张的医生，在给杨虎城治病时偷偷把从报上看到杨拯民在延安的消息偷偷告诉了杨虎城；杨虎城也把戴季陶、朱绍良、戴笠他们奉蒋介石之命，到息烽玄天洞、重庆杨家山几次劝降，要他承认错误就可获得释放的事情告诉过张医生。据张医生说，杨虎城对朱绍良说：“我有什么错误?我一生做的事对得起中华民族!历史会证明是我错了?还是蒋先生错了?蒋先生不释放我，我也死而无憾。”杨的这段谈话充分表现出，他虽身陷牢狱饱受摧残，但他为国家为民族而斗争的信念与斗志始终如初。他在极端困难与危险的情况下，利用一切机会向外界传递着自己的信念，表达了视死如归的坚定决心。
在杨家山关押期间，杨虎城得知曾任《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也被关在杨家山附近的秘密监狱时，就向特务提出将宋要到身边，主要理由是儿子杨拯中已长大，可一直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妻子亡故女儿年幼需要有人照料。宋绮云是文化人，可以教拯中文化，其妻徐林侠可帮助照料拯国。特务们经过研究，同意了杨的要求。这样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宋振中——“小萝卜头”在杨虎城身边得到团聚，与杨虎城一家一起生活直到一起被害。
3．拒绝释放 继续迫害
1949年初，蒋介石发动的“剿匪”战争，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遭到了惨败。1949年1月2l日蒋介石被迫发表“引退”文告。宣布“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1月23日，李宗仁饬行政院释放政治犯。
1月24日，李宗仁指示顾祝同释放拘押的张学良、杨虎城。
2月1日，顾函复李宗仁，将此事推给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和西南军政长官的张群。
2月5日，陈诚在台湾就李宗仁饬释张学良问题向应邀访台的程思远表示，张非受台省管束，台省无权决定，予以推诿。
时任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重庆办事处处长的郭旭后来说：1949年一、二月间李宗仁代理总统时，宣布释放政治犯，首先宣布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命令国防部保密局释放张、杨。新任局长徐志道接到李宗仁的命令，由广州打电话给时在上海的前局长毛人风，因毛仍掌握着保密局的实权。毛在上海告诉我说：“李宗仁令徐志道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一事，经去奉化溪口请示总裁，总裁当时很生气地说：‘如果张、杨当年听我的话，不闹西安事变，那我就把共产党消灭了，不会搞到今天这样的局面。现在把他们放出去，杨就会去投共产党，于我们不利。杨在重庆目标太大，马上将他秘密转移于贵州。’当我请示如何答复李宗仁，总裁说：‘叫徐志道推说不归他管，要李宗仁直接找你，你就置之不理。’我已电复徐志道，叫他推说囚禁张、杨的特务队是由我直接指挥的，不归他管，请直接找我好了。”不久，李宗仁以毛人凤当时在国防部已无名义，公文也无由投递，乃令重庆市市长杨森释放杨虎城。杨森推说找不到毛人凤，不知道杨虎城囚禁在哪里。实际上，杨森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后，亲飞上海同毛商量后，又飞回重庆才答复李宗仁的。李宗仁因杨森答复找不到毛人凤，于是在南京登《中央日报》找毛人凤，叫毛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保密局重庆公产管理组组长周养浩看到这个消息后，打电话报告上海的毛人凤时，毛早已知道此事了。
蒋介石坚决反对释放杨虎城，而代总统李宗仁派出的接载杨虎城的飞机又要来了，重庆的特务们怎么办呢?毛人凤、徐远举等人决定把杨虎城先转到贵阳。当徐远举去找杨虎城劝他转移时，杨曾向徐远举大发脾气说：“李代总统要释放我，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转移地方?我不是小孩，今天转这里，明天转那里，我不走!我要死就死在这里。”徐远举知道杨虎城对周养浩比较信任，就请周养浩去劝杨虎城转移。周养浩这样对杨虎城说：“蒋总裁认为如果现在由李宗仁把你释放，你更加恨他了，所以他想把你暂时移往贵阳，不久将会把你送往台湾，然后和张学良一起释放。”一则杨虎城对周养浩信任，二则周亦言之成理，于是杨虎城同意在周养浩的陪伴下专机转往贵阳。同去的还有宋绮云夫人徐林侠、幼子宋振中和杨虎城的副官阎继明、卫士张醒民。
1949年2月，杨虎城与子女及宋绮云一家，被从重庆“中美技术合作所”监狱，移囚于贵州省贵阳县黔灵山麒麟洞的一所房内。这里地处市郊是贵阳风景区之一，当年戴笠为了讨好蒋介石，替他在这里修了一所公馆，实际上蒋介石从来没有去住过，而完全由戴笠自己享受，当时在军统称之为麒麟洞公馆。杨在这里又住了7个多月。
李玉芳说：1949年3月份，重庆财产处结束。我也根据处的指示，调往贵阳特务队任队主办会计。我于4月份到达贵阳，才知道这里是扣押杨先生的地方，地点在离贵阳市2公里左右的风景区黔灵山。这里有蒋介石在贵阳的公馆，所谓“总统官邸”。办公人员就住在公馆内，队长张鹄(湖南道县人)是白公馆的老所长，其人阴险毒辣，现任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的韩子栋先生曾深受其害。副队长为张静甫(山西太谷人，沈醉《军统内幕》一书中错写为河北人)杨先生等七人住在黔灵山下麒麟洞有庙宇六七栋，修建精巧，为贵客名胜之地。杨先生住前面二栋内，后面几栋住了老尼姑一人，还有17岁的女尼姑十多人。这里有30多名队员日夜轮流看守，宪兵一个排担任外围警戒，驻贵阳市的第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系老牌军统特务)也负保安责任。
这里除了寺内尼姑可以出入外，就连外围的宪兵都不敢越池一步。记得有一次，八十九军参谋长想到麒麟洞来玩，外围宪兵看到他带着少将领章没敢阻止，但他快到警戒区时，却被一个姓汤的队员走上前来，将他打得头破血流躺在地上。我们知道后，忙赶去看，那人已经爬起，声称他是八十九军参谋长。姓汤的还说，我知道你是少将，对你还是客气的，下次再来就枪毙你，说着还要打。结果还是我们把姓汤的叫回，那个参谋长才狼狈而去。从这件小事看，特务队员们心中只有蒋介石、毛人风，其他人是根本不放在眼里的。
我到队以后，杨先生知道我是甘肃人，非常亲热，因为他在被囚禁的十多年来，根本没有见过一个西北人。杨先生迫不及待地问我，西安鼓楼、兰州金千观遭日机轰炸没有，还问了陕甘二省地方的情况。他知道我是甘肃定西县人后，马上又问：李振西(国民党师长)你认得吗?我说，他们镇离我们那里还有30华里，只知道他有个妹子名叫李莲秀，至于李振西本人，我没见过。杨先生笑了笑说，原来如此。什么意思，我无法理解。初次见面，在押的7人都围着我问长问短，多半是陕甘风土人情一类的话题。我非常敬佩杨先生记忆超群，连国民党一个师长是哪省哪县人都记得非常清楚。那时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
杨先生每天早睡早起，东方发白就起床散步，如果那天早上吃的是羊肉泡烩馍，一定叫我去吃。吃完早饭，便由秘书宋绮云先生读报给大家听。杨先生听得很认真，闭目静听，如果前几天报上某个战场上战事很激烈，今天报上不提的话，他就说，那个地方已经在战事激烈的那天丢了，验之事实皆准。我记忆中的杨先生，思维敏捷，记忆力强，分析任何事情相当准确。非常乐观，有说有笑。杨先生还曾对我说：周养浩在贵阳与人合伙修建了一座楼房，当时因钱不足，把我的2千元美金拿去了。这座楼房，据说是租给贵阳市汽车工会了。
杨拯中(杨虎城之子)、宋绮云先生二人终日紧锁双眉，在我们相处的半年多时间里很少见到笑容。宋夫人徐林侠女士成天缝缝补补，裁裁洗洗，照顾着两个孩子杨幼女拯国、宋子振中，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拯国长两个大眼睛，活泼可爱。副官阎继明(河北人)身体魁梧健壮；张醒民(陕西人)，中等个子，由于不习惯南方生活，加之长时期得不到自由，身体非常单薄。他们两人早上锻炼身体，风雨无阻，对杨先生倍加尊敬，总是称杨为主任(因杨1936年前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他们对别人说起话来，只要一提到杨先生，便主任长、主任短的，好像和1936年在职时一个样，视与杨先生同甘共苦、共患难为理所当然，甚至连自己是个阶下囚也不在乎。(11)
4．秘密杀害 惨绝人寰
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从广州飞抵重庆，连日召见西南有关的军政大员，部署军事、政治方面的最后活动。
时任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重庆办事处处长的郭旭后来说：毛人凤1949年10月下旬在台湾告诉我和马志超、毛森：当我在重庆请示总裁是否把杨虎城送到台湾来时，总裁指示将杨和其秘书宋绮云两家6人(杨虎城将军和其男女公子及宋绮云夫妇和宋的一女孩)解回重庆，秘密杀掉，勿让外人知道。我当时恐怕把杨虎城杀了之后，引起张学良的不安，建议把宋绮云全家在重庆搞掉，将杨全家解到台湾来继续囚禁。总裁踌躇了一下指示说：“留下他们做什么?还是在这里(指重庆)把他们秘密搞掉了吧。”因此我叫周文豪即(周养浩)前往贵阳把杨等接到重庆。
沈醉说：1949年8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他对毛人凤一再说：“今天之失败，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得了!”所以当毛人凤向他请示杨虎城如何处理，是否要解送台湾，他毫不考虑地回复：“留了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但他最后叮咛毛人凤，应当把杨解回重庆，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
遵照蒋介石的指示，8月27日，毛人凤在重庆罗家湾交警旅长何龙庆公馆召集徐远举、周养浩开会，密谋杀害杨虎城等人的计划。会上，毛人凤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并提出整个行动要极端秘密。徐远举先提出在贵阳附近公路边的荒僻处动手，因为害怕被发现，难以保密，就决定还是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内秘密执行。毛人凤对周养浩说：“白公馆有行动员，你回去找他们谈谈，做秘密案子除了手枪外，还有什么办法。但不要告诉他们处决的是谁，你同他们谈后，回头告诉我，我和徐远举要亲自召集他们商议决定，还要他们履行宣誓手续，以保秘密。”同时布置周养浩到贵阳，负责将杨虎城一行押回重庆。
当天下午，周养浩通过白公馆负责人陆景清、杨家山找来了杨进兴、安文芳和杨轻典。简单提出了任务要求，问如何执行?当时杨进兴首先说：“不用枪打，就用匕首。”周养浩问杨轻典：“你能参加执行不?”杨轻典说：“我没有经验。”周养浩说：“那你就协助。”杨进兴随即又推荐了王少山和熊祥。周养浩将选定的刽子手报告给了毛人凤后，自己就赶去贵阳。
在周养浩离开重庆之后，9月2日，毛人凤和徐远举召集刽子手开了一个极秘密的会议，在会议上，刽子手集体宣誓，表示坚决完成这次任务，绝对保守秘密，为蒋总裁效忠。毛人凤还在会上宣布，事情完毕后，蒋总裁将会论功行赏。会议同时进确定了一些具体的行动和步骤，例如决定匕首行刺，以避免发生惊动等。毛人凤还亲自察看准备行凶用的匕首。将执行地点定在中美所内松林坡“戴公祠”内，因为那里最僻静。参加这次会的刽子手有白公馆的看守长杨进兴、熊祥、王少山、安文芳、林永昌、杨轻典等6人。
9月1日，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来到贵阳黔灵山麒麟洞，蒙骗杨虎城到重庆“晋见”蒋介石，然后转押台湾。特务们的这一举动，杨虎城也是心怀疑虑，但他没想到蒋介石就要杀害他。
据李玉芳说：1949年9月5日左右，周养浩从重庆带领一班人马，分乘大小吉普车各一辆、六轮卡车一辆，来到贵阳杨先生住地，称蒋介石到了重庆，要召见，很可能获释。周养浩走后，杨先生说，释放希望渺小，很可能又要转移，这次可能是去台湾，明天周来我提出你和我们一同去重庆转台。我答应了。第二天，周来了，杨先生提出后，周说，只有张鹄一人陪你前去，其他人员由张静甫和他两人率领，到昆明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安置和路上的一切开支费用，都得他(指我)去报账。因此我没有去成。行前，杨先生把收拾好的一个白铁箱子交给我，并说，里边有拯国的书籍和一个褥子，叫我带上，由昆转台。这天早饭后，周养浩和张鹄以及杨先生一行7人，和由重庆来的几个警卫，分乘大中小三辆汽车去了。(12)
周养浩按照毛人凤预先约好的做法，9月6日，在杨虎城终于答应周养浩，和他一起回重庆时，周紧急电报通知毛人凤，他们的汽车就会到达重庆，好让重庆的特务们准备轮渡及安排行刺的工作。
杨虎城一行在周养浩及看管杨的军统特务队长张鹄等的押送下，分乘三部汽车，驶向重庆。
第一辆小汽车上坐的是周养浩。第二辆汽车是救护车，坐的是杨虎城及其儿子拯中，还有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长张鹄，第三辆汽车所乘坐的人最多，是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及夫人徐丽芳(林侠)、儿子振中、杨虎城夫人在狱中诞生的小女儿以及杨虎城的两个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
周养浩所乘的第一部车子开的特别快，黄昏过后已抵海棠溪。这时候由毛人凤派专人拦路，转交一封亲笔信，嘱周养浩先回家用休息，一切后事由来人接洽。毛人凤并已准备好渡轮，于是他们很快就过了江。周养浩立即回到了“中美合作所”杨家山他自己的家里，等待消息。周先生说至于后来杨将军等人怎样遭遇行刺的情况，都是从临场的特务队长张鹄口中得知的。
lO点钟过后，第二部汽车也过了江，向戴公祠急驶而去，到达戴公祠的时间是午夜11点多钟。杨虎城走下汽车，张鹄即告诉他说，准备在这里住两天，一方面等蒋介石接见；另一方面等待台湾的飞机。接着在张鹄的带引下，两名特务左右挽住杨虎城，走向山坡上的“戴公祠”。刚刚20出头便已花白了头发的杨拯中佝偻着腰，捧着母亲谢葆真的骨灰盒，沿着陡峭的石阶，跟在父亲身后，气喘吁吁地攀援而上。到“戴公祠”后，杨拯中抱着母亲的骨灰盒被拥进了楼梯旁的屋子。此时，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杨进兴、熊祥、王少山、林永昌等4名刽子手，正握着刀分成两组，隐伏在楼上楼下的房间内。
王少山和林永昌趁杨拯中欲进门之际，突然窜出，手持两把利刃，迅即朝杨拯中腰间刺去。他惨叫了一声：“爸!”还来不及挣扎就倒下来。凶手接着又是数刀，将他的腰椎都刺断了。这时走在前的杨虎城已知有异，忙转头探看。杨进兴和熊祥一前一后，将两把利刃插进了他的胸膛。杨虎城“哎哟”大叫一声，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两组刽子手不由分说，扑上前又狠狠地补上几刀，然后擦擦手上的血迹，便下山复命去了。
杨虎城倒下后不久，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他们的儿子和杨虎城小女儿杨拯国乘坐的汽车也到了“戴公祠”。他们被引到警卫室，喘息未定，几个刽子手握着血淋淋的屠刀，闯进房内。先把宋氏夫妇逼向墙角，他们刚明白这是怎样一回事时，利刃刺进他们的躯体。宋夫人徐林侠则苦苦哀求特务们放过两个幼小的孩子，特务们哪管这些，一刀刺向了徐林侠。夫妻双双倒在血泊之中。
这时候，两个不满10岁的小孩，突然被这种可怕局面吓住。杨轻典一个箭步向前，用手扼住宋振中的脖子，企图将他掐死，杨进兴拿利刃刺向了宋的身上，小孩的惨叫着，倒在了地上。两个小孩也终于在血泊中结束了他们短促的生命。
当时，阎继明和张醒民两位副官暂时逃过了这场屠杀，据说本来毛人凤也想把这两位副官一起杀掉的，由于周养浩极力反对，周认为阎、张两人是无辜的，如果说他们对上司尽忠，那也是应该的，不是他们的过错。毛人凤勉强同意了他的意见，所以车子过江后．秘密把他们押往渣滓监狱。但阎继明和张醒民最终没有逃过蒋介石的屠刀，两个多月后的11月27日大屠杀中两人同时遇难。
刽子手行凶后，刀上的血迹尚未凝固，就下山喝酒吃肉去了。不仅如此，他们还瓜分了杨虎城随身携带的钱物。为刽子手做饭的伙夫也分到了杨将军女儿的一块银牌。这块银牌正面刻着“长命富贵”4个字，背面刻着“杨先生女公子双月纪念，张止戈”。这是将军女儿满双月时，息烽特务团长送作纪念的。
杨虎城和杨拯中的尸体被特务们埋入花园的一座花台里，刽子手们为了保守秘密，还用镪水淋了他们的面部，宋绮云夫妇和他们儿子的尸体被埋在他们遇害的房子里。令人奇怪的是杨拯国的尸体却一直没有找到，当时只找到一块连着头发的头皮。
这是黑暗血腥的一天，是1949年9月6日午夜12时半。
蒋介石终于将杨虎城处死了，报了13年前被扣西安的大仇，使他多年倍感耻辱的心灵得到一点安慰。事后毛人凤对沈醉谈到此事时说：“老头子(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13)
①郝建生：《杨虎城的最后十三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第141页。
②王惟之：《杨虎城将军欧游归来到香港》，《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269--270页。
③秦丰川：《杨虎城将军在欧洲》，《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264页。
④沈醉：《杨虎城将军被囚禁和被惨杀的经过》，《文史资料选集》第28辑。
⑤王根僧：《杨虎城将军被捕经过》，《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276--277页。
⑥郭增恺之女郭达仁口述。
⑦沈醉《杨虎城将军被囚禁和被惨杀的经过》，《文史资料选集》第28辑。
⑧同上，第8页。
⑨沈醉：《杨虎城将军被囚禁和被惨杀的经过》，《文史资料选集》第28辑，第8页。
⑩李玉方：《文史资料存稿选辑》(5)，第626页。
(11)同上，第626--627页。
(12)同上，第627--628页。
(13)沈醉；《杨虎城将军被囚禁和被惨杀的经过》，《文史资料选集》第28辑，第17页。
杨虎城大传/杨瀚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