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第二十三章 三次婚姻 命运各异
杨瀚
西安事变改变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杨虎城一家的生活轨迹。作为一个正直而诚实的中国人，作为一个能够推动中国历史进程的人，杨虎城的个人生活及家庭又是怎样?这是人们一直关注的问题。
1. 婚姻与妻子
杨虎城在个人生活上是个很严肃的人，但他一生却结过三次婚，有过三位夫人。每位夫人对他和他的事业作出了不同的贡献与牺牲。
杨虎城的第一位夫人叫罗佩兰，1902年出生，四川省广汉县人。因其家境贫寒姊妹又多(她排行老大，除一弟弟外都是女孩)，其母就为一个叫张西铭在四川做生意的陕西商人当雇工，做一些的洗洗缝缝的事情。罗佩兰虽然年龄不大但很懂事，经常去给她母亲帮忙，打下手。张西铭观察到，罗佩兰年龄虽小可聪明乖巧，令人喜爱，就将罗佩兰认作义女。当张西铭要返回故里陕西时，提出将罗佩兰带回陕西的想法。经罗佩兰父母的同意，罗随义父张西铭来到了陕西大荔县张家。那时杨虎城任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一营营长，驻防大荔县。与张西铭相识，常去张家做客，就有缘认识了罗佩兰。一来二去，两人相互倾慕，产生了感情。那时不兴自由恋爱结婚，为与罗佩兰结婚，杨虎城自己做主托请媒人到张家提亲。张西铭虽觉得自己不是罗的亲父，但他认为杨虎城是个正直的军人，是个有抱负的青年。更主要他也感觉到两个年轻人乃互有恋意，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杨、罗1916年结婚，婚后夫妻感情弥笃。罗佩兰慧敏机智，生性好强，婚后一直伴随在杨虎城左右，杨虎城为她延师教学，她还学会了骑马打枪。她认为：给军人做妻，就得学会骑射。她为人活泼善于团结联络杨的部属和朋友，他们有什么事也愿意和她交谈。靖国军后期，部队转战武功一带时，沿途战斗激烈，损失很大。为安定军心，她不顾身怀有孕，仍骑马随夫奔走前线，慰问伤员，鼓舞士气。1922年靖国军败北，杨虎城拟率部撤退到陕北榆林。这一决定公布后，一时人心惶惶，是她遇有机会就向大家解释，去榆林是为了保存实力，不是投降，更不是逃跑，早晚还是要打回来的道理。做了团结将士、鼓舞军心的工作。在一些关键时刻，她总能给杨虎城一些支持和帮助，为杨虎城排忧解难。为此，杨虎城对她既钟爱又敬重。当时封建社会男尊女卑，但她在杨虎城的部属和朋友中却享有声望，受到大家的尊重，口碑甚好。不幸的是，她过早病逝，对杨虎城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罗佩兰的去世，杨虎城异常悲痛。出殡时，杨虎城因子太小，就亲自承担了孝子的角色。他从头至脚一身重孝，拉着纤绳引路。当时下雨道路十分泥滑，由两个卫士扶着他。他上身湿漉漉的从膝盖以下都是泥浆。沿途遇有路祭时，就停下来向设祭者致谢。途中还不断有骑马者送来挽帐，于右任派人送的是：“有灵为我催杨虎，多难恩君吊术兰。”杨虎城这样为妻子披麻戴孝，打幡引路，执孝子之礼，在陕西关中一带实属罕见。但从中我们体感到杨虎城对这位妻子的情感。
罗佩兰生育了长子杨拯民和长女杨拯坤(周盼)。
在旧中国的封建传统习俗下，婚姻大事都要由父母做主。杨虎城的母亲孙一莲也想为儿子娶一房自己满意的媳妇。于是杨虎城接了第二次婚，娶第二位夫人张蕙兰。杨虎城在大荔县和罗佩兰结婚后，一次回蒲城老家探望母亲，便中也会见一些老朋友，其中就有老朋友张仰卿。张仰卿在蒲城孙镇开有一家中药铺，本人也懂点医道。昔时杨虎城曾在张处养过伤，可以说张仰卿有恩于杨，两人谈得来，遂成莫逆。张对杨一向很佩服，认为杨虎城是个有胆、有识、将来一定有作为。这次相逢，张仰卿明知杨已经结婚，有了妻室，但他还硬是要把自已的惟一的女儿张蕙兰许配给杨虎城作妾。杨虎城一再推托，说明道理，婉言谢绝，并晓以利害，张仰卿不以为然，竟以“宁为君子作小，不为小人作大”为由进行辩解，连他妻子的反对意见也听不进去，固执己见。在杨虎城离开蒲城后，他继续向杨的母亲游说，一来二去，硬是把这门亲事给订了下来。
1919年一天，杨虎城的母亲托人以家中有事为由将杨虎城叫回家中，命杨与张蕙兰成亲。杨虎城是著名的孝子，只好遵从母命拜堂成婚，成了一桩名副其实的封建包办婚姻。当时张蕙兰14岁还是个孩子，一切只是听大人的。待到年岁稍长，遭遇到具体问题烦扰的时候，才有所悟。因而她对自己的父亲产生了怨恨和不满情绪，断绝与父亲的来往，不愿再见到她的父亲。她不回娘家，也不许她父亲来杨家，想母亲时就接来杨家相聚。直到她父亲去世埋葬时，才在婆母劝说下回去参加葬礼。她把一切怨气都撒在自己父亲身上，可对她的丈夫杨虎城却始终是敬爱如初。她到杨家后，罗佩兰在世时，两人相处不错，罗把她当作小妹妹，婆母把慧兰视作女儿一般。她没有文化，但善良贤惠，杨虎城对婚事不满，但对她十分同情。一家人和睦相处，相安无事。1922年12月22日，杨虎城致书夫人罗佩兰、张蕙兰：
“佩兰、慧兰两贤妹青览：久客愉阳，抑郁寡欢。昨得佩兰妹函告久病情形，益令人烦闷。不已，特召像师摄影，寄赠两妹览之，可知旅中近况也。虎城白题，十一年长至日。”“长至”亦为冬采之别称。
12月27日，杨虎城接家书，喜得子致书张蕙兰：“蕙兰妻览：你佩兰姐幸生男孩，我闻之不胜欣忭!但你姐平素身体虚弱，又在新病之后，一切饮食起居，我妻务须小心伺侯，以免你姐劳神。只要你姐母子平安，便是你的功劳，我便非常感激也。千万万。此问近安，并颂合家吉祥。夫虝（虎字旁中的‘勿’换成‘冬’字）手谕，十一月初十日。”
从这两封杨虎城亲书的家信，可见他对罗、张两位夫人的亲情，对蕙兰夫人的尊重。
1926年10月罗佩兰病逝后，拯民、拯坤就由蕙兰夫人抚养。蕙兰夫人对这两个孩子视为已出，十分疼爱。两个孩子称惠兰夫人为娘，待她也如生母。西安围城结束后，杨虎城率军离开陕西参加北伐，将蕙兰夫人和两个幼小的孩子留在了陕西三原。
杨虎城在北伐的过程中认识了谢葆真，原名宝珍，生于1913年5月29日。西安围城时，谢葆真是西安市的中学生，她曾积极参加了中共组织的支援守城的活动。西安解围后，她参加国民军政治部组织的前线工作团，离开西安参加北伐。
据南汉宸1940年时说：谢葆真十五六岁时被刘伯坚收留部队，在前线工作团时入了党，后来到杨虎城军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她工作泼辣，革命热情高，特别是口才流利，讲演有声有色，深得杨虎城赞赏并爱上了她。1928年1月，经党组织批准，在太和他们结了婚。我们喝了喜酒。在宴席上有个同志问：杨将军为什么爱上小谢?他坦率回答：我知道她思想进步，为了革命需要她；结了婚，她可以直接帮助我。谢葆真说：俺不要你海誓山盟，只要你革命就行了。杨虎城高兴地举杯说：好!为革命到底，白头到老，大家共同干杯。以后我每次去杨家找谢葆真商议党的工作，杨总是借故避开①。
婚后，谢葆真随杨虎城离开了部队，后来又去了日本。在杨、谢离开部队不久，发生了“皖北暴动”，魏野畴等人牺牲，杨虎城部队中共党员完全暴露等情况。从此，谢葆真失去了与共产党的组织关系。由于国民党特务掌握了杨部中共党员的名单，所以他们一直特别注意谢。西安事变后，一些人还以为共产党是通过谢葆真影响了杨，才发动西安事变。当杨虎城被扣，葆真夫人前去探望，也被扣押而且单独关押了半年多，特务们是想搞清她的身份。监禁中，特务们对谢百般折磨也是基于她有过一段共产党的经历。
沈醉说：约在1941年间，杨夫人又生了一个女孩。这给他精神上带来不少安慰，但这种暂时的安慰，很快就变成忧伤。因为军统认为他夫人谢葆真是共产党员，不但对她的言行特别注意，并且经常有意刺激她。几年中由于种种不如意事，使得她渐渐有些神经失常。她非常痛恨那些特务，甚至戴笠去时，她也愤怒地加以斥责。这更引起特务们的不满和仇视，更想方设法去折磨她，在她产后也很少给以应有的照顾。有一次，她在吃饭，正感到饭菜粗劣得难以下咽，恰好遇上特务队长李家杰去看他们，她便提出质问。李用言语顶冲她，她气愤极了，便将手中饭碗向李打去。②
谢葆真与杨虎城婚后，基本不离杨的左右，随杨征战东西。杨虎城主持陕政，谢经常以夫人身份陪伴杨或独立参加一些政界交际和社会活动。西安事变期间，带头组织了西安市妇女救国后援会，积极参加当时的爱国群众运动。
葆真夫人先后生育有两子：杨拯亚(幼年病殁)、杨拯中，五女：杨拯美、杨拯英、杨拯汉、杨拯陆、杨拯国(贵)。
1929年，陕西地方治安恶化，土匪出没。蕙兰夫人顾及孩子们的安全，就带着拯民、拯坤到山东莒县去找正在当地剿匪的杨虎城。也见到了葆真夫人，杨虎城让两个孩子称葆真夫人为新娘。蕙兰夫人和孩子们在莒县住了一段时间后，为了增加他们的知识，了解社会，杨虎城刻意安排蕙兰夫人和孩子，随部队的一些干部一起去游览了南京、上海和杭州。使蕙兰夫人的眼界大开，使这位陕西农村出来的青年妇女，增加了不少知识，产生了要学习文化的要求。此后不久，杨虎城率部离开冯玉祥系统，到河南南阳参加蒋、冯、阎大战。杨虎城将慧兰夫人和孩子们安排在北平、天津和母亲弟弟一起居住。
一家人住到天津后，生活上和睦相处，但在杨拯民的上学问题上，蕙兰夫人与婆母孙一莲、夫弟杨茂三发生了分歧。
杨拯民说：“祖母和叔父主张请个家庭教师，教我读四书五经。我娘则坚持叫我去公立学校念书，接受新的全面教育。娘认为父亲是个革命军人，一向崇尚先进，追求进步，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理应顺应社会潮流。娘自己也打算到慈惠小学附设的妇女识字班学习文化。(这隐喻着她不愿受家庭束缚的心愿)。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就派蔺俊源去南阳，征求我父亲的意见。一个多星期蔺俊源回来，带回父亲对叔父的批评(他当然不好批评祖母)：‘茂三也不看都到什么时代了，还要孩子在家念死书，真糊涂!要让拯民进学校，蕙兰去识字班。人是社会的人，不和社会接触，将来与人怎么相处，怎么融入社会?’这场争论在父亲的支持下，我娘获得了胜利，我得以进天津意租界慈惠小学读书，我娘到该校附设的识字班学习，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我娘后来能够看书写信，都是在识字班学习的效果。当时，每天我和我娘吃早点后就去学校，中午在校外买两个芝麻烧饼、一碗馄饨算是午餐。”
1930年底，杨虎城打回陕西，并担任了陕西省主席。杨的家人结束了流离生活，回到陕西。当时，杨虎城与葆真夫人和出生不久的杨拯中住在新城(十七路军总部所在地)的宿舍里，蕙兰夫人则带两个孩子与婆母孙一莲、夫弟杨茂三一家住在离新城很近的南长巷子一处租赁的院落里。后来从长巷子迁到红阜街，租住了清朝大将董福祥家的一座大院子。1931年蕙兰夫人生下了她惟一的儿子杨拯人。
1937年11月，在杨虎城陷囹圄之前，他亲自给蕙兰夫人写了一封家信：“蕙兰吾妻鉴：雨农回家，可以把我的情形告诉你。祝你近好。拯坤、民都好。夫虎城。”
杨拯民说：我父亲前后有过三次婚姻，但在同一时期内只有两位妻子。初始是我母亲和蕙兰娘两人，母亲去世后是蕙兰娘和葆真娘两人。结婚的形式又各不相同，父亲和母亲实为两情相悦，可不得不通过媒妁之言的过场；和蕙兰娘是地地道道的封建包办婚姻;和葆真娘才是自由恋爱的婚姻。而且三位夫人对他感情都很深厚。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情况下，有着不同表现形式。
2．俭朴生活 良好习性
杨虎城出身贫苦，打拼一生，他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己任，念念不忘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的遗训。既不好色，也不贪财，一心只想走出一条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来。1930年以后，虽身居封疆大吏的高位，又掌握一支能打恶战的军队，但他始终过着的俭朴生活，保持着许多优良作风。杨虎城长年住在新城，为的是贴近部队，保持军人的生活习惯。早上，他起床后先要看驻新城部队的出操，然后由医生来给他检查身体或治疗，再就是秘书长来请示公务，研讨问题；秘书长去后，机要科长王菊人，或机要秘书米暂沉、周梵伯等人给他念读文电、信函、中外报纸的有关报道(包括国内主要报纸的社论，及外文《学林西报》、《密勒士评论报》的主要文章)。杨因没有什么文化，识字不多，自己阅读有困难，就让秘书念给他听，在念的过程中,随时把需要答复处理的事情告诉秘书。然后在会客室接见来访客人，他分别接谈，随即处理。不需马上解决或涉及几个方面需要研究讨论的问题，则定下时间，交代有关部门开会讨论解决。他办事干脆利落。对此，部下对杨多有赞誉，说他具有超常的记忆力，理解能力也强，复杂的问题，他只要听一遍汇报，便能理解熟记，难理解的问题，一点就通。当秘书给他读电报文章时，包括文言文，如有差错他都能听辨出来；发出的电文信函有不妥的词句意思，立即指出更改。他对报纸杂志非常重视，一般是由主管的秘书先看一遍，根据秘书自己的理解勾画出重要的部分，然后拿去给他读，先读标题，如他无表示，就一直读下去，读标题后，他如不感兴趣这个问题，就会说：“这一段不要读了。”然后接着读其他部分。外文报纸，一般只读与中国有关的部分，由人翻译出大意后再读给他。有时他也会要将他感兴趣的文章全文翻译出再读给他听。听读报是他每天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往往要占用很多时间，但他对此极有兴趣，因为这是他了解外界特别是外国信息的重要渠道。
他在大小会议上及群众场合的讲话、发言和在国外的讲演，都不要秘书写稿，而是结合实际，按照自己的思想脉络去讲，没有空话套话，既有论点又有论据，非常通俗易懂，深受听众欢迎。
他的饮食十分简朴。按当时的习惯，一天只吃两餐饭。一般10点以前办公，10点钟左右吃上午饭，多为馒头面条。一同就餐的有办公厅主任，几位秘书，或来办事的僚属共七八个人。晚餐以稀饭馒头或连锅面为主。他爱吃菜面，尤其是用野菜做的(把野菜剁碎与面粉和起来作成面条或面片)，典型的西北饭食，四个菜，两荤两素冬天加个火锅。饭后稍事休息，一般不睡午觉。他与家人共餐的时间有限，一旦回家与母亲妻儿一同吃饭，他都十分兴奋，经常说一些诙谐的语句活跃气氛，“饺子汤比肉香”。就是他的“名言”，被蕙兰夫人传给了笔者。
下午时间。杨虎城大都用来外出巡视、参观，以亲自掌握第一手的情况，同时直接向有知识的人学习请教。他为了增加儿子的知识，许多视察参观都带着杨拯民。
杨拯民回忆说：“如果下午有空暇，父亲就外出巡视、参观，有时把我带在身边，像在莒县时那样。还记得带我参观过大、小雁塔，未央宫遗址，大、小碑林等古迹。小碑林原位于新城北门西北方向，内有古碑，当时颇为名贵。
我随父亲巡视过医院，在医院里。他曾把一位炮兵连长背部的纱布揭开，探视被炮弹打伤的伤口情况；还巡视过军械厂、药厂(陕西是个落后的地区，那时工厂很少)；到武功县参观过农林专科学校。父亲每参观一个地方，一般都要找个内行陪伴解说，一边看一边认真听解释。这种场合他总是听得多，问得多。我跟父亲还到过泾惠渠水利工程工地。我们从大荔返回西安途中，特意转到洛惠渠工地。父亲了解工程质量和进度。工程技术人员在向父亲汇报中提到影响工程进度的流沙问题，和他们提出解决流沙问题的意见。当时我听不懂。途中在车上询问父亲，才得知，在修筑洛惠渠将至大荔的一个隧道时，发现有流沙层，用水泥固定不住。(那时还没有快干水泥)往往水泥尚未凝固，就被流沙冲走了，隧道屡屡塌方，影响工程进度。”
“父亲对有学识的人非常崇敬。记得1935年暑假，我随父亲到蒲城县、大荔县视察。有一天，他带着我用了半天的时间找到一个坟墓。坟墓已很荒芜，只有一块残碑上刻着‘曹直之墓’四个字。他对曹直墓那样费劲寻觅，是因为他听李元鼎先生讲过，曹直是清末人，学问很好，但一生没能中举是个被埋没的人才。我们在附近的一座关帝庙中，看到一副对联。上联是：兄玄德弟翼德不服孟德。下联是：师卧龙友子龙手持青龙。下款是布衣曹直书。他看后非常高兴，要我把对联记来。父亲对曹直的学识被埋没深感惋惜，嗟叹不已。”
杨当了数年国民党的封疆大吏．没有给自己和后代留下什么财产。十七路军被撤销时，他为了给部队以后的发展留下基础，将可观的资金和财产都分散在一些部属个人名下。其中一些人在解放后将这部分钱财交给了国家，也有人看到杨已死，无人知晓当时的秘密，就将钱财贪为已有。杨虎城当时也未想到，出国竟成为与家人的永别，没有给蕙兰夫人和子女留下多少资产。好在拯民、拯坤很早就去了延安，没有花费多少。蕙兰夫人依靠丈夫留下的一点生活费用，勤俭度日。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蕙兰夫人病卧在床，生活拮据，经过申请，国家发给生活补助，承担了医疗费用。杨虎城的子女没有从他身上继承到什么物质的东西，得到的是爱国爱民的巨大精神财富。
3．孝顺母亲 关爱子女
杨虎城的母亲孙一莲，蒲城孙镇人。因丈夫被杀，年轻守寡，生活十分艰辛。杨虎城成人后，投军参加辛亥革命。接着打死李桢，为官府所通缉。后来杨虎城虽然事业有成，但一直率军在外东征西战，无力顾家。杨母不但饱受生活的困苦．而且经常受到官府和杨虎城敌人的骚扰，长期生活在惊恐、担忧和四处流离的状态中。好在有小儿子杨茂三一直在身边侍奉，杨母的生活得以维系，精神有所安慰。杨虎城对自己不能照顾母亲的生活，还因自己让母亲生活无法安定深感内疚。他只要有一点钱，都要捎回家，以维持生计。后来条件稍好一些，他让弟弟杨茂三不要做其他事，专门侍奉老人。为了躲避敌人的骚扰，他将母亲和弟弟一家都曾安排到平、津两地蛰居。平时对母亲的意见十分尊重，只要老人提出的要求他都尽量满足，有些违背他的思想，他也尽量迁就，包括他与蕙兰夫人的婚姻。对母亲他从不顶撞，有时实在接受不了，一走了之。蕙兰夫人曾对笔者说：“你‘老婆’(蒲城人将祖母叫婆，曾祖母叫老婆)，有时说起你爷来，脾气又大时间还长，你爷低头听着从不辩解，有时实在听不下去了，就托有公务脱身，留下我一人听训。”
孙一莲信奉佛教，常年吃斋念经，非常虔诚。在儿子杨虎城主持陕政后，经常布施行善。西安八仙庵、西岳华山上的庙宇等都接受过她的捐助。杨虎城自己不信佛但对于母亲的这些要求都尽量照办。儿子杨拯民上学后，认为祖母信奉佛教是封建迷信，向父亲杨虎城反映。
杨拯民说：我和祖母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她天天要拜佛念经。关于拜佛问题，我后来曾向父亲反映过，说祖母太迷信了，你应该予以劝阻。他说，你小孩子不懂，她迷信固然不好，可烧香拜佛三跪九叩，也是一种运动。她过去不是常害胃病吗，现在一天早、午、晚拜跪三次，跪下，起来，再跪下，再起来，这是一种运动锻炼，对她身体有好处。确实祖母的胃病后来再未犯过。
孙一莲为人很严厉但很忠厚，平时除对家事发表一些意见外，从不干涉杨虎城的军政事务。
1931年，是杨虎城打回陕西后的第一年，这时杨的事业比较顺利，全家的生活也都安定了下来。于是他萌发为母亲做一次寿的想法，他想借机和多年不曾见面的亲友聚聚，给老人家一个慰藉，讨老太太个欢喜，减轻自己长期以来对母亲的负疚感。他的这个想法，不仅得到了僚属们的赞同，幕僚们还鼓励他要把祝寿之事办好，要“当个大事来办”，以便达到“团结部属，扬威友邻”的效应。杨也觉得此建议不无道理，扩展了做寿的意义。隆重地给母亲办了次寿辰，这是她老人家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过寿。
1934年，孙一莲逢60整寿，杨虎城又为母亲做了一次寿。
这次做寿还新添加了一个项目，孙一莲大发善心，提出要在做寿的正日子，施舍乞丐，给每个乞丐发放五角钱，两个馒头。杨虎城不敢违背母意，只能照办。在过正寿日子的那天，西安城里近千名乞丐汇聚到杨家门口领取施舍。老太太为此十分开心，认为自己是在做好事，积德行善。
可令人遗憾的是，孙一莲一生信佛，佛祖却未赐福于她。在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蒋介石长期关押达12年之久，l943年孙一莲辞世时，还关押在狱中，杨虎城来能尽孝为老人送终。据说当时于右任先生曾向蒋介石请求，让杨回陕西为其母奔丧，竟遭蒋介石拒绝。
据张蕙兰说：杨被扣压的前几年，杨母很是挂念，常向各方打听儿子的消息，常问家里人：“虎城有没有寄来?”可是几年过去了，杨虎城仍无信息(他给家人的信件都被特务扣押了，家里不可能收到)。有关他的传闻(小道消息)也越来越模糊，随着岁月的流逝，杨母也越来越显沉默寡言。她不再提问儿孙的情况了，自己不提不问，还不愿听别人说起。后来当家里人获悉点有关父亲的传闻消息，也不敢在她老人家面前议论。杨母把对儿子的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拜佛念经。
孙一莲去世后被安葬在蒲城县甘北村边。1965年当地进行所谓“四清”运动，开展了破除迷信的“平坟”活动。在工作队的带领下，正打算毁墓时，据说传来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老人的墓才保留了下来。
杨虎城对母亲如此孝顺，对子女也十分关爱，他一心想将子女培养成对国家民族有用的人。他尽力为子女提供良好的上学条件，同时还在其他方面也注重对他们的影响与教育。
杨拯坤回忆说：1930年父亲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我们有了个比较安定的家。当时父亲公务繁忙，但他还是抽时间亲自为我们安排好学校，嘱咐我们好好读书。每次回家不管多晚都要到我们房间去看看，有时我们已经睡了，他就吩咐不要叫醒我们。
父亲每有闲暇往往要带我们去临潼、东里堡等地小住，其中最难忘记的是领着我们去游翠华山。他一路兴致很高，一会儿谈笑，一会儿作诗。晚上睡觉时，父亲安排我们睡在他的身边，照顾得妥妥帖帖，这种时候父亲绝对不允许别人代劳。同游的前辈们赞美说：“虎公真会带孩子。”他得意地笑了，像是弥补了他征战生活中无暇照顾孩子的内疚。
只读过两年多私塾的父亲深尝自己文化不高的苦头，对于子女学习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但他反对死读书，闲暇时，常常从书架上抽本小说或散文集，要我读片断给他听，以考察我的阅读能力，也常常问我除了学校的作业以外还读了什么书。如果我说的是《水浒》或《三国演义》上的片断，那他也高兴地说上一段。
父亲很重视培养我们的简朴作风，家境宽裕了，但是吃、穿、用一直保持着俭省的习惯。父亲自已很俭朴，吃饭从来不挑剔。并向母亲(蕙兰夫人)再三交代，不准孩子特殊，绝对限制我们的零花钱。穿衣服是学校规定什么就穿什么。我们在学校的衣着比同学们还朴素。
父亲待人温和、平易；对祖母非常孝顺，无论多晚回家，定要先去看望祖母；对母亲尊重、体贴，真是相敬如宾；对周围的人说话和和气气。最令人感动的是，他饱经风霜历经坎坷遭遇浇铸了一颗善于体察别人困难的心。我们家的亲戚多是穷人，来到家里。只要他见到，定要亲自招呼，问长问短，安顿得妥妥帖帖，使人感到亲切温暖。他这样做，谁也不敢怠慢乡村来的人。
一次，父亲让人寻哥哥，回答说：“少爷不在。”父亲说：“什么‘少爷’，以后不许叫‘少爷’、‘小姐’，就叫拯民、拯坤。”从此家里再也没有了“少爷”、“小姐”的称呼。③
1937年6月1日在上海准备出国的杨虎城亲笔写信给长子拯民、长女拯坤。
“民、坤两儿见。上月二十八日的信，我前天收到。你们近况，我都知道，也放心了。你们对我所要求，我定如你们的志愿。但我的行期还未定，大约是在二十几，以后去函通知。可是，不让你们送我。因为耽搁事，也不便。惟我有两事常在心上，总觉不放心，就是你母亲的心境和她那身体。我现在是无法尽力，责任就全靠你兄妹。你们的一切都应注意到。再，你们今后读书，一时一刻都不敢荒唐。祝你母亲和你们的健康。六，一。”
在狱中，杨虎城最烦恼的是小儿子拯中的教育问题。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却不能受到正常的教育，使他非常着急。多次向各级特务头子提出儿子的教育问题，都得不到解决。无奈之下，只好请特务代买了一套百科全书(或万有文库)给儿子阅读。就这也是多次请求后，总算准许了，使他爱子之心得到一点安慰。
杨虎城的胞弟杨茂三，按照杨虎城的安排一直侍奉母亲，打理家务，在杨执政时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杨被囚后，出任过第四集团军(孙蔚如任军团长时)参议。解放后曾任陕西省人大代表，省工商联执行委员，省政协常委，1977年病逝。
①南汉宸：《杨虎城部在太和与二次入陕》，《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二十六)陕西人民出版社，第58—59页。
②沈醉：《杨虎城将军被囚禁和被惨杀的经过》，《文史资料选集》第28辑，第9页。
③周盼：《父亲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前后》，《杨虎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92页。(周盼即杨拯坤)
杨虎城大传/杨瀚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