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二十五、父亲回国被扣
杨拯民
1937年11月下旬，寒假前夕，听说父亲回国到了香港，接着是樊雨农(原十七路军团长，出国时任随从武官)先期回陕，继而新娘和拯中弟也回到了西安，说父亲在武汉等候去南昌见蒋介石，接着就传来了父亲在南昌被扣的消息。
父亲为了回国参加抗战，实现自己抗日的宿愿，多次致电宋子文、蒋介石，要求不果，就想以考察苏联的名义取道苏联进入西北直返陕西。可是 10月6日，国民政府驻法大使蒋廷黻给驻苏大使顾维钧的电称：“关于中苏关系，谣言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劝他推迟苏京之行。”
在要求赴苏参观的同时，又秘密派杨明轩(杨明轩那时在欧洲考察教育)、胡希仲(胡景翼之子)二人直接去了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据说当时接见杨、胡的是康生，以苏联政府怕影响和蒋介石政府关系为由，未获准签证。经苏联回国的计划终归破灭未能实现。
为争取从苏联回国，在杨明轩、胡希仲赴苏之际，我父亲还亲自到了捷克，在布拉格等待杨明轩去莫斯科活动的讯息，等来的却是拒绝。父亲报国无门，极为郁闷。无奈之下，在接到宋子文与王炳南的电报后，就经香港回国了。孰料一到香港，便遭控制，继而被骗到南昌扣押。
七七事变后，我父亲先后三次正式要求回国参战，蒋介石回电总是要他“继续考察”，之后就再也不予答复。最重要的一着是 1937年9月28日宋子文给他的电报，原文如下：“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回国，如何?盼复。”回头审视，这不应当是宋子文个人的意见，而是获得了蒋介石的默许才发给我父亲的。或系蒋介石要宋子文发出的?宋子文又不是一个政治掮客，是不会发出欺骗性电报的。
六十年代初，那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有次我到北京开会，抽空去看望南汉宸同志时，交谈中他说：“三十年代，斯大林右倾，认为中共力量薄弱，为牵制日本，因而不愿意得罪蒋介石，所以不愿让你父亲借道苏联回国，不予签证，致使造成了一大憾事!并说过去有些人问为什么不走苏联回国?从苏联回国之途你父亲是想到了，并且试行了，是苏联不让走，而不是不想走。这个原因，过去不能说，现在可以说明白了。”
父亲在欧美时的活动，一直受到蒋介石特务的监控。出国时外交部就给他派了一个外交秘书王麟阁，一路随行，实为监视。为了摆脱王麟阁，到了美国，父亲就让他陪着新娘谢葆真留在美国。
接到宋子文“宜自动回国”的电报后不久，又接到王炳南同意他回国的电报。王炳南是在西安事变后，父亲有意把他介绍安置在宋子文处当秘书，其实只是个名义，是个虚缺，因为有了秘书这个名义就可以让他驻在上海担当与各方(包括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父亲把王炳南的电报误以为是中共的意思。解放后，我与王炳南谈起此事，结果他也没有说清楚。
1937年11月下旬，寒假前夕，听说父亲回国到了香港，接着是樊雨农(原十七路军团长，出国时任随从武官)先期回陕，继而新娘和拯中弟也回到了西安，说父亲在武汉等候去南昌见蒋介石，接着就传来父亲在南昌被扣的消息。
新娘听到父亲被扣的消息，想去武汉探望，又想听听中共方面人士的意见。让我帮她找共产党人，我就找了冯文彬(冯文彬当时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西安的地下工作)，她和冯交谈后，感到冯没有说出明确意见。冯又介绍新娘见了林伯渠林老，林老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负责人。一天晚上，林老和新娘相约在红阜街我们家中会见。会见时我和李连璧、冯文彬也在座，因为当时情况不明，林老也未能说出什么具体意见。去?不去?去了后怎么办?谁也不好讲。后来她毅然决定去，可是要不要带拯中去?又成了问题。
我曾建议新娘不要带拯中去，遗憾的是我的意见没被采纳。也难怪，她对拯中特别疼爱，他们母子二人向来很少分开。为此事，她又和杨晓初夫人李复清(曾任西安妇救会主任)商量许久。有天晚上，她和李同宿一床，可说是竟夜相商。从中可体会到她当时思想上的苦恼与矛盾。可结果还是把拯中弟带走了，带进了黑暗的牢笼。
新娘带着拯中弟、副官阎继明、张醒民去了武汉，找到戴笠，戴笠派特务把他们送到南昌，见了父亲，就一同被囚禁了。后听人说，新娘到了南昌，不是马上看到父亲的，还经过一些磨难周折，直到大半年后才在益阳见到被囚禁的父亲。
她带走了拯中，把拯美、拯英、拯汉、拯陆四个妹妹安置在她的娘家。拯英是在解放前回到红阜街蕙兰娘身边的，另外三个妹妹是在父亲遇害后，在我去重庆移灵前才回到杨家的。
我们兄妹幼年时分居两个家，加上年岁相差悬殊，因而相聚的机会很少。后来她们又住在外婆家，我和坤妹又先后去了延安。记得最后一次相聚是在父亲出国前，他们五兄妹回到红阜街，我和他们合拍了一张照片，以后多年就没有机会再相聚了。
拯陆是我们的小妹妹，父亲出国时她才一岁多。可她人小志气大，据说从中学起就有许多美好的憧憬和理想，曾经想着成人后当一个教师，或畜牧工作者、地质工作者。她是我们兄妹中的佼佼者。 1955年从西北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她自愿报名去了偏僻艰苦的新疆从事地质勘探工作。那时节，地质勘探队的工作条件是很艰苦的。她去新疆时，经过酒泉，转到玉门油矿来看我，因同去新疆的同学都在酒泉等她，所以也未能多呆。听说到新疆后，她拒绝留在科室工作的安排，选择了从事艰苦的野外地质勘探工作，曾担任地质大队大队长职务、大队党总支委员、管理局的团委委员多项职务。她工作作风泼辣，认真勤奋，善于体察队员情况，工作颇有成绩。
1958年9月25日，她在野外工作告一段落，正在巴里坤做收尾工作时，突遇暴风雪。她和一位男同志张广智在与风雪搏斗中，为了保护辛苦勘探获得的资料不被狂风吹散，被雨淋湿，她把一包地质资料掩藏在自己贴身的衬衣下边。最后她被冻死在野外。
拯陆牺牲时才22岁。当时她已和恋人谢宏(后担任过克拉玛依油田管理局局长、新疆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商定，那次野外工作收工后就办喜事，孰料天不从人愿。
为了纪念她的牺牲精神，组织上把她为之奋斗献身的地方，她所勘探的那个地质构造命名为“拯陆背斜层”。新疆石油矿务局授予她“党的优秀儿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她的骨灰被安葬在西安烈士陵园。她是我们家在解放后和平时期为祖国建设而捐躯的一员。拯陆妹妹确实是一个优秀分子。据说在中学时，她就担任过团总支书记，在大学时担任学校青年团委员会的委员、班级的团支书，18岁就加入了共产党。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