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二十六、延安四载
杨拯民
那时马列学院除了听课、讨论以外，主要是自学，不拘形式。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大多数学员都列延河边去散步，三三两两。我和学思、澜波三个经常一块在延河边散步、聊天。遇星期天有时也一块去下馆子，改善一下生活。那时生活比较艰苦，因我和学思在经济上常有点外面接济，因此常请他和我们一块吃饭，澜波同志就开玩笑说，他有两张饭票，一张是张学思，一张是杨拯民。
国难当头，家庭又遭如此不幸，前途何在?
我遂萌生了去延安学习的念头。经过几多思虑后，向林伯渠林老、冯文彬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他们说去延安那可是要吃苦的，你是不是先到安吴堡青训班学习一期，试一试，锻炼适应以后再说。
巧的是恰在此时，西安民先队负责人李连璧找我商议，拟趁寒假期间，由民先队组织一期冬令营，吸收学生参加，从事政治军事训练，我欣然同意。我和李连璧两人就成了冬令营的筹办者。我俩亲自去选择地址，在安吴堡附近的云阳镇找到一座旧庙，又到安吴堡青训班借了两支步枪，从安吴堡青训班聘请了三位教员，其中有陆平(后任北大校长，“文革”后和我同在全国政协担任副秘书长)、严佑民(后任公安部副部长)、孙彬水(后任鞍钢副总经理)，另有一位老红军担任冬令营的炊事员。招收了20多个学员，其中就有四川姑娘黎琳，即张露萍烈士。黎琳在冬令营结束后去了延安，和李青 (“文革”后曾任交通部部长)结了婚，因她在四川有社会关系，后被派往四川做地下工作，做军统电台的情报工作。后因身份暴露被捕，关押在贵州息烽集中营，1945年抗战胜利前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这批学员在冬令营结束学习后，绝大部分去了延安。
云阳镇离安吴堡很近，晚上我们常去安吴堡，从而认识了胡乔木、黄华、李昌等人。
我在“冬令营”结束后回到西安，可我要去延安学习的决心未变。经过了在冬令营的体验，自觉各方面还能适应，就差没吃过小米饭，能否习惯，只有到延安吃上小米饭后才知道，估计问题不大，还不至于那么娇气吧?于是又找冯文彬要求去延安。冯看我决心蛮大，便给我开了介绍信，是写给罗瑞卿和刘亚楼的，罗是抗大副校长、刘是抗大教育长，要我拿此信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在办事处找到熊天荆，她给我开了去延安的汽车票。一切手续办妥后，我回家这才告诉蕙兰娘。她听我说要去延安，觉得很突然，沉默了好一阵子才说：“你爹被蒋介石扣留，估计你也难于安心读书，去延安参加革命，我不阻拦，就是觉得你年纪还小(不满16岁)身体又弱，叫人放心不下。”停了会又说：“去了那里，只能靠你自个多注意，自己管自己，事事当心了!”我为她的深明大义甚为感动，但对她内心的凄苦那时却体会不深。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革命者的摇篮!多少热血青年向往的热土!
1938年3月11日，我抵达延安府衡门抗大招生处。报到后，即被编入抗大四期二大队一队，成为抗大学员，换上八路军的灰色军装，开始了在延安的锻炼、学习生活。
从1938年3月到1942年 5月，在这四年还多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生活在延安，在党的怀抱里学习、锻炼、成长。
抗大四期二大队的大队长是冯达飞(系黄埔学生，广东人，曾任过红军军长，后在皖南事变中牺牲)，教导员是郭祥林(后担任新疆军区政治委员)，第一队队长是罗华生(红军时期当过团长，工农出身，后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指导员是李呈瑞(长征干部，曾任团政委，后任某兵种政治部主任)。
一队的队员来自全国各地，从事的职业也五花八门，有学生、军人、职员；文化程度更是参差不齐，有留学生，像熊复曾在日本留过学，也有大老粗；年龄也有差别，我的年纪最小只有16岁，而蔡树藩等人已经30多岁了。
二大队一队是军事队，主要培养军事干部，按照正规化方法训练。凌晨五点起床，整理内务后，就集合爬山，把延安城周围的名山，如凤凰山、宝塔山、清凉山和一些无名山头全爬遍了。上午进行军事训练，把队伍拉到延安南门外，从单兵动作到班、排、连的制式训练、战术训练。教员多属正规军校毕业(国民党的军事学校)。下午上政治课，学习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中国革命问题等课程。有时上大课，全大队一块听讲。给我们讲过大课的有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春、张浩、康生。开学和结业时，毛主席和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也出席讲话，可见党中央对培训干部的重视。
记得在校期间还参加过欢迎会。欢迎过国民党将领卫立煌、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及从其他地区回延安的党的领导人，如周恩来、项英、王明、陈毅等。林彪在平型关战斗后负伤，回到延安休养期间(1938年5月)给全校师生作过一次讲话，讲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即“坚定的政治方向，灵活的战略战术，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传统，雷厉风行的革命作风”。二大队一队结业前的最后一课是行军演习，从延安拉练到安塞县。在拉练的路上进行了与假想敌的遭遇战演习。
在行军演习之前，因战争、工作需要，把我们大队几位有能力、有军事经验的同志如蔡树藩、沈浮、熊复、王光华等先后调往前方去了。因人材缺乏，在行军演习中竟让我担当了班长，这对我是一个荣幸，也是一次锻炼，但也比较辛苦。晚上大伙睡觉了，班长要查哨，关照病号，除了背自己的一杆枪外，有时还要替病号背枪。不过，我的确感到很有意思，因为这对我的能力和身体也是个锻炼。
当年8月，抗大的学习结业了。我原被分配到晋东南一二九师去任排长，可在我去中央组织部转党的关系时(我那时已经加入共产党，正在预备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当中组部干部科副科长乐少华看了我的分配通知后却说：“胡闹!你不能去，你再到教员训练队去学习。”并当即写了条子，让我带给抗大政治部。听到组织上这样安排，我感到茫然、纳闷，不知就里，但那时都是以服从组织为原则，不便多问。这样莫名其妙地我就到了政治教员训练队。教员训练队队址在柳树店，延安机场的东南边，住在那里还有五大队、职工大队、后来和平医院也设在那里。这个山沟有条蜿蜒流淌的溪水，流向延河，溪边种了许多柳树，绿树成荫，故有柳树店之称。我们住在东山的窑洞里，全队有五六十人，多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作为政治教员的培养对象。
这里的学习方法以自行看书为主，讲课辅之。两个月后，这个训练队被全部并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二班。我也随之进了当时延安的最高学府“马列学院”。
柳树店到马列学院约二十多华里，马列学院在延安城北延河之滨的兰家坪，和杨家岭是一河之隔。
从3月到10月，我在抗大呆了8个月，受了6个月的军事训练，获得了一些最基本的军事知识，这为我后来从事军队工作，参加解放战争打下了一定基础。
在柳树店政治教员训练队学习时，因穿新打成的草鞋(在延安几乎所有学员都穿草鞋，有的还会打草鞋)磨破了脚背，伤口发炎，我起初没注意，每周日照常进城去，从柳树店到延安城要过河淌水，引起伤口复发，折腾了一个多月。
我是1938年6月在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时党支部在抗大连队中的活动是半公开的。因为有的学员将来有可能分配到国统区工作，所以身份不能暴露。我也一样，考虑到父亲的关系，将来有可能到国统区工作，所以组织决定也采取了秘密入党。首次和我谈入党问题的是同学王光伟，我俩平时比较接近，有次他和我谈起对党的认识问题，我讲到想加人共产党，但不知该找什么人，他说他可以做我的介绍人。这样经过几次交谈后，他就让我填了入党申请表。接着指导员李呈瑞让我到凤凰山找乐少华。乐少华三四十岁，原为上海的产业工人，参加过“五卅运动”，是位老党员。乐和我谈了约两个小时，非常仔细的询问许多问题，从七岁到当时的经历……均仔细询问一遍。过了一个星期，少华同志告诉我说中央同意接受我入党，作为秘密党员，不对外公开。入党时间从6月份算起，候补期为半年。有一天王光伟和新调来的指导员雷鸣(原指导员李呈瑞调走了)给我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并告诉说：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张际春和李奕民，却不是原来说的王光伟、李呈瑞了。张际春和李奕民当时是抗大政治部的负责人。到1938年12月，在马列学院二班时，由宋平、徐健生主持，转为正式党员。
搬到马列学院不久，遇上日本飞机轰炸延安。
11月份的一个星期天，吃完早饭收拾内务后，我就进城取蕙兰娘托商人带给我的信件。马列学院距延安城约七八里路，当我走到延安城北门口时，听到隆隆的飞机声，继而看到日本轰炸机飞了过来，城内警报响起，我即刻退到城外隐蔽，不一会儿就听见炸弹声、枪声，过了一阵子飞机飞走了，解除警报后，我继续向城内进发。城内显得一片紧张，大部分店铺还关着店门。我走到新华书店附近时，看见有七八个同胞遇难了。我找到捎东西的商人，拿了信件赶紧返回学院。
当天晚上，学校接到有关部门要各单位疏散的通知，要求延安城内各单位、机关学校，包括毛主席及其他首长，都要迁到城外去。马列学院虽在城外，第二天我们也拉到山沟沟去上课，后来日机又轰炸过几次，因为有了准备，城内已经疏散，所以连着几次轰炸都未造成什么损失，更无人员伤亡。
为了防空，在延河边还挖了些防空壕，有次我们开小组会就在防空壕中。现在还能记起当时参加小组会的有徐海东、谭玉保、张学思(那时化名张昉)、彤云、任质斌、罗斌、丁洪、王梅芳、樊执中和我共10个人。平时徐海东、谭玉保和我们虽系同一小组，因不在一起住，他们平时很少参加小组会。那天在防空壕中开会时他二人却也来了。
在小组会休息时，徐海东不知为什么竟信口开河说：“我们这个小组也是三位一体，有西北军的代表(指我)，有东北军的代表 (指张昉)，我和老谭、老任、樊、罗几人可算是红军代表吆。”他这一讲，我一下感到愕然，其他同志也莫名其妙。因为张昉来校不久，自称是东北军的军官，他那时25岁，漂亮英俊，是个标准的军人形象，具体身份我们都不了解。徐海东突然这么一说，就把张昉的身份给暴露了，我们就猜测他可能是张学良的什么亲属。第二天，张昉约我去河边散步时，向我说了他是张学良的弟弟，本想保密，徐海东这么一捅，不用向你隐瞒了，以后在生活、学习上互相帮助。
我和张学思在同一个小组生活学习，时常接触，遂成莫逆，直到“文革”前，总有联系。我每次从外地到北京开会，总要与他相聚，仍然要和刘澜波一块吃饭。
那时，张学思尚无爱人，于是给他找对象，就成了同学朋友间的热心话题。好像是1938年底，有一次，我们马列学院的学生去女大听由王明讲马列主义的课，马列学院与女大一河之隔。散课后在回马列学院的路上，张学思说他看到一个很中意的女郎，只是不知姓名。于是一些人就分头通过在女大的熟人去打问、寻觅。很快打听到他所中意的那个女郎叫谢雪萍，外号叫小广东。随后又找人给他俩介绍认识，开始约会恋爱，当学思要调往前方时，他们办理了结婚手续。结婚时我去他的窑洞新房，庆贺热闹了一番。
新婚不久，他们就上了前线，分配到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工作。其间，他到延安公干时，我俩还相见过一次。
抗战后，张学思曾任辽宁省主席、辽宁省保安司令员，辽宁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东北解放后任大连海军学校校长(后改名为海军学院)、海军参谋长等职。曾在五十年代初到苏联伏罗西洛夫海军学院留过学。因为他德才兼备，1961年升任海军参谋长。他在海军工作后，我每次到北京开会，都要与他相聚。
1963年秋，我调到天津市任副市长兼经济委员会主任。到津不久，学思就利用在天津郊区参加“四清运动”的空隙，到我的家里来探望。记得1965年秋天，他到天津办事，与我相见，相谈甚欢。特别是他给我讲了“8·6海战”。六十年代，我们的海军还较弱，特别是在南海，蒋介石欺负我们没有大舰艇，经常派军舰到南海一带游弋、干扰、威胁我们的渔船和出海货轮。中央军委下决心，要打掉敌人的军舰。当时张学思任海军参谋长，我海军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精密部署，组织了著名的“8·6海战”，以护卫艇和鱼雷艇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击沉了国民党海军“剑门号”、“章江号”两艘猎潜舰，灭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从那以后，国民党的军舰再也不敢靠近大陆活动了。张学思谈到得意处，眉飞色舞，我听得津津有味，异常兴奋。我为我们党有这样一位有才华的军事领导，而感到骄傲。遗憾的是，这位优秀的海军将领竟没有能逃脱“文化大革命”的厄运，“文革”中，学思遭到“四人帮”和林彪死党的残酷迫害，被整致死。
再说1938年，刘澜波从国统区回到延安，被分配到马列学院学习，仍和我同在一班(澜波同志是辽宁人，东北大学毕业，是东北军一○五师师长刘多荃的堂弟)。西安事变前后，是东北军地下党的代表。他来校报到的那天，穿了件黑紫羔领子的大衣，我俩一年多不见，此时在延安，在马列学院相会，自然异常高兴。
那时马列学院除了听课、讨论以外，主要是自学，不拘形式。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大多数学员都到延河边去散步，三三两两。我和学思、澜波三个经常一块在延河边散步、聊天。遇星期天有时也一块去下馆子，改善一下生活。那时生活比较艰苦，我和学思在经济上常有点外面接济，因此常请他和我们一块吃饭，澜波就开玩笑说，他有两张饭票，一张是张学思，一张是杨拯民。
我和学思同住一个窑洞。我们有次谈到刘澜波，我说我和澜波是在北平相识的。学思谈了澜波如何为他活动让他见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是周副主席让他到延安来学习的……意思是说，他之所以能到陕甘宁边区，到马列学院学习，是澜波从中帮助的。我和张学思都是秘密党员，我所交往的东北同学中除澜波、学思外，还有周环、刘京声，张文海也常在一起聚会。加之有西安事变这个背景，因此和东北一些同学很谈得来，相处融洽。
澜波比我们年长，阅历也丰富，但他从不摆老大哥的架子，和我们天上地下，无所不谈，幽默风趣，有时中午还一起躺在麦秸垛里，一边晒太阳，一边争论着问题。澜波学识渊博，且善于辩论。复杂的问题，他都可以讲得有条有理，深入浅出。那时我们都爱逗他，挑起辩论，从中向他学习。
记得有一次，延安青年委员会组织了一个辩论会，模拟“宪政辩论”，地点在中央党校礼堂。题目是：中国要不要实行民主宪政。辩论分为两方，一方代表共产党，一方代表国民党，每方3—4人。代表都是从延安各院校选拔出来的。因为是青委组织的，规定参辩者年龄在25岁以下。澜波的年龄虽大了点，但他是从马列学院众多学员中挑选出来的，是模拟中共代表团的团长，因而被破例接受。辩论会很正规、双方都很认真，设有评判委员。讲到精彩处，听众掌声不断，也有人在台下大喊大叫的帮腔助威，还真像那么回事。澜波同志那天特意穿了一件夹克，站在台上，显得很精神。他的论点清晰，论据充分，发言铿锵有力，把“国民党代表”驳得理屈词穷，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辩论结束后，我们几个簇拥着澜波一起到饭馆搓了一顿。
澜波那时虽然在马列学院学习，可还兼任东北抗日救亡总会驻延安办事处的负责人。这个组织是在大后方团结东北人抗日的组织。办事处设在大砭沟口上，是两排平房。到了星期天，我们常去那里聚会，来自边区外各地的东北老乡，在那里相聚、交流情况。有时中央要了解东北的情况，就把澜波找去汇报。
后来，澜波分配到统战部工作，住在杨家岭，这样我们见面的机会就较前少了，去统战部要翻一次山，但只要有机会我们还是常来常往。我有时去那里找南汉宸(南汉宸那时也在统战部工作)，顺便就看了澜波。在那里我也认识了柯庆施。
1942年我到绥德专区米脂县工作，离开了延安，我们就少有来往了，当然彼此的情况还是知道的。七大前，澜波受到了审查。 1944年，我奉调到关中地区工作时路过延安，在一个晚会上遇见了他。两年不见，看到他很好，我非常高兴。
1949年，开完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我随西北代表团去东北参观。那时澜波是安东省主席，可惜西北代表团未去安东，因此未见到他。此行，我只见到了学思(学思那时在大连海军学校)、张文海，他时任长春市长。解放后，澜波任燃料部副部长，但很长时间没有到职，听说是因为朝鲜战争，在东北搞后勤工作脱不开身。
1953年我在玉门油矿，他在燃料部(管辖煤、电、油)，玉门油矿归燃料部管，是上下级关系。后来煤、电、油分家，他愿意搞电，担任了电力部部长。那时，我来京开会每年起码两次，我俩都要见面，和张学思三人轮流做东吃饭，还像在延安那样亲切。从 1953年到1966年，一直如此。有一年他到甘肃视察，让秘书打电话给我，约我见面。我开车去看他，在一个水利工地，好不容易找到他的住址，是一所大工棚。推门进去，看到澜波正与几个工程师在一起，屋里有几张办公桌，还摆了七八张床。他迎上来和我热情握手，我看到他脸色不好，一副疲惫的样子，问他是否病了?他说，刚从黄河上游的高原地区下来，高原反应，还没有缓过劲来。他拉我坐在床上说话，他们在那儿办公兼睡觉。
还有一位东北老同志、好朋友，就是张文海(张君平)。他为人诚恳，视我为小弟弟，像兄长般对我关怀备至。特别在生活上给了我许多帮助，教会我生活上的许多事情，如洗衣服洗被子、缝被子等等。1949年我去东北长春参观时，去他家吃饭后晚上就住在他家。为了便于我们说话，他把夫人请出，我俩睡在一起，畅叙了多年的友情。我就是在这些兄长般的热情帮助与呵护下成长起来的。遗憾的是，他在东北，我在西北，工作性质又不同，所以此后再没机会与他相见了(“文革”中他被迫害致死)。
在马列学院学习时，除了有几位东北籍的朋友外，常来往的还有几位西北籍的老同志。一位是阎红彦。那时他是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三团团长，部队驻扎延安一带，他带职来马列学院学习。由于他在李象九部队工作过，李象九是我父亲十七路军的部下，因此和我的关系就近了一层。
阎红彦是清涧暴动的领导者之一，在苏联学习过，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都是陕甘宁边区的缔造者。在马列学院学习时，他穿一件皮领黑羊皮大衣，同学们戏称他为“土豪”。红彦虽是响当当的老革命，但他对一般人，包括我们年轻人，毫无架子，待人以诚，课余时间常和我们散步聊天。到了星期天还带着我去边区政府、边区中央局、党委、肤施政府他的熟人处混饭吃，改善生活。那时他30多岁，他称我“小杨”。从此“小杨”就成了我在延安的代名了，当时有些同志只知道“小杨”，并不知我是杨拯民。解放后仍有个别老熟人仍然叫我“小杨”，但这时我听后已感到不自在了，因为我已是“老杨”了。六十年代，红彦在云南省担任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通过红彦同志的关系，我又认识了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力如是陕西保安人，和刘志丹同为榆林中学的同学。他在十七路军工作过(地下党)，在十七路军呆的时间还比较长，一直跟到安徽太和，担任过十七路军的师政治部主任。他的身份暴露后，被我父亲保护，是护送离开部队的共产党员之一。
曹力如离开十七路军后，回到陕北和刘志丹一起在保安(现志丹县)闹革命，创建陕甘宁边区。
力如见了我非常热情，把他新婚妻子介绍给我认识，并一再要我每周日去他们家改善生活，还送我一条红锡包香烟，这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下，是很难得的礼物。后来又经他介绍，认识了吴岱峰、朱自清和一些曾在十七路军工作过的同志，时任肤施县县长的马豫章(陕西米脂杨家沟人)也是由力如介绍认识的。马也是榆林中学学生，和杜斌丞关系极深。西安事变后，杜斌丞为了和共产党联系方便，就把马豫章委派到肤施县做国民党的县长，其实他是共产党员，他后来也在马列学院学习过。
我能和这些老同志相识、接近，真是受益匪浅，他们在生活上、政治上都给予我很多关怀帮助。
在二班学习时，为了锻炼我们这些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学院组织了一个实习团，由袁克服(老红军团级干部)带队去陇东实习。一方面深入部队，为战士们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宣传抗战形势，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让我们下基层，去农村体验生活，经受锻炼。
记得参加实习团的有于若木(陈云夫人)、杜凌远 (吴黎平夫人)、吴英(艾思奇夫人)、杨枫(莫文骅夫人)、林余(后和丁国钰结婚)、张君平。实习团从延安出发时，边区保安处还派了两个工作人员随行。到陇县后，我们被分在两个部队实习，一个是警工团，团长是陈先瑞，政治部主任是丁国钰。警卫团的任务是守卫边区的南大门，鄜(富)县到茶坊一线。另一个部队是留守兵团的警卫营，营长是陈国栋。我分在留守兵团，深入连队向战士传达了博古回延安后所作的形势报告。在陇县住了十天，认识了部队一些领导。林余和丁国钰就是那时开始恋爱后结为连理的。离开陇县到庆阳时，经过张村驿住了两天。张村驿有别于陕北其他地方，青山绿水，风景优美，令人心旷神怡，被称为陕北的小江南。这里可以种水稻，河里还可以摸到小鱼虾，村里住了一些四川移民，因而能吃上他们做的泡菜。从张村驿到合水，一路又显荒凉，记得沿小路边长有一种被称为蝎子草的植物，稍有不慎，碰上这种植物，脚腕子就被刺得通红生疼。合水是陕甘的边界地区。
陇东的首府是庆阳，当时是三五八旅旅部所在地。我们在庆阳找了一间空房子宿营扎寨，在地上铺些麦草，上边放上行李当床铺。该旅旅长是王维洲(四川人)、副旅长是耿彪、政治部主任谢扶民。他们对我们很关照，也很重视，亲自安排我们下连队的事，还让我们参加旅部的学习。可能因为我们来自延安的最高学府，几位领导的热情诚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当时庆阳城内有我们党的组织机构，也有国民党的县党部，情况比较复杂。我被分配到驻驿马关的部队讲课，顺便看了边界(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边界)上的碉堡。边界那边就是甘肃省的西峰镇，为国民党统治区。
结束在庆阳的工作后，又到陇东特委、县署所在地曲子县的一个乡村调研，在那里见到了特委书记马文瑞、专员马锡五。马锡五工作踏实，是非分明，关心群众疾苦，被当地群众称为“马青天”。《刘巧儿告状》一剧中的马专员就是以他为原型的。
1939年秋季，我们转到曲子县，实习团的同志便分散深入到区、乡工作。我被分到环县八珠区的一个乡，当了一个月的乡文书。除日常工作外，还有意对当地经济状况，群众生活，民风民俗做了一些调查。这个乡位于环县的最北部，是个穷山沟，缺水少雨，多系秃山、深壑，属于半耕半牧地区。除种庄稼，还放养少量的羊。居民住在黄土高坡上的土窑洞中，吃水要下山到沟里用毛驴驮，驮一次水来回有五六里路。平日靠吃窖水(即在窑洞的土山背后挖一存水窖，靠下雨时雨水流入窖中存储起来备用)。农作物是靠天吃饭，种的粮食有谷子(即小米是主要的农作物)、糜子、土豆、荞麦、春麦。毛驴是主要交通工具，土地以垧计算，一垧为三亩。耕地面积小，一块一块的很零散。老百姓没有大牲口，耕种时多用肩扛、背驮、人拉，很辛苦。农民只是可以吃饱饭，但穿着奇缺，由于不产棉花，许多小孩没裤子穿。共产党到陕北后，开展土地革命，农民分到土地、羊仔，除交公粮、军粮以外，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从而认识到共产党好，毛主席好。由于文化落后，男婚女嫁，生儿育女，有些风俗习惯沿袭千年旧习，如早婚、女孩缠足等。因此“放足”就成了政府部门除征粮征兵外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
我和乡支书顺着自然村走了四五天，一个乡还没走遍。因为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至少要翻一座数百米高的山头，或要越过一条沟壑，看起来似相距不远，可走起来很费时费劲。一个自然村不过三五户人家，最大的村子也只有十来户人家。
八十年代，我到陕西出差，还有意打听了一下那里当地农村的状况，听来好象变化不大。看来气候环境和地理交通条件、人们的文化知识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之大，很多问题不是靠单一的政治条件改变就能解决的。
11月，实习团集中到曲子县陇东地委作完总结，然后由保安县返回延安。我对保安一直很向往，因为它曾是陕北苏区的首都，是陕北红军诞生的地方。后来中心转移到延安，保安就显得荒凉多了。全县只有几家店铺，距延安有两驿站路程，全是小路。我们和来时一样，用两个毛驴驮着行李，步行而归。
回到马列学院，正逢王光伟主持马列主义研究室，我参加了研究室学习，通读联共党史，按照党史的章节，参读马恩列斯的有关著作，并做笔记，每周讨论一次。在研究室学习时，有几件事可以回忆：
某天总支书记张一龙找我谈话，说要我去中央统战部工作，我拿了介绍信到对面杨家岭后沟找到统战部。这个部是新成立的，部长是王明，副部长是柯庆施、南汉宸(南那时尚未到职)。接待我的是秘书陈一新(王明的弟弟)。他招待我坐下，问了一些学习情况后要我见一下王明。王明对我很客气，问了我的年龄等等，可迟迟不涉及工作问题。我怀疑他似乎有点为难，当谈到工作问题时，竟然问我想做什么工作?想做什么工作?我又不知道统战部都有些什么工作，不好回答。犹豫片刻就说还想学习，他立刻表示同意，便让陈一新在我带来的介绍信上写了“继续学习”四个字，这样我就又回到学校。临走时，王明说：“今后可以常来玩。南汉宸同志快来了，你们是熟人。”遂又介绍我认识了柯庆施。
那时中央调查局叫我写个关于我父亲的材料，可我知道的情况并不多，正为难时，适逢南汉宸携夫人王幼兰从晋西北回到延安，住在杨家岭统战部内，我闻讯后随即去走访，并向他述说了写父亲材料的困难，他欣然答应为我介绍父亲的情况。后来抽时间，他饶有兴趣地介绍了父亲的革命历程情况，使我对父亲的革命活动有了较系统的了解。根据这些情况，我把它梳理成一个简略材料，请南汉宸过目后交给组织。听了他的介绍，我觉得他对父亲幼年、青年时期的情况，也知之不多，好在我曾听父亲自己讲过。
1944年春季的一个星期天，汉宸约我同去探望续范亭先生。续老住在柳树店，我俩骑马经过两个小时跋涉，到了续老的住处。柳树店原是抗大教员训练队住过的地方，我很熟悉。进入窑洞，续老正在休息，我是在西安和他相识的，故人相见，倍感亲切。
西安事变前夕，续范亭以杨虎城代表的名义驻在山西太原。抗战开始后，他在山西创立新军，后因和阎锡山政见不同而分裂，旋与共产党合作创立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后因为身体不好，旧病复发，据说，他为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跑到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使身体受到伤害，党中央、毛主席把他接到延安来养病。在山西时，他是晋西北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南汉宸是组织部长。
他俩关系十分密切，无话不说。续老招待我们吃了一顿美味午餐，即非常好吃的烧麦，在延安能吃到这样的美味，确非易事。续老很高兴，因为好久未遇到像南汉宸这样的知己了，他俩是同乡，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续老的家眷那时尚在西安。续老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自由对人犹如空气，平时有空气时你不感到它的宝贵，一旦空气稀薄，难于呼吸，甚至会致人死亡，才会感到自由太重要了。”
我认为那时的延安，是我们党历史上最开放、开明的时期。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政治上思想上相当民主。学术上提倡百家争鸣，畅所欲言。
正是那个时期，澄清了我党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同时也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文艺、音乐作品。抗大、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女大、鲁艺等高等学校，汇聚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其中不乏有学识、有技艺的专家，学术气氛相当浓厚。各种报告会、研讨会、辩论会，各种文艺、戏曲、演出，各种体育比赛、舞会经常举办。虽然生活艰苦，但人们心情舒畅、精神焕发，到处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正是那个时期，许多外国朋友、民主党派，包括国民党人士到延安参观后，无不受到感动、赞叹。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