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二十七、陕南探亲
杨拯民
我去延安时，娘怕我冻着了，给我做的被子又厚又大。陈因问我：“你的被子怎么这么大呀?”我笑着说：“准备结婚嘛!这不是很好，省得你劳神搬被子了。”
1938年初冬，我接到蕙兰娘一封挂号信，说她有病，很想我。我接信后心甚不安，就向支部做了汇报，支部又将情况转给院秘书长章夷白同志。章是位老同志，因在国民党监狱受过酷刑，使两腿致残不能打弯，迈步走路两腿都是直挺挺的交替迈进，同学们对他很敬重，可又给他起了个诨号“机械化”。夷白看了我娘来信后说：“你回去看一趟好了”，说着就给陈云同志写信。我拿着信到中央组织部(陈云那时任组织部部长，中央组织部刚从城里迁到城外)，陈云同志问我回去一趟需要多久，我说一个月就够了。他就将信批给交通科的王林，我在延安城南七里铺找到王林，他随即给我办了护照(那时出边区进国统区要办护照)、车票。跑了近一天，总算把回西安的手续办妥。
第二天黎明即上了汽车，第一站到洛川，住了一夜，第三天到耀县又住一晚，晚上遇有国民党县党部的人查店。翌日上午到了三原县八路军联络站，站长是史道，他是我在二中时的同班同学，两人相见，甚是亲切。听他说，三原政治情况尚好，我便在三原住了一宿，见了几个朋友，还专门到三原北城探望蒙浚僧蒙伯。那时他已病得很重，精神恍惚，神志不清。那是最后的相见，也是最后的诀别。后听家人说，蒙伯还曾留给我一个他珍爱的古砚作纪念。
次日回到东里堡家中，看了祖母、叔父一家，才得知不久前母亲带着妹妹拯坤、堂妹育坤堂弟拯晋转移到陕南城固县去了。因躲避敌机轰炸，西安的学校都迁到汉中周边地区。第二天下午和叔父坐着家中的汽车到西安，在咸阳渭河桥又经过盘查。从西安去汉中时，由三十八军驻陕办事处负责人杨晓初给办了个护照，并给我一套军服，化装成国民党三十八军的中尉军官，乘火车由崔伍得(三十八军办事员)送到宝鸡，在宝鸡住了一宿。宝鸡是陕甘川的咽喉，是《三国演义》中的陈仓古道。第二天五点我乘卡车翻越秦岭，奔向汉中。
那天天气阴冷，坐在无篷卡车上，我穿着皮军大衣，仍觉寒气袭人。汽车依山盘旋而行，山上树木却郁郁葱葱，令人赏心悦目。车道一边是峰峦突兀的大山，一边是深不可测的深谷溪流，碧澄如玉，即美且险。傍晚抵汉中，汉中地区所辖诸县属中小城市，日机未曾轰炸过，所以当时一些商人、中产阶级涌到了汉中、宝鸡一带躲避轰炸的人很多，加上国民党的驻军，呈显出一派战时的“繁荣景象”。特别是夜晚，旅馆、饭店、戏院乌烟瘴气，妓女满街招摇，毫无抗战气氛。我在汉中师范姨姨罗志钧夫妇家休息了一夜，他们也是为躲避日机轰炸来此教书的。第二天下午到城固，才见到了娘。她看到我非常高兴，又觉突然。我说是接到你的信知道你病了才专门请假回来看望你的。她说她就是想我，试着写封信看我能否回来，其实病到不要紧，想不到还真的回来了。
娘和坤妹是随孙蔚如的家眷一起来到城固的，同来的还有金闽生(父亲手下的宪兵营长)的太太。娘来城固时带了一辆小车和一辆卡车，两个司机，一个厨师和副官(苏庭瑞)。拯坤、育坤已随学校(西安女中)去了西乡县。
在城固和母亲同住了几天，母亲又让苏副官陪我一同去西乡看妹妹，并让苏副官查看西乡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和房子，她想迁往西乡与妹妹同住，便于照顾。
到西乡后，下午就看到了两个妹妹和岳文琴。1937年在西安时，我常去莲湖巷蒙念祖家，见过岳文琴，他们两家住同院。岳文琴那时爱唱抗战歌曲，我去蒙家时，总能听到她的歌声，她给我的印象甚好，觉得她天真、质朴。她和我妹妹拯坤是女子中学同学，还是妹妹的入党介绍人，她们交往较多，1937年寒假还一同到安吴堡青训班锻炼学习过。1937年暑假曾在陕西省委举办的云阳学习班受过党的秘密训练。1938年西安常遭日机轰炸，形势吃紧，西安的中学多搬迁到陕南各县。她们女中和女师、西师(男校)三校迁到了西乡县，西安高中迁到洋县。我去西乡看妹妹时，岳文琴曾托我给当时在云阳镇陕西省委工作的姐姐陈方(原名岳文澜，进边区后改名陈方)捎了一封信。陈方那时已与汪锋结婚。
拯坤妹当时正闹思想情绪，不安心学习，一心想到延安去。我劝她还是留下来，最好把高中读完，再考虑去延安。我给她讲我的体验，告诉她，文化程度低，学马列有困难。16岁的哥哥要说服14岁欲去延安的妹妹，还真不容易。无奈之下，就只能以“随后再考虑吧”暂时先稳住了妹妹。次日，我又直奔汉中(苏副官在城固下车)，由汉中搭公共汽车到宝鸡，因军人享受优待，所以当晚就买到返西安的火车票，一路顺利抵达西安。
到西安后，适逢孙蔚如(时任第四集团军军团长)从中条山战地回到西安，我想见他，便让白志钧和孙的副官联系见面时间。第二天一早到他家，见韩威西、王宗山等许多人在客厅坐着，孙便把我让到里间书房。他劝我留下来，别回延安去了，并讲他可以送我到美国去上学。他说这样对我和对我父亲都好。我当时觉得不能直接反驳，他也是出于好意。于是就说，等我在马列学院学完以后再说。他问我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学完?我说需要一年。我们就这样求同存异了。
我之所以联系见孙，是想打听我父亲的情况。我以为他能知道一些有关父亲的近况，遗憾的是他并不知道多少。
逾数日，我去八路军办事处找熊天荆大姐，为我办了返回延安的手续。1939年1月份春节之前回到马列学院。这一趟用时刚好一个月，与请假时向陈云同志答允的时间一致。
1940年夏，听西工委的同志说岳文琴来延安了，她到延安后在陕西老乡中曾一度引起热议。我得此消息后就拉上陈华(真名何承华，到延安后改名陈华)、张光天一起去组织部招待所看她，还想从她处了解点有关我家的情况。后来她被分到陕北公学学习那段时间 (据她说，组织上原打算安排她去女子大学学习，她以不愿做妇女工作为由而推掉了，改派到陕北公学)我常去找她，闲暇时一起在延河边溜达。马列学院和陕北公学相距很近，只有一河(延河)之隔，只要不发大水，来去是很方便的。因而我去找她的机会就多了，有时和其他同乡一道去，有时自己单独去。渐渐地就单独约她在延河边溜达、聊天。老乡们看到我俩的情况，也就有意识的退避三舍了。那时同学、朋友、情侣晚饭后多在延河边散步、聊天，三三两两，竟成为延安的一道风景线。有时我们也和西北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一块玩。岳文琴到延安后改名陈因，她姐姐岳文兰改名为陈方(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陈华他们三人同姓就戏称兄妹联宗了。陈方为姐，陈华为兄，陈因为妹。
我和岳文琴在西安多次见过面，可都没能多说话，她总有点躲避，可在延安相见后，却像老熟人一般。过去我到蒙念祖家去玩时，我对她就留有好印象，到延安后，接触机会多了，随着时日的进展，彼此情感也随之加深。
1941年冬天，中央党校抽调学员下各分区征购公粮，她被分配到关中分区，在下去之前，10月26日，我们就结婚了。因为那时边区干部男女比例失调，男多女少。年轻女同志单身到基层工作会遇不少麻烦。为了减少麻烦，我们决定先结婚再下基层。那时在延安结婚很简单，没有什么形式，只要得到双方组织同意，两个人把被子搬到一块就可以了。当然也有人结婚时买点红枣、葵花籽，与同志们一块聚聚，热热闹闹。就像张学思结婚那样的仪式我们也没有举行，陈因连被子都没搬。主要是她心性文静，处事低调，怕人闹腾，觉得不好意思。
我去延安时，娘怕我冻着了，给我做的被子又厚又大。陈因问我：“你的被子怎么这么大呀?”我笑着说：“准备结婚嘛!这不是很好，省得你劳神搬被子了。”她说我：“不害臊，进延安时，你才多大?”
我们结婚时虽未请同学、朋友聚会，没有任何仪式，可第二天，我们还是请贾拓夫和她姐姐陈方，在大砭沟饭馆吃了顿饭，记得还吃了当时延安的名菜——三不粘(用鸡蛋做的)。陈因随征粮队走后，我又补请了几位好友和同班同学分别吃过饭。
我们的恋爱是平平淡淡的，没有多少浪漫色彩。只是由于性格差异，她好静，我好动，我粗心，她细心，一动一静，就这样磕磕碰碰而又相互搀扶相互关怀着已共同走了56个年头。五十余年来，我们在政治观点上从未发生过分歧，在用钱上没发生过矛盾。“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批斗、拷打、关押，加之劳动改造，各种欺凌受尽。妻子亦被各种造反组织拉去批斗，拉来斗去有时竟不知去向……就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中，我们通过孩子从中传递着相互的讯息，关怀、支持着挺了过来。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