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二十八、在米脂县工作
杨拯民
我对邓宝珊先生说，我要回米脂去了，邓总显客气地说要我多住几天。超过十多天了，我再次提出要走，邓这时才低声告诉我，蒋介石的侍从室曾来电要他把我扣留住。邓宝珊说：“我怎么能听从他们的?!现在你要走，我就不再留你了。”同时，旁人告诉我，我到榆林后第三天，蒋的侍从室来电问邓宝珊，我去榆林干什么?邓宝珊的答复我去是给他“做寿。”现在侍从室又来电要扣人，所以邓宝珊不得不放我走了。由此可见，蒋介石确实是“无毒不丈夫”，他想要斩尽杀绝啊。
1942年春，中央研究院(原马列学院)改为中央党校四部，人员也在调整。我觉得再在中央党校四部继续学习下去没什么意义了，遂与当时西北局负责人高岗、贾拓夫商谈，说想到基层绥德、米脂一带去工作锻炼，做点实际工作。时值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毛主席重新发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文章之时，我又请示了中央组织部李富春同志，得到他的同意批准后，4月份和妻子陈因(她刚从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征购公粮后回到延安)同去了绥德专区米脂县。
为了加强绥德专区的工作，还抽调了白清江、宋养初、韩天石等干部，于是我们同行。后来白清江担任了绥德特委组织部副部长，宋养初担任绥德县委书记，韩天石去葭县(佳县)任县委书记，我到米脂县委任统战部副部长，陈因分到米脂县银城市做宣传科长。后来我到银城市任市委书记时，为避免夫妻在同一系统工作之嫌，她被调到高庙山区委，仍做宣传科长。高庙山距银城市约有二十华里，算是农村。
从延安出发前，时任西北局书记高岗向我们讲了绥德专区(也称警备区)的特殊情况，工作的重要性，以及绥、米两县绅士们的情况。记得到绥德的第二天，就是“五一”劳动节。
曹力如时任绥德专署的副专员，专员由袁任远担任。(曹力如 1950年，分配他去新疆任书记途经西安时，有一天与马文瑞同去临潼，走到十里铺翻车受重伤去世。)曹见我后很热情，并把我介绍给当地士绅刘杰三，刘招待我在他家中吃了顿饭。刘杰三是刘燕生、刘燕平的父亲，他有三个女儿，无男孩。他曾笑谈自己生了三个“花旦。”，因为这仨姐妹都从事文艺工作，长相漂亮，有的唱歌，有的演戏。
在绥德停留三天，参观了绥德师范，探望了特委书记张秀山、李和邦、李景波，那时三个书记都在病中，张秀山、李和邦住在绥德城南的一个山沟中养病，李景波则躺在机关里。时任专署统战部副部长黄植向我介绍了专区统战工作情况。
王震是三五九旅旅长，时兼警备区司令员和专员。我们到绥德时，他已率部到南泥湾开荒生产去了，留守部队由三五九旅的政委袁任远负责领导。我看到王震的一个小男孩也留给袁任远夫妇带领。
我俩5月初抵达米脂县，我那时改名叫杨思毅。米脂是个较为特殊的县城。城内共产党、国民党都设有政府机构和党部。中共县政府的职权，以当时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行使，实为县政府。就像把猫叫做咪，大家心里都明白。国民党县政府的县长是由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委派的，县长叫高仲谦，是陕西泾阳县人。县党部书记名朱国钧，镇川堡人，是时任中共米脂县统战部长朱侠夫的侄儿。朱国钧常住镇川堡，一两周来米脂县一次，且是当天来当天即走。中共的县委书记先是贺秉章，后调冯文彬为书记。后援会主任，即县长，本是魏伯，整风审干时被捕到延安去了，此后再无消息，后援会主任就由马继棠继任。马是秘密党员，雇农出身。
驻米脂的军队原为三五九旅九团，团长是张仲翰(后随部队进驻新疆，屯垦开荒，任新疆建设兵团司令，“文革”中被整致死)。后由贺龙的一二○师一旅二团接防，二团团长是傅传作，政委是黄立清。该团驻在米脂时间较长，许多军队干部都和米脂中学的女学生结婚成家了。他们与地方部门的关系相处甚为融洽。
米脂县北靠黄龙山，南临无定河，西边是去榆林的大道正川堡，南面是绥德，与米脂相距八十华里。米脂距榆林国统区约为150多华里，由于榆林属国统区归邓宝珊、高双城管辖，两人都比较开明，所以榆林和米脂两地能和平相处。再说，出入榆林都须经过米脂，不和平相处也不行。
那时米脂县城大约有人口一万多，城墙完整。商业手工业有一定规模，有个毛纺厂和造纸厂规模都不大。在政治上虽与国统区分庭抗礼，但在经济上互通有无，互有往来，去榆林经商的商人也必经米脂，米脂杨家沟财主多，当地人称财主为老爷，光姓马的一家就排行有七个老爷。有钱的人家出了许多读书人，在日本留过学，那时还有人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县城里形成了一个绅士阶层。当地人比较文明，讲礼貌。如妇女到城外河边去洗衣服，进出城时都穿着裙子，到了河边才脱掉；贫穷人家一样，家里都收拾得很干净，可说是一尘不染。教育方面，除绥德县外，比起专区其他县来较为发达，有一个米脂中学。两个小学，一为女子小学，一为东小。小学校中较有名的是女子小学，杜瑞兰为校长(杜斌丞的女儿，在她父亲被监视后，杜先生把夫人、女儿、小儿媳妇马康如都送回了米脂，他们返回米脂时，蕙兰娘托请他们为我夫妻俩捎了两件皮短大衣)。贺辑五为东小校长，陈因还在东小代过课，教音乐。
我初到米脂，朱侠夫带着我拜访了有关人士和士绅们。
士绅中的头面人物是冯舍臣，时任米脂县银城市市长(党外人士的代表)。交往中觉得他为人忠厚，对国民党、共产党两方面都不得罪，这也是当时环境的迫使。他在东街十字路口偏东的地方开有一个中药铺，里面常住一个老中医，叫刘云阁，是南方人，曾做过国民党县府的师爷，后来以行医谋生。在药铺客厅的床上，常放一个大烟盘子，地上摆有一张桌子，可以打麻将。冯舍臣自己既不吸烟，也不打麻将，纯为交际而设。凡是市内的乡长、办事人员要找冯市长都到这个药铺来，这里也成为情报的集散地。我也常去此地和他们聊天说事，收集情报，联络感情。后来我改任银城市市委书记，仍和他们保持着交往。他们与我之间无拘无束，相处融洽。 1944年9月当我奉调赴关中军分区时，他们还送了我两面绸子制作的锦旗，绸子系清涧县出品，上面的题字已忘记，意思是以示友谊和对我工作的称颂、肯定。解放后，听说在解放战争初期，我们一个警卫干部以为冯会投靠敌方，就把他骗出来杀害了。
我到米脂工作后，消息传到榆林，开始是邓宝珊先生的大女儿邓惠琳(以前在西安、上海都见过)，继有高双城先生的女婿王伯谋，在回西安途经米脂时，提出要见我。见面后，邓惠琳代表她父亲，王伯谋代表他岳丈高双城，提出希望我去榆林与其父相见。邓宝珊先生当时是晋、陕、绥地区总司令(相当一个集团军)，是榆林的最高长官，高双城先生原先和我父亲的关系也较深。随后邓先生又让他的副官任敬德借到米脂购物之机，带专函相邀。此事经米脂县委请示绥德专署，得到西北局统战部批准后，我就以给邓先生做寿为名，去了趟榆林。
大约是11月份，我向驻军二团借了两匹骡马，一个通讯员，拿了护照，在一个大风天，策马奔向榆林。当晚宿鱼河堡，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街镇。晚上住在一家客店里，店方备有热炕头、面食、牲口草料。一宿无话，翌晨吃饱早饭登程直抵榆林。
邓先生当时住在榆林城南的几孔窑洞里，冬暖夏凉，比较舒适。窑洞位于一个丘陵背后，前面有一片桃林，时人称为“桃林山庄”。邓先生住在这里既为避开日机轰炸，也为避开闹市。
在桃林山庄见到邓的二女儿邓友梅，我们较熟，她是共产党员，20余岁，本在延安学习，当时是从延安来榆林养病的 (后病殁)。邓友梅那时已在延安和李立结婚，李立是山西人，马列学院二班学生，解放后在鞍山任耐火材料厂厂长。邓宝珊先生对我非常热情，照顾周到，把榆林各方人士的政治背景向我做了介绍，连饮食之类的一些小事也无不关心。我还意外的见到钱润民老先生，他是个清末秀才，从靖国军时代就周旋于陕、甘、晋军之间，在我父亲处做过参议，现正在邓先生这里，明为师爷，实为闲差。因为他曾长期在我父亲部任参议，所以我称他为钱伯。他旧学颇有造诣，和邓宝珊谈话，他必然参加。我在榆林有着两个一老一少的朋友，自觉有了安全感。
第三天是邓先生的寿诞，当地的政要都来祝贺，我有机会见到各方要人。二十军军长高双城见到我时亦很热情，邀我一定要到他军部去住几天。记得来祝寿的有朱俊光、马占山、荣祥、左协中、徐子诘等等，许多人都带着夫人。
邓宝珊善言谈，幽默风趣；高双城能喝酒，酒量很大；左协中能划拳，许多人都划不过他；朱俊光能打麻将，和他的小太太轮流着打，可以二十四小时不下牌桌；荣祥夫妇均着蒙古装(蒙古人)，却讲一口京腔，着迷于吸大烟；马占山，九一八后曾参加东北义勇军，撤下来后带着残部百余人，以东北挺进军旗号，驻在榆林北边的一个村子里。他在邓府没有多待，当天就返回去了。
高双城军长60岁左右，个头不高，乡音未改，一口的蒲城话。以上这些人，都属于杂牌军，而杂牌军的总头子就是邓宝珊。
其中国民党的嫡系人物有两个。一个是榆林专员孙玉柱，是陕西关中地方人，CC份子。他到了邓府，即提出要见我，我只能与其周旋，说些关中习俗，秦腔戏文来搪塞、应付，后来邓友梅借口有人要见，就把我拉走了。另一个是八十五师师长徐子佳，是蒋介石派到高双城部队的特务，浙江人，黄埔学生。可他一直渗入不到高的部队内层去。高双城对他很客气，也很警惕，有关人员的安置、调动、经费使用等，他都插不上手。部队里没有他的人，所以徐子佳只是个名副其实的空头司令。不过他还知趣，只和我客气了几句，即离去。
在桃林山庄祝寿三天，吃饭、玩牌、看秦腔，热闹过后，接着高双城又要做东，把邓先生和一些名人接到城里，又庆贺热闹了三天。我随之到了二十二军军部，军部就在原井岳秀镇守使署衙。在榆林城里，高双城军长让他儿子高凌云(是个团长)，陪同游览了红石峡，在其家中吃饭、打麻将，以示友好，联络感情。陪同的是高双城的副官王公弼，王副官的太太是东北人，会俄文，是个交际花。高凌云年纪比我大几岁，在解放战争中起义，后在陕西省担任过水利局副局长、轻工业厅副厅长、陕西省民革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这期间，我应孙玉柱之约去了他的专署，就是国民党党部，做了礼节性的拜会。
我在榆林住了十来天，广泛接触了敌、我、友各方人士。临别时，高双城为了表示亲近，特别送给我一件皮大衣(二毛子)，这对我在陕北御寒的确很实用。
回到桃林山庄后，我对邓宝珊先生说，我要回米脂去了，邓总很客气地说要我多住几天。十多天过去了，我再次提出要走，邓这时才低声告诉我，蒋介石的侍从室曾来电要他把我扣留住。邓宝珊说：“我怎么能听从他们的?!现在你要走，我就不再留你了。”同时，旁人告诉我，说我到榆林后第三天，蒋的侍从室来电问邓宝珊，我去榆林干什么?邓宝珊答复我去是给他“做寿。”现在侍从室又来电要扣人，所以邓宝珊不得不放我走了。由此可见，蒋介石确实是“无毒不丈夫”，他想要斩尽杀绝啊。
第二天，我告别了邓宝珊，起程返回米脂县。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