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二十九、枣园
杨拯民
主席很爱吃辣椒，问我爱吃不?我说我们关中人也很能吃辣椒，只要有一碟辣椒，别的菜有没有都无所谓，一般人认为馒头夹辣椒就算好吃的了。他问我父亲多大岁数了?什么属相?我回答说我父亲生于1893年11月26日，属“小龙”的，他开心地笑着说：“我和你父亲还是同庚呢!我是12月26日生辰。”
1944年，因形势发展，需要开展陕甘宁边区近边陕西关中一带的统战工作，组织遂把我从绥德专区米脂县调往关中军分区任副司令员兼统一战线工作。关中地区地委、专署、军区司令部均设在新正县马栏镇，该镇距白区不算远，可国民党设有封锁线，出入不便。
我带着怀孕的妻子赴关中，途经延安，住在西北局一孔窑洞里。除了中央有关领导接见谈话外，西北局联防军的首长贺龙在军队问题上也对我做了指示。该见的领导都见了，该办的手续也办完了，正准备起程，突接通知，要我第二天上午10点钟到枣园去，毛主席要召见我。当时仅有22岁的我，以前虽多次见过主席，并聆听过主席的讲课(那都是在抗大和同学们一起听课)，像这样，直接被毛主席找到他的住处(也是办公处)谈话，还是第一次。
当天夜里，我激动得几乎通宵未眠，心里是既兴奋，又紧张。我想象着见到主席后的情形，我要向主席汇报些什么呢?主席要问我些什么呢?我反反复复地琢磨着，整个晚上都沉浸在幸福的驰想当中……回想起以前听主席讲课的情景。
1938年我在抗大学习期间，在开学典礼和毕业的时候，主席都亲临讲话。在我们平时学习过程中，主席也曾几次到学校来给我们讲大课。主席讲课，总是深入浅出地把复杂的革命理论问题，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叙述解释得非常清晰透彻，使人容易理解。记得1939年在反对党八股的学习中，我对什么是党八股并不十分了解。有一次主席做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时，他说，不只是写文章的人有党八股，其实和每个人都有关系。譬如在座的肖劲光同志，你是拿枪秆子的，虽不写大块文章(当时肖劲光是留守兵团司令，坐在靠前的位子上，主席看到了他，就以他举例)。可写不写便条?写不写计划?写不写命令，写不写发言稿?那也要反对党八股的!我看都要检查一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因为你写的东西是想让人看懂呢，还是不想让人看懂呢?这样一讲，顿使听报告的人为之一震，使我们认识到，反对党八股不光是党风问题，也是思想方法问题，确实与每个人相关。
还记得，毛主席在马列学院给我们讲教条主义的危害时，他说教条主义者比猪还蠢。猪最蠢的，猪走路碰到石头，还会绕路而行，避开石头找别的路走，可教条主义者碰到石头，也不会绕路走，碰得头破血流了，还要硬碰过去。这是针对王明教条主义者的尖锐批判。主席在这里引用的比喻生动形象，再对照王明一再吹嘘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报告，感到是何等空虚，教条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我开始认识到路线问题对党的事业的重要，悠关党的生死存亡。
1939年的一天，在延安召开讨伐汪精卫叛国大会。毛主席在大会做讲演。那天正值大风天，西北高原的风刮得黄沙漫天，噎得人喘不过气来。主席身穿棉大衣，戴一顶风帽，站在广场上，用最大的声音向万余军民讲演(当时没有扩音器)，持续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我坐在会场边沿的角落里，仍然能听到主席的声音清晰高亢。我们当时有些担心主席的身体健康会受到影响，但主席从容自若。时而有力地挥动手臂，时而手叉腰际，在那寒冷的高原上，主席的言词温暖着我们的心，激励着我们的革命斗志。
一个晚上几乎在回忆中度过。第二天一早，我匆匆地吃过早饭，就骑上马直奔枣园。我的驻地离枣园二十多里路，路上我尽量想把时间拖得长些，好再仔细想想如何向主席汇报。因此不时地勒紧马的缰绳，但又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心情，恨不得一下子赶到枣园。及早见到毛主席，于是又频频挥鞭，策马飞奔。快到枣园时，看看初升的太阳还在半山腰呢，我又顾虑去得过早，打搅了主席休息，就跳下马来，拉马步行了一段。
来到枣园主席的住处后，时任主席秘书的胡乔木告诉我，主席还在休息，要我等一下。于是我就同胡乔木闲谈起来。当年在云阳冬令营时常去安吴堡，见过胡乔木，知道他是一个大才子。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主席来了。我看到主席身材高大，面露笑容，神采奕奕，一双有力的大手伸向我，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用了约有一分钟的时间把我从上到下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主席问了我的年龄，笑着说：“你还年轻得很哪!”接着又问：“你和张学思那个大?”我告诉主席，学思比我大几岁。当时我的心紧紧地缩在一起，脑子一片空白。原来想了好久的话早忘得一干二净了。主席看到我有些紧张，就拿起烟盒问我“抽烟不?”我说“抽”。主席递给我一支烟，我连忙说“谢谢主席。”点上烟紧吸了两口后，紧张的心情才慢慢地疏缓了下来。
主席坐在一张布制的躺椅上，像拉家常一样跟我谈起来，问我什么时候来到延安的?以前在什么地方念书，都去过那些地方，当听说我去过日本，主席便很详细地询问了当时日本的情况。主席听说我来延安之前是在米脂银城市任市委书记，便询问了减租减息、统战工作的情况，谈话中讲到了李鼎铭等民主人士，还讲到了国民党在米脂的县党部、县长。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毛主席了解的事情很多，那样清楚，就连国民党米脂县长高仲谦的名字也记得很清楚。后来，又谈到整风审干，我反映了在整风肃反中有扩大化的现象，主席讲：“要甄别。”从这里又讲到我们党和国民党的区别，主席说我们党不冤枉一个好人，工作中有错误就要改正，更不能乱杀人，并且指示了我到关中军分区工作的方针。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一看表，已经是12点了。心想主席还有许多大事要忙，便准备告辞。没料到主席却把手一摆说：“就在这里吃饭。”十二点半，勤务员端来两碗小米饭，四个菜一碗汤，外加一碟辣椒，还有边区自己酿造的葡萄酒。饭桌上跟主席谈话就较随便了。主席很爱吃辣椒，问我爱吃不?我说我们关中人也很能吃辣椒，只要有一碟辣椒，别的菜有没有都无所谓，一般人认为馒头夹辣椒就算好吃的了。他问我父亲多大岁数了?什么属相?我回答说我父亲生于1893年11月26日，属“小龙”的，他开心地笑着说：“我和你父亲还是同庚呢!我是12月26日生辰。”
主席谈话很随和，如拉家常一般，我原先的紧张心情似乎是多余的。临别时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他讲“要听西北局的领导”，再次叫我学习军事、做好统战工作。还说：“有事通过组织给我写信，也可以直接写信给我。”在窑洞门口，我向毛主席敬礼告别，主席的接见令我欢欣鼓舞，喜不自胜。那一天我觉得自己很是幸福。
1949年9月，秋高气爽，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召开。我作为西北地区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特意请西北代表团吃饭。他说：“我在陕甘宁边区呆了这么长时间，我就是从西北来的。别的代表团我一个都没请，就请西北代表团。”当我端着酒杯走到主席身边时，有人打算给毛主席做介绍。主席说：“不用介绍啦，我认识他。”主席端起酒杯，伸出右手握住我的手，感慨地说：“你的父亲杨虎城与我同庚嘛!”代表们竞相敬酒时，毛主席微笑着，多半是端起酒杯在嘴边呡一呡，表示个意思。当主席看到我向他敬酒时，就说：“那好吧，我喝一杯。”他一口把杯里的茅台酒喝干了……见此情景，代表们都激动地举起手中酒杯，一饮而尽。自从这次相见后，以后再没有机会与主席近距离接触了。
在主席逝世后，直到1977年11月初，我终于获得了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机会。在纪念大厅里，人们排着长队，默默地走过毛主席的身旁。毛主席静静地躺在水晶棺中，脸上依旧是那样坚毅。短短的几分钟里，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主席，如潮的思绪把我带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革命的圣地延安、解放以后的北京。……大跃进、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情景……又浮现于脑际。常言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即算是圣贤，也难免无过。
毛主席虽然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在生命后期，虽然有过一些错误，但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仍将永留人间。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