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三十、三秦硝烟
杨拯民
1948年夏天，解放战争的形势已见明朗，组织上将我调离了骑兵第六师，让我回延安休养一段再接受新任务。在延安(那时妻子已先我返回延安)，我们得以团聚。意想不到的是，还见到了女儿，真是让人喜出望外，因为那时我还不知道她是死是活。更有意思的是，我寄的那封信竟然是在我回到延安后才收到的，不知辗转了多少地方?用了那么久的时间。陈因读到这封迟到的家书，却伤感流泪。
1944年秋，我骑马奔赴关中军分区，妻子因病不能骑马，坐的是驾窝子，一路上呕吐不止。那时我们俩都不懂得，她那是怀孕的强烈反应。当时还以为是害病。就连赶驾窝子的老乡返回米脂后，给妻子在识字班教的学生讲“陈因怕是活不了了。”
关中警备司令部的司令员是文年生，政委是杜平。我除参加司令部的日常活动外，还协助地委张德生和汪锋做白区的统战工作。写信给西安有关人士，或约请某些人到马栏镇会面、交谈，给有关人士(如王菊人就曾来过)布置任务。
在关中军分区期间，我曾参加过攻克淳华、收复旬邑和爷台山的战斗。
我的大女儿就是1945年春天出生于马栏镇的，乳名叫“沟沟”，山沟沟的意思。杨明轩杨老给她起大名叫偃武。因为那时误以为我父亲被囚在贵州省修文县(其实是张学良被囚之地)，所以妹妹拯坤先于我生了个男孩，即取名叫修文。杨老以“偃武修文”之意，为我的女儿就取名叫偃武。
1947年我被调到刚起义过来的骑兵第六师任副师长、党委副书记。骑六师师长胡景铎(胡景翼的六弟)原驻榆林，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胡景铎和习仲勋是富平县同乡。该部的起义从始至终，整个工作过程，都是与习仲勋联系进行的。开始时该师的党委书记也是由习担任，后因习另有重任，才卸去了该师党委书记一职。
我去骑六师上任时，先把妻子女儿(因先天缺少营养，后天无母乳哺育，且无哺育经验，所以孩子体弱多病)安置在关中地委朱明同志在延安开设的一个小店里(实为情报站)。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西北局秘书长史未然，又将她母女安排到西北局家属队，与西北局家属队一道转移撤退。据说，先撤到子丹县一个深山村里，后又撤退到绥德专署的吴堡县。1947年深冬，形势加紧，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家属队又分乘几个大木船东渡黄河，住到了山西省碛口的一个塬上。
后听妻子讲，就在刚撤退到一个叫板沟的地方，距延安不远，孩子在避敌机轰炸时着凉，患了肺炎。在随队撤往吴堡的途中(为避敌机轰炸，皆在夜间行走)，孩子发高烧，咳嗽加重，非常危险，处于死亡边沿。值得庆幸的是，在转移途中遇见了关中军分区卫生部长徐根竹，匆忙中他给妻子留下一些磺胺药(徐部长在攻打榆林时正给伤员开刀时，遭敌机轰炸，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在孩子生死关口，多亏了随队的郭素琴大夫(她是西北局医生邵达的夫人，她也随西北局家属队同行，兼任家属队大夫，平时大家都称她小郭)。她认为生肺炎的小孩不宜继续随队夜间行军，在马背上颠簸。她提出愿与陈因一同留在途中，经家属队队长马作贵同意，就把她俩、病孩、警卫员和一匹马留在了途中。她俩向队长承诺，如遇任何问题，责任自负，待孩于病情稳定后，再去追赶队伍。就这样，暂时住在当地老乡的一孔窑洞里(老乡已逃走)，幸运的是在老乡的窑洞里还找到了些食盐，溶化成水，经纱布过滤后，用注射针头打进孩子体内。更巧的是孙蔚如的外甥媳妇王玉芳从她们暂住的窑洞外经过(窑洞外面就是小路)，听说小孩需要输血，而陈因的血管当时已抽不出红色血液，只是些淡色液体时，王玉芳毫不犹豫的挽起袖子，让小郭抽她的血输给小孩，那时根本顾不上血型什么的，只是死马当做活马医罢了。经过这些冒险性的治疗措施，竞奇迹般的把孩子从鬼门关夺了回来。
危险期过后，她们追上了家属队，大伙看到她们和孩子一起回来了，既惊奇，又为她们庆幸。马队长夸赞“小郭真胆大!”“小郭”则自嘲自己是“胆大妄为”。现在“小郭”已从新疆医学院退休，住在乌鲁木齐，王玉芳退休住在西安市。妻子和她们常有联系。
我深知孩子的身体状况，估计在撤退行军中会害病，也可说是我的担心。于是，在战斗间隙给妻子写了封短信，告诉她，万一孩子有什么不幸，叫她千万别过于悲伤。
1948年夏天，解放战争的形势已见明朗，组织上将我调离了骑兵第六师，让我回延安休养一段再接受新任务。在延安(那时妻子已先我返回延安)，我们得以团聚。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还见到了女儿，真是让人喜出望外，因为那时我还不知道她是死是活。更有意思的是，我寄的那封信竟然是在我回到延安后才收到的，不知辗转了多少地方?用了那么久的时间。陈因读到这封迟到的家书，却伤感流泪。战争时期的通讯设施就是依靠人、马递送，加上战场阻隔，时间长点，竟还能收到，实在不易!也可见那时邮政系统的工作多么认真负责。
回到延安后，我们在边区联防司令部住了一段时间，同时住在联防司令部休养的还有高朗亭。
我是1948年11月到黄龙军分区任副司令、地委常委的。在此任时间不久，1949年4月调到大荔军分区任司令员、地委常委。地委书记是刘文蔚，专员是王恩惠。妻子随调大荔，在地区妇联当干事，那时她怀孕在身，是第二个孩子。1949年9月生于西安省立医院。生孩子时，我不在西安，正在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故给孩子起名叫杨协。
1949年5月20日，第一野战军解放了陕西省会西安。在此之前，从洛川逃往陕东一带的反共专家、国民党大荔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韩子佩，在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下，再度逃出大荔，窜入华阴，拼凑陕西保安第六旅，布防在渭水南岸，占据华山，企图负隅顽抗。他梦想等胡宗南反攻时，卷土重来。当时我奉一野司令部之命，率领大荔军分区的二十二团和路东总队等部越过渭河，占领了华阴县城。继而又接到解放潼关，打通晋、陕、豫交通要道的命令。这时，盘踞在潼关河南、陕西、晋南等地的地方反动武装，约有1300余人，他们用电台和胡宗南总部保持联系，拟待时机，准备反扑。
此时，渭南军分区司令员于占彪和副司令王劲哉告诉我，根据一野司令部的命令，研究决定集中兵力，先打下潼关。因为潼关是晋、陕、豫的咽喉要道，对陇海铁路沿线有着直接的影响，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我依据先打潼关的决定，将指挥所移到华阴县距潼关 30华里的地方，潼关的战斗打响后，敌人觉得大势已去，无心恋战，没怎么抵抗就向潼关东南方向狼狈逃窜，潼关被解放。
在解放潼关时，大荔军分区所属的路东总队继续留在华山下，围困韩子佩的残部。
自古华山一条路。敌人上山后，严密封锁了各交通要道，一些关隘都配置了机枪，我们的队伍根本不能从正面进攻。当时路东总队的任务是监视围困敌人，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并调查探索华山周围的道路情况。他们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摸清了华山周围的情况。这时韩子佩也感到困守华山粮食不足，且胡宗南已逃到汉中去了，卷土重来已无希望，踞守华山的想法发生动摇。因此，他意欲利用中共大荔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刘文蔚曾是同学的关系，与我们联系、讲条件。同时又派人下山抢夺老百姓的粮食，准备顽抗。我们党委经过研究后决定，坚决消灭这伙残敌。路东总队侦察参谋刘吉尧率领7名侦察员在采药樵夫的引导下，从华山南面一条崎岖陡峭的羊肠小道攀上了华山北峰，冲破了敌人的封锁，配合大部队一举俘虏了韩子佩和他的老婆及残部约百余人，解放了华山。
飞渡天险，智取北峰，解放华山的战斗中，路东总队刘吉尧等 8勇士机智果敢，英勇顽强，受到了一野首长的表彰，并分别被授予特等战斗英雄和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后来，攻占华山事还在五十年代被搬上银幕，片名就叫《智取华山》。电影的主要情节和人物都很真实、生动，成为那个年代老少皆知的故事。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