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三十一、赴渝移灵
杨拯民
我回到家里，母亲张蕙兰急切地问我：“你赵叔叫你去什么事?”当我把噩耗告知后，母亲当即昏厥过去，几个妹妹也哭作一团。当时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声、悲惨凄苦的景象，如今忆起，仍感心痛。
很快，周总理亲自打来电话表示悼念和慰问，他让我转告我娘，务必要节哀保重身体，并指示我立即赶赴重庆，并对我说：“这不是你的私事，是党交给你的任务。通过办理你父亲的丧事，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并说他已经关照了沿途地区有关领导，要他们给予我大力支持和帮助。
1949年是个让人欣喜振奋的年头，全国解放了。我带着妻女回西安见到久别的亲人，大家都沉浸在胜利和团聚的欢乐气氛中，并热切期盼着父亲的归来。
1949年10月，我参加完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后，在去东北地区参观前，趁在北京的机会，向组织上提出了想离开部队转业到工业建设战线工作的意见(本来彭德怀欲调我去空军工作，我未同意)。我的这一要求，得到组织允准。被分配到燃料工业部 (当时燃料部包括煤、电、油这三大门类，后来又分为了煤炭、电力、石油三个部)从事石油工作。具体工作是到甘肃省嘉峪关外的玉门油矿任矿长兼党委书记。
我从东北参观后回到西安已是12月了，正准备回所在部队——大荔军分区办转业交接手续。突然接到时任一野副司令员赵寿山将军(我父亲的老部下)的电话，让我即刻到他家去。我心中狐疑，什么事呢?肯定是关于我父亲的。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了赵家，只见赵将军脸色凝重，我的心也随之沉了下去。
他拿出两封拍自重庆的电报，一封是重庆高桂滋、康心之、康心如、刘宗宽等陕西驻渝同乡拍来的，一封是原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前身为十七路军)驻渝办事处的人员安志坚、胡三高等人拍来的。内容大致为：重庆解放前夕，磁器口大屠杀，杨虎城将军和眷属、秘书、副官皆已遇难，尸体己收殓，希派人来渝主持丧事。
这真是晴天霹雳，我不禁泪如泉涌!解放了，我们一家都在企盼着被蒋介石囚禁了12年之久的父亲、新娘、弟弟、妹妹获得自由，合家团聚。可这种愿望却彻底破灭了，这真是天大的打击和不幸!多么残酷的现实啊!
看完电报后，随即与赵将军驱车同赴中共西北局，向习仲勋书记汇报请示。习阅电后说：这是件大事，需要报告中央，遂叫秘书陈旭起草了发给中央的电报，并建议我去重庆接灵，西安方面由赵寿山将军负责筹组治丧委员会等事宜。
我回到家里，母亲张蕙兰急切地问我：“你赵叔叫你去什么事?”当我把噩耗告知后，母亲当即昏厥过去，几个妹妹也哭作一团。当时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声、悲惨凄苦的景象，如今忆起，仍感心痛。
很快，周总理亲自打来电话表示悼念和慰问，他让我转告我娘，务必要节哀保重身体，指示我立即赶赴重庆，并对我说：“这不是你的私事，是党交给你的任务。通过办理你父亲的丧事，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并说他已经关照了沿途地区有关领导，要他们给予我大力支持和帮助。
两天后，1949年12月16日收到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给我们家属的唁电。中共中央的电文是：
惊悉杨虎城将军于今年9月17日在重庆监狱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杨虎城将军夫人和次公子杨拯中，秘书宋绮云夫妇等先后惨遭毒手，极为痛愤。杨虎城将军在1936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杨将军由此而受到……囚禁达12年之久，并因坚持爱国主义而牺牲是光荣的。杨将军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谨电哀悼，并望勉节哀思，为继承杨将军的爱国事业，彻底消灭反动匪帮的残余而奋斗。
中央人民政府的唁电是：
杨虎城将军长期系狱，复遭残害，举国闻讯，同申愤慨，将军推动抗日，有功民族解放事业，今时牺牲，将永远为人民所悼念。
我们当即在家中设置了灵堂，父亲在西安的部属、亲朋相继来家吊唁。娘和我们兄妹都穿上了白色孝服。娘一向敬重父亲，对父亲爱之极深。她意见要按照旧的丧仪为父亲办丧事，认为这种仪式比较隆重，能更好地表达哀思。我们也理解她的心情，所以就完全尊重她的意见。
接着，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常黎夫通知，中央已有回电，同意我去重庆移灵。
经商议决定由孙辅臣(原十七路军的旅长)、申明甫(原三十八军的交际科长、曾是我父亲的随从副官)、白心镜(原十七路军的秘书)、张国光(原十七路军的团长)随我一同赴渝，加上我的警卫员程双才一共7人。我们计划从西安乘火车去武汉，再改乘轮船去重庆。离西安前，习仲勋书记还给当时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林彪、邓子恢、谭政；西南局的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诸党政军领导人写了介绍信。
我们1949年12月中旬从西安起程。
到武汉后，在车站接我们的有孔从洲(十七路军的旧部，当时任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炮兵司令)、张执一(中南局的统战部部长兼军政委员会秘书长)等同志。
因要联系去重庆的船票和商量由重庆返回时的有关事宜，我们在武汉等了4天。中间拜会了林彪、谭政、邓子恢等几位领导。他们对我多有慰勉，并交待需要在武汉办理解决的一切问题，都找张执一由他办理。这是我第一次与张执一打交道，只觉得他待人诚挚、热情，解决问题干脆、果断，在武汉一切问题都解决得很顺利。加上孔从洲司令员的大力协助，在第5天就搭上了二野后勤部的一艘船只，从武汉乘船逆水而上，行程7昼夜抵达重庆。
在重庆码头迎接我们的，记得有陕西同乡刘宗宽、王文彬、秦德海、安志坚、胡三高等人，还有西南局统战部部长程子健。我们一行被安排住在重庆胜利大厦。高桂滋(曾任国民党的总司令，也是我父亲生前的朋友)、于学忠(原东北军将领，西安事变时与我父亲交往甚多)、阎红彦(时为川东行署副主任，延安马列学院的同学)先后来宾馆慰问。还有孙志远，他与我在延安认识，可算是老朋友了(他当时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都对我很关怀、帮忙不少。
第二天，去磁器口歌乐山中美合作所。当我看到停放在“白公馆”下边小广场上排列着的几十副棺木时，情绪激动，百感交集，是悲?是恨?是怒?交织在了一起。
我含着热泪，走进”白公馆”、“渣滓洞”、‘杨家山”、“戴公祠”、“玄天洞”。这些国民党反动派关押过父亲、诸多烈士，对革命者进行迫害、屠杀的魔窟。阴风凄雨，在一座座囚房里，我看到了先烈们留下的墨迹和血痕。蒋介石这个法西斯恶魔，一生残害了无数无辜，在其王朝倾塌，即将逃离大陆前夕，又制造了这一惨绝人寰的磁器口大屠杀，杀害烈士之多，——据说，屠杀不及时竟用机枪扫射；手段之残酷，杀后还用火焰喷射器、镪水毁容，实令人发指，愤恨之极。
我父亲与拯中弟弟、秘书宋绮云夫妇、副官阎继明、张醒民的棺木也排列在“白公馆”广场上，新娘谢葆真的骨灰盒(其实骨灰在杀害父亲时已被特务扔掉了)也装在棺木中。小妹拯国被害后尸体被毁，连遗骸也找不到。
小广场上来往人员相当多，有的是来辨认亲属遗体的，有的是来办理领尸手续的，更多者则为祭奠、凭吊，环境嘈杂。我们和重庆军管会的管理人员商量，要求把父亲与其随同死难者的棺木另移一个地方，便于开棺作进一步的辨认。
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沉重的心情回到宾馆，几人一起交换意见。孙辅臣等人提出现用的这副棺木质量不好，提议另买一副好的，在开棺验证时就可以换上。大家研究还得买几匹白布，用以包裹尸体，考虑到，烈士们被杀害后又遭镪水腐浊，埋在花坛中许多天，尸体定会腐烂。买白布的事当时就决定下来了，至于棺木，我有点顾虑，怕花钱多，影响不好，所以只让他们先在市场上看看，有无现成的，价钱如何?一切安排妥当。第二天，我去拜会了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谈话中，小平同志问到棺材怎么样时，我稍微犹豫后回答说：“还可以吧。”小平同志立刻说：“不好!换个好的，这叫共产党办事，必须办好，有个影响问题。”他回过头对程子健交代说：“要换个最好的，不要怕花钱。”他的这一决断，明察秋毫，事后赢得了陕西同乡和十七路军旧部的好评和敬佩。
父亲与随同死难诸烈士的棺木由小广场移到一个小山坳里，进行重新装殓。启棺后看到尸体的样子，我几乎晕了过去。简直惨不忍睹，父亲的容貌已无法辨认(因被特务用镪水淋过)，弟弟拯中的腰部被砍断了。新娘在贵州玄天洞中所生小妹妹拯国，生于监狱，死于特务的屠刀下，活着时没能呼吸过自由的空气，未享受过人间正常人的生活，死后没留下任何物件，连尸体也寻觅不到，只找到一块头皮，上面附有一些稀疏的黄头发。经特务认证后，放进了新娘的骨灰盒里。就连她的名字也说不清楚，是“拯国”还是“拯贵”?川、黔两地人对“国”、“骨”两字发音难辨。再说，我们兄妹均没有以省名为名的。
1950年1月15日，中共西南局在重庆中华路举行了磁器口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诸位领导亲临致祭，各界送挽联花圈的不计其数，记得西南局送给父亲的挽联是：
西安义举，振奋全国；重庆成仁，永垂不朽。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各民主党派、民众团体的代表约一千余人，会场肃穆，群情激愤。
追悼大会后，把我父亲与随同死难者的灵柩移至市内沧白堂，群众来沧白堂吊唁者，人流似海络绎不绝。有一天，有个吊唁者要求见我。该人原来是杀害我父亲的刽子手之一，叫杨轻典，是河南人。他来向我表示悔过，说他不是杀害父亲的主犯，掩埋我父亲的花坛就是他向政府坦白的……他对父亲遇害过程讲的比较详细(当时让白心镜作了记录，只可惜在十年浩劫中遗失了)。大家听后都很气愤，张国光提出把杨轻典带回西安予以处决。我考虑，这样做不符合政策，他已向当地政府坦白认罪登记过了，该怎么处理是当地政府的事情。向我们提供情况的，还有位医生，姓张，名字记不起了，他说为我父亲治过胆结石病，他给父亲治病时，曾把从报上看到我去了延安的消息偷偷告诉我父亲(我父亲看不到报纸)；我父亲也把戴季陶、朱绍良、戴笠他们奉蒋介石之命，到息烽玄天洞、重庆的杨家山几次劝降，要他承认错误就可获得释放的事情告诉过张医生。父亲还给张医生讲过，他当时对朱绍良说：“我有什么错误?我一生做的事对得起中华民族!历史会证明是我错了?还是蒋先生错了?蒋先生不释放我，我也死而无憾。”父亲对张医生的这段谈话，充分表现出他虽身陷牢狱，饱受摧残，但他为国家为民族而斗争的信念与斗志始终如初。他在极端困难与危险的情况下，利用一切机会向外界传递着自己的信念，表达了视死如归的坚定决心。通过与张医生等人的谈话询问，我了解到，12年来蒋介石对我父亲一直实行的是秘密监禁，根本不是以前所传的“软禁”。父亲等在狱中一直受到非法和非人道的待遇，以致新娘谢葆真精神失常惨死狱中。特务们严密封锁了父亲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了特务和奉命去劝“降”的几位大员外，父亲一直接触不到其他的外人。这也就是多年来一直打听不到父亲真实情况的原因。
我们几人在重庆交涉决定，用民轮船公司的庆华轮运灵。起灵时，举行了庄严的移灵仪式。重庆多山路，经沧白堂到轮船码头，棺木只能用人抬，除我们计划要搬动的7副棺木之外（父亲、拯中、宋绮云夫妇、阎继明、张醒民6人和装新娘骨灰盒的棺木），还增添了黄显声将军的一副（黄将军的灵柩是吕正操、刘澜波从北京打电话，要我带运到河南郑州的），共8副棺木。看到8副棺木，加上长长的送灵队伍，使人感到既悲哀又壮烈。沿途设有路祭，我在灵前扯牵，尽孝子礼，于学忠、高桂滋、孔从洲几位前辈陪伴在侧，我请他们歇步休息，他们坚持不肯，他们的心愿是一定要把父亲的灵柩送上船。
1月24日灵柩到达武汉，在码头迎灵的人非常之多。1月25日在汉口工商联合筹备会举行公祭，由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主祭，参加公祭的还有党政军负责同志和各界代表3000余人，记得第四野战军中南军区的挽联是：
大义凛冰霜，民族千载存正气；一棺掩巴蜀，江河万古有哀声。
其他挽联很多，当时无法录记，很为遗憾。
26日下午从汉口码头起灵到循礼门火车站，沿途设有路祭，送灵队伍有万人之众，浩浩荡荡。还有腰鼓队均着素衣，列队敲鼓送灵。这是广大民众对英灵的追悼，也是对法西斯的示威。
灵车离开武汉经郑州于1月30日到达西安。路过郑州时，把黄显声将军的灵柩交给了黄将军的长子，听说后来黄将军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
在西安火车站，西北局的领导彭德怀、习仲勋等参加了迎灵仪式，在新城广场停灵7日，由各界人士公祭。陕西的乡党们怀着思念和悲愤的心情，怀念着这位曾为他们做了许多好事的陕西老乡杨虎(在陕西特别是在农村许多人都简称父亲为“杨虎”)，每日吊唁者络绎不绝，送挽联的很多，仅记得张治中将军的挽词是：
主张抗日，反对内战，推动抗战，功在国家民族；
十二年囹圄生活，坚贞不屈，伟大气节可风。
停灵7日后，安葬在由治丧委员会和蕙兰娘选定的茔地——陕西省长安县韦曲乡杜甫祠西侧。
从重庆到西安，由长江至黄河，全国人民在悼念革命先烈。
安息吧!父亲!
安息吧!随父亲一同遇难的先烈们!
将父亲等人安葬之后，未待陵园修建，我办了转业手续，其实手续也很简单，因为那时还没有实行转业金什么的。继而赶去玉门石油矿务局，加入了祖国石油工业建设的行列。“工业救国、实业兴国”是我游学日本时就产生的愿望。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