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三十二、止园与陵园
杨拯民
娘虽不是烈士，也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可歌可颂，可是她为父亲这个家确确实实做了许多默默无闻的贡献，贡献了她全部的精力和爱心。有了蕙兰娘的襄助，父亲才无后顾之忧。她一生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孝敬婆母，抚养非亲生子女。特别是她从未给父亲惹事找麻烦。应该说她一生中付出的多，特别是在情感上，得到的太少。
因此，我认为她是英雄背后的英雄，是杨家难得的无名英雄。
蕙兰娘自1975年在西安卧病十余年后，于1993年去世了。人有生就有死。只是想起她老人家的一生不幸，我百感交集，十分悲痛。
1943年，祖母孙一莲在东里堡去世后，蕙兰娘就毅然地离开了东里堡，独自一人回西安住到西安红阜街64号，因为她有许多难言的苦衷，迁居西安是她对自身环境的改善对烦恼的回避。
她一生敬重父亲，总把父亲的信念作为自己的意愿，按此处世待人。当她迁住到西安后，当时中国民盟西北地区负责人杨明轩先生向她提出需要一个与共产党人、开明人士接头的地方即联络点时，她毫不犹豫地将红阜街自己住房中的一处提供给杨老使用。国民党特务在她住宅对门设置了个卖开水的炉子进行监视，但她表现得不慌不乱，泰然自若，以迷惑特务，保护着联络点。
娘深知父亲对陕西水利建设的热衷，曾把修建泾惠渠时所拍的一本相册一直珍藏到她谢世。
全国解放后，常黎夫(绥德人，杜斌丞先生的外甥)当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向她借用“止园”公馆时，她慨然应允，不讲报酬，只提出把父亲在其中生活、活动过的那栋楼房保留下来以作纪念。
娘的一生为父亲的孩子们，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和爱心。
当父亲1937年被蒋介石扣留囚禁后，她支持我和坤妹先后去了延安。她不顾自己的寂苦，考虑的是我们的前程和愿望。我到延安后，她又顾虑陕北生活条件艰苦，我年少体弱，便想方设法找到一位在陕北跑生意的商人关系，不时托其给我捎点零花钱。在坤妹去延安前，妹妹到什么地方上学，为了能照料妹妹，她就搬到那个地方去住。据我所知就曾迁居过城固、西乡、蒲城等地，对妹妹关怀备至。
1941年深秋，坤妹终于实现自己的愿望，去了延安。她到延安时，正是我要去绥德专区米脂县工作之时。临行前，我把坤妹托付给我的朋友王顺桐，请王给她补习自然科学，因为我读书不多，总是希望她有机会能继续读书(她那时正在读高中)。在补课过程中，他俩产生爱情并结了婚。而我让其继续读书的愿望未能实现。
1945年组织上派王顺桐去东北工作，后又转到北平。1946年坤妹带着她的大儿子王修文，抱着小儿子王果朗，从延安秘密去北平与丈夫相聚时，途经西安，回到家中把小儿子留在了蕙兰娘跟前。 1948年她们夫妇带着大儿子从北平回到延安。直到1950年以后才把小儿子接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葆真娘去北平时把四个女孩都安排由她母亲代养。到解放前一年，拯英妹自行先回到红阜街蕙兰娘的身边。蕙兰娘欣然接受了她。其他三个妹妹，娘虽关心，可因与新娘在拯亚病逝的问题上形成了隔阂，使她不便于表态。直到获悉父亲遇难后，由我出面向娘和叔父提出，其他几个妹妹们才都回到了杨家。
蕙兰娘把我们这些早年丧母，又失去父亲的孩子视为己出，爱屋及乌，只要是父亲的孩子她都给予关怀。
她不单抚养了我和坤妹，还抚育过我们的孩子——她的孙子们，替我和坤妹连同帮拯美、拯英妹妹们抚育的孩子先后就有十个之多。在我的五个孩子中，有四个经她抚育过(因在玉门工作，条件艰苦，陈因没有奶水)。1958年春天，天气乍暖还寒，戈壁滩上风沙迷漫，娘带着我的小儿子杨瀚长途跋涉，乘坐刚修到玉门的硬座火车西出嘉峪关，把孩子送到玉门油矿我们身边(怕孩子长期不与父母一起生活影响感情)，她又一个人独自返回西安。那年她54岁。
1958年石油部决定将我从玉门油矿调到四川石油管理局工作，去成都报到时适逢中央在成都开会，我趁机去看望一些熟人，见到德生同志时，他听到我被调往四川便说：“陕西缺少管理工业的人，你到陕西来工作吧。”我说：“我得服从石油部的调动。”为此他找了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得到两位总理的同意后，还是把我从石油系统调到了陕西工作。到陕西后仍然从事工业管理工作。
调到陕西对我来说有得有失，离开了热爱的石油事业，离开了相知八年的玉门人，常令人留恋思念；回到西安与娘家相聚集机会多了，距离近了，但因工作忙碌回家的时间还是有限的。
特别是后来从西安调往天津工作时，她老人家把离别遗憾深藏心底，张罗着照合家相，亲自做菜为我们饯行。把离别的气氛搞的欢欢喜喜的。
“文化大革命”中，她有幸受到周总理的关照，未受冲击。可她的精神负担却很沉重，她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担忧，为儿女们的安危操心。那时，她的儿女们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岗位上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侮辱，娘如同身受，坐卧不宁。
有一天，她上街买东西，看到几辆卡车开了过来。车上的人喊着“打倒、砸烂”之类的口号，抬头望去，只见习仲勋脖子上挂了一个打了叉的大牌子被人押着，站在卡车上游街。她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非常悲哀，东西也不想买了，急忙回到家里，坐在那儿一根接一根的抽烟。
1969年形势稍显松动，她撑着病弱的身体，急不可待地奔赴京津(坤妹在北京，我在天津)来看望我们。她无微不至的关爱，令我们感到母亲的温暖亲切，使受伤的心灵得到了抚慰。
她为人厚道，常常把委屈深藏心底。
1965年，娘到天津来看我们，本想多住些日子的，可是脚跟还没站稳，就接到陕西省政府办公厅的电报，言有事相商，促其早日返陕。娘哪敢怠慢，当即赶回西安。却原来是要在她正居住着的药王洞14号院里给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修筑防空洞，限日要她迁出，如此不合理的事情，娘心里不满也只能屈从。更有甚者，当她还在为寻找搬迁的住宅奔忙时，推土机已开到药王洞14号大门口，胁迫她迅速搬走。无奈之下，匆忙搬到了和平路西七道巷15号院内。这里的房子质量很差，土木结构不说，院落狭小，房间又小又少，连原在药王洞的家具都放不下，许多家具只好丢在了药王洞旧居里。后来我们兄妹回去都没有地方住，我回家看娘只好住招待所了。那年月，正是“四清”运动之际，只能忍气吞声。事过之后，我回西安探亲时，看到她生活环境如此狭小，她才向我叙述了当时被逼搬迁的情形。
还有一件令她抱憾的事。
“文化大革命”后期，她的经济已显拮据，可说是捉襟见肘。就让大孙女去政府询问，借用“止园”多年，能否给点报酬时，才获悉“止园”已被陕西省政府办公厅的主任(在五十年代)不知用什么手段，从我叔父杨茂三手里以极低的价钱买走了。听到这个情况时，我娘简直发懵了，她既惊诧又疑惑。怎么会呢?当她冷静下来，反复回忆，才忆起解放后她与叔父杨茂三分家时，“止园”和红阜街64号的房产者都确实分给了她。但这两处的房契，在分家时，叔父都没有交给她。一方面由于过去她从来没管过家，不懂得房契的重要性，没有索要。另一方面她觉得都是自家人，何必那么认真?万万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令人难以理解的怪事。当得知“止园”被卖时，叔父及经办人都已过世。
蹊跷的是，我1958年回到陕西在省政府工作6年之久，那时，叔父及经办人还都活着，从未向我提起卖“止园”的事。拯英妹一直就在西安工作，连她也未听到过，可见是个暗箱交易，甚为秘密。
我娘一向比较大度，唯独对此事成了心病。总埋怨自己糊涂，把“止园”糊里糊涂地丢掉了，对不起死去的丈夫，对不住后代，心常自责。为此，有次回西安时，我曾调阅过买卖“止园”的契约，契约上还竟赫然写着“征得嫂子同意”的字样，真是不可思议。
“止园”是父亲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且在西安事变前、事变中，一些重要的活动都在“止园”进行。在这里，张、杨多次晤谈。在这里，他会见过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与中共代表汪锋、王世英等进行过秘密会谈；也接受过著名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采访。因此“止园”确实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东北对张作霖的帅府(张学良在内住过)已经重新修缮、保护，就连阎锡山的公馆，山西省都加以保护，惟独“止园”却变成了“止园饭店”。母亲为此感到不安，其实要说不安的应该是我，我对老人家居家过日子，从不过问。在头脑中总存在着要与家庭划清界限的教条，对家产更不愿过问。可对保护父亲的纪念遗物，作为直系亲属的儿女们应该责无旁贷吧?
当年我去重庆接灵，娘把悲痛埋在心底，振作起精神，随着赵寿山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在西安南郊长安县韦曲乡杜甫祠西侧，给父亲及诸烈士选定了一块地方作为陵园。据娘讲，之所以选择在那里，是因为地处塬上地势较高；坐北朝南，居高临下，望到一马平川的樊川，景色很美。特别是春天，绿油油的麦苗、黄灿灿的油菜花与红色桃花相互交映，甚是美丽。希望烈士们的灵魂在此得到安息，精神得到传承。在给父亲确定墓穴位置时，在父亲坟墓的东边也给她自己预留了一块墓址。
据说她那时非常辛劳，一边请人为陵园做设计，一边从事陵园的修建(建陵门、竖碑、挖排水沟、修围墙、修台阶、植树等等)。为了掌握工期，保证质量，娘每天都要乘坐人力车到长安县陵园往返行程30里，亲自监督指导施工。在娘的努力下，陵园初具规模后 (购地，修建陵园的整个费用都是杨家自己出的)，她又雇请了园工负责陵园的日常管理。
到了“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陵园遭到了破坏。看守陵园的工人被赶走；驻在陵园旁边的解放军的一个通讯团，先是侵占了陵园的汽车道路，后又占用了陵园的一块地方，离阎继明、张醒民烈士墓旁不远处；拆取陵园围墙的砖头盖猪圈。如此行为，在那个年代，老太太无可奈何，只能自己生闷气。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把猪圈的事情反映给王林同志(他当时刚“解放”担任西安市委书记)，王林找到省军区，猪圈才被拆除，侵占的土地至今未归还。
陵园遭到破坏后，娘再无力管理下去，“文革”后就交由长安县民政局接管了。后来国家投资修缮，面貌有了改观。1991年被列为国家级(国务院)文物保护单位，可惜那时她已卧病在床，再未能去看过。当陵园由国家管理后，关于她过世后安葬何处?就成了她犯难的心病。据说她也曾考虑死后葬在蒲城，后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关于这个反复过程，坤妹比我更了解。因我粗心，不善于体恤人，加之我这几年一直患病，对老太太这个心思很重的问题却没有顾及，及早商量安排，使她在去世前能安下心来。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恐怕自始至终，她都在想着能够和父亲安葬在一起。
1975年她患病时，在天津检查后，不愿意留在天津继续接受治疗，而决意要回西安，其原因怕也在于此。
娘在因病卧床十多年后于1993年过世，享年89岁。
经中共陕西省委同意，我们还是把娘安葬在西安南郊“杨虎城烈士陵园”中，在她原来给自己预留的墓址那块地方，只是具体穴位更向东挪移了一点。
我们认为，该陵园不同于别的烈士陵园，有个由私到公的演变过程。在建园时就预做了安葬她的规划。再说娘和父亲在世时就是聚少离多，死后再把两人分开?不论从世俗观念考虑，还是从儿女感情角度思考都说不过去。
娘虽不是烈士，也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可歌可颂，可是她为父亲这个家确确实实做了许多默默无闻的贡献，贡献了她全部的精力和爱心。有了蕙兰娘的襄助，父亲才无后顾之忧。她一生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孝敬婆母，抚养非亲生子女。特别是她从未给父亲惹事找麻烦。应说她一生中付出的多，特别是在情感上，得到的太少。
因此，也可以说她是英雄背后的英雄，是杨家难得的无名英雄。
娘的生活费用原靠父亲出国时留给她的一点钱。解放后一直没有固定的收入，有时还要接济十七路军下属困难人员，她的许多钱用在修建陵园和养育孙子们了。改革开放后物价提高很快，她的生活就越来越困难，经向中央统战部反映后，从1988年起，由中央和地方统战部门发给一定生活费用，并负责医疗费用，一直到她病逝。
娘走了，我亲自主持将她老人家安葬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仍觉欠她的太多。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