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三十三、敬爱的周总理
杨拯民
周总理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一家牺牲了四口，张先生还被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使人想起他们怎能不落泪呢!”他的话，使所有到会的人无不动情。
我是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认识周恩来副主席的。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了谈判。1937年4月，周恩来副主席在与南京方面谈判时，途经西安。当时，我父亲已被免去行政与军事上的职务，蒋介石正逼迫其出国之际，我刚从上海回到西安。周恩来副主席一到西安便来看望我父亲。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副主席留有胡子，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周胡子”。那天我从外边回来，听家里人说“周胡子来了”。我很想看看共产党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就急忙向客厅走去，想从门口窥视。可巧当我刚走到门边，父亲正送恩来副主席走了出来，猝不及碰了个正着。当周副主席看到我这个半大小伙子，便用疑问的眼光看了看我父亲。父亲会意，立即向恩来副主席作了介绍。听完介绍，恩来副主席亲切地拉住我的手说：“以前没见过”。父亲说“他刚从上海回来。”恩来副主席微笑着和我们告别了。那天我看到的已不是“周胡子”，因为他已经把胡子剃掉了。
我到延安参加革命后，和恩来副主席见面的机会就多了。1939年深秋，恩来副主席从苏联医治臂伤后回到延安，并带回了一部电影放映机和三部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夏伯阳”。那时延安还没有人会放映电影，于是周副主席亲自担当了电影的放映工作。他一边放电影一边亲白培养放映员。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上电影，还到杨家岭、王家坪、枣园等地轮流放映。我就是那时才看到“夏伯阳”的。他给大家放电影非常热情认真，乐此不疲。
1944年秋，我从米脂县调到关中军分区工作，路过延安。由当时西北局安排，在同任弼时同志谈话以后去见恩来副主席。恩来副主席和邓大姐亲切询问我这几年在米脂工作的情况。谈到整风审干时，恩来副主席仔细询问了米脂审干情况，对所谓“抢救运动”讲了他自己的看法，强调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注意做好甄别工作。他和邓大姐一再鼓励我好好工作，要把西安周围的关系都利用起来，去挖国民党胡宗南的“墙角”。
1946年12月逢西安事变10周年之时，那时国共谈判已经破裂，内战一触即发。中央在延安召开纪念“西安事变10周年”大会，通过这次大会，从历史到现实，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中央决定让我参加大会，并作发言。我那时任陕甘宁边区马栏军分区副司令员，接到电话后连夜赶到延安。12日上午，大会在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参加会议采访的还有两名美国记者。开会前，我在礼堂的第一排木凳上坐着，当我见到周恩来副主席走进来时，急忙起来向他敬礼，握手问好后，周副主席谈到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忍不住气愤地对我说：“你今天要义正词严地揭露蒋介石对你父亲的无理关押，要痛斥他的背信弃义。至于我的讲话，拘于身份，还得有个分寸。”我说：“好!我憋了十年的气，今天要好好地发泄发泄。讲话稿已请西北局看过，请周副主席再审查一下。”
周副主席接过我的讲稿，看了一遍，迅速用钢笔在上面改了几个地方，然后退给我说：“行了。改了几处，就是给你加重一点语气。”
会议主持者致词完毕，周副主席上台讲演，他用激愤的语调，谴责国民党反动派一手挑起内战，揭露蒋介石的各种伪装，怒斥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讲得义正词严，有理有节，台下那两个美国记者一直在认真地听，认真地记录着。周副主席讲演一结束，会场立刻爆发出一片掌声、口号声。我也上台义正严词地揭露了蒋介石的背信弃义，痛斥他对父亲的无理关押，抒发了多年来积压在心中的愤怒。
会后，周副主席又问了我近期的工作情况。当他得知我是昨天赶了150里路到达延安时，马上说：“你下午好好休息一下，晚上再去广播电台讲一次。”并指示我要把讲稿压缩在20分钟以内，当即请时任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再帮我改改压缩一下稿子。
1949年8月，中央准备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作为特邀代表，随西北代表团来到北平。不几天接到通知，周副主席在北平市军管会大厅宴请国民党起义人士，要我出席作陪。当时国民党军已成惊弓之鸟，一触即溃，蒋家王朝已是日薄西山，败局已定，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挥师南下，捷报频传，革命形势如风卷残云，全国胜利在望。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刻，我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很是高兴!那天要宴请的客人很多，会前未能和周副主席见面。宴会开始以后，我向周副主席敬酒，看到周副主席很激动，很高兴。是啊，他老人家为之奋斗近三十年的事业就要实现了，怎能不激动，不兴奋呢?他拉着我向坐在他那张桌子上的客人介绍：“杨拯民是虎城公的公子，27岁，是我们解放区军分区司令员。”并建议我和大家干上一杯，他自己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宴会刚散，周副主席留在客厅和客人们谈话，我上前向周副主席探问我父亲的消息。他就大声转问那些刚起义的国民党军人：“你们谁知道虎城先生最近的消息，可以告诉他。”在座的当时就有两人答应了一声，周副主席遂介绍他们和我交谈。由于蒋介石对父亲的囚禁非常秘密，一直在“军统”后改叫保密局的特务严密看押下。除蒋本人和少数大特务了解情况外，一般的高级将领并不知情。我从这两位“知情”者处也没打听到父亲的真实近况，“知情者”也是道听途说。
政协会议期间，接到秘书处同志通知，要我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做大会发言，时间不超过五分钟。我说，不想发言了。通知人员说，这是周副主席决定的，还有张学思同志也要发言。听后我才明白了他的意图，便答应一定准备。我一边准备发言稿一边想：周副主席一直主持着政协会议的内外工作，在会场上曾看见他不断写条子批文件，主持大会、小组会、宴会，在党员大会上做报告，和民主人士协商，经常征求他们的意见，会议组织得严密细致。在这样繁重的工作中，竟然一丝不漏地想到要我和张学思发言(以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杨两家后继有人?)。当时邓宝珊先生就曾对我说，“周公就是细致周到，就连会场那么多人，要保证每个人都能喝到热茶，他都想到了，真是细心周全啊!想起国民党的‘伪国大’，简直是杂乱无章，乌烟瘴气，无法相比。”
1956年，我参加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期间，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的一次晚会上，我遇到了总理。当时我正要进门，总理也正巧刚到，看见了我，就把我拉到门边同我谈了起来。他集中询问了西北石油的情况，从玉门问到河西走廊，从青海的柴达木又一直问到了新疆的塔里木……由此不难看出那时总理就已对石油这个能源工业是何等注重。1959年开发大庆，后来开发辽河、大港、胜利、中原油田……这其中凝聚着他老人家的多少心血啊!
1961年12月上旬，我在北京参加计划工作会议。11日晚接到通知，让我出席第二天晚上6点周总理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招待会。12日晚，与“西安事变”有关的东北、西北方面有关士刘澜波、高崇民、赵寿山、南汉宸、孔从洲等约20余人应邀到会，张学思、张学铭夫妇也都参加了。周总理和邓大姐相偕而来，同大家见面后，恩来同志说，原来要请叶帅参加的，他去了延安，不能来了。席间，恩来同志致词，充分评价“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深切表达了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怀念之情。当时正值台湾发表了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其中似有悔过之意。因此，张学思心情激动难以自持。他向周总理敬酒时竟泣不成声，使整个会场的气氛显现得十分沉重。周总理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一家牺牲了四口，张先生还被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使人想起他们怎能不落泪呢!”他的话，使所有到会的人无不动情。
我克制着情感，对总理说：“多少年来，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有一件事总不甘心。‘西安事变’的真相至今众说纷纭。为了批驳蒋介石等人伪造的《西安半月记》，我们应当把西安事变的事实材料整理出来，使真相昭示天下。现在不抓，不整理再过若干年有些当事人谢世了，就不好搞了……请总理考虑。”在场的东北、西北方面有关人士都表示赞同。
总理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最好由三方面有关部门人士组织一个小组，把它搞出来。”当场指定由中央统战部负责组织工作(当时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在场)。
张学思因伤心过度，未能终席，便去休息。总理和邓大姐特意到休息室去看他，亲切安慰。临行前，他说：“我今天本为你们准备了三个小时，现在还不到。”然后同到会的人一一握手告别。
1962年，总理陪同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到西安访问，我奉命陪同。总理一下飞机，就提出要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作好准备，向他汇报工作。
这次总理一行在西安停留了三天，这三天里，总理除了陪外宾参观外就忙着听取汇报了解情况。一天，陪国王在钟楼上看到有的地方的大楼是“癞痢头”，即“大跃进”后的下马工程。就问我，需要多少钱?多少材料?才能把它们修起来。我估计了一个数字。总理说：“这不行。要精确计算一下告诉我。”
1966年我已调到天津市工作。这年春节，总理来到天津，我去看望他老人家。想到“西安事变”30周年要到了，我便问：“今年还搞不搞纪念活动?”总理若有所思地回答：“这要看形势的发展来决定。”很明显，他已预感到“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前兆。在坐车去俱乐部参加晚会的路上，他突然浮想联翩地说：“有人问我，‘西安事变’时如果把蒋介石杀掉会怎么样?我看也不过是日本人早打进来，革命力量早发展，抗日战争也许早胜利。结果未必坏。”听了总理的话，我心中一震。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但心想是啊。如果那时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蒋介石那时还真可能被杀掉。起码不会空口无凭的，就放他回南京，“西安事变”的解决也许会走着另一个途径，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
我看到总理的面容十分清瘦，且气色欠佳。不禁担心地问：“您还是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吗?”他说：“我这次到天津来，就是为了休息两三天。”记得那天饭后，我陪总理打了一会儿乒乓球。他兴致勃勃地讲道：“我身体不错嘛，冬天不戴帽子，一般不穿大衣和棉衣。”接着，他又说：“有一次照相，主席没穿大衣，我穿了件呢子大衣，少奇同志则是皮衣皮帽，三个人是三个样；自那以后，我就向毛主席学习，冬天不穿大衣，不戴帽子。”
我再次敬告：“您年纪大了，还是要注意保重身体。”
总理笑了笑，说：“人，不要怕死。我想，死，最好是打仗和敌人拼搏，一粒子弹结束生命。如果不打仗了，那就拼命工作，什么时候精力消耗完了，生命就结束了。”
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虽未被关进监狱，可被许多造反组织轮流批斗，妄加了许多罪名，动不动就拳打脚踢。后来又被送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在干校，我每天不是要挑水供混凝土搅拌机，就是要扛一百斤重的水泥，劳动强度很大，稍有迟缓供不上搅拌机运转时，即遭来辱骂。给我的精神上造成很大的压力，深感侮辱，曾一度产生过轻生的念头。
有一天，大女儿来干校探视，看到我的精神状况很坏，便让我给周总理写了封信，她送到了国务院总理的接待室。结果没过多久，我的问题就由“敌我矛盾”改为“人民内部矛盾”了。这是敬爱的周总理在困难情况下对我的关照。
总理病重期间，我十分挂念，多方打听，想去探视，连写了几封信给邓大姐希望看望总理，但未能如愿。总理逝世后，在“四人帮”控制之下，天津的领导就是不让我去北京参加吊唁活动。这时，我什么也不管了，自行赶到北京。在与总理遗体告别的最后一天下午，才在王炳南和余桑(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帮助下，进入了北京医院的太平间，得以向敬爱的周总理致了最后的敬意。
离开北京医院，我的心里充满了悲与愤。悲的是人民的好总理，一生公而忘私，委曲求全。他以身作则艰苦朴素，诚恳热情，认真细心工作，他以伟人的魅力和模范的言行感化、教育、影响了广大的人民。在我与他几十年的接触中，在我成长、进步的过程中，一直得到总理的关心和帮助。总理对我来说，既是领导，又是监护人；是我的父执。愤的是，“四人帮”倒行逆施，把总理的告别仪式安排在北京医院小小的太平间内，千方百计阻扰干部群众前去瞻仰致哀(天津市仅我一人到京瞻仰了总理遗容)。可广大人民群众对总理的热爱与怀念是压不住的，当在总理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时出现的人民群众百里长街送总理的空前场面。接着在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悼念总理的群众运动。人们用诗歌用讲演用花圈表达了对总理的无限深情，对“四人帮”的不满与愤怒。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