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怀念杜斌丞先生
杨拯民
杜斌丞先生是卓越的民主革命战士，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也是西北地区民主同盟的创建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杜斌丞先生始终如一地站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前列，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西北地区特别是陕甘地区政局多变的时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是原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集团的“政治参谋长”，是“大西北主义”的倡议者和坚决执行者，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幕僚，也是反对蒋介石独裁卖国反共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长期以来，不论是十年内战，还是八年抗战，他都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毛泽东同志1936年8月13日致杜斌丞的信中就可看出杜斌丞先生当时在西北政局中的作用。
斌丞先生和我父亲1923年在榆林结识后，即结为挚友。从 1923年起，他们在政治上始终是好朋友、好伙伴、好战友。1930年到1937年，杜担任了我父亲的“政治幕僚长”，在重大问题上非杜言不决。
我从孩提时代就得以认识他。他形体高大，留着向上翘的胡子，看起来非常威武，很严肃，初见面使人感到有点拘束畏怯，但一经接触则暖如春风。斌丞先生无事不来我家，但当我祖母过寿时，他总是一早便到，而且在我家传授一天。我父亲在家中从来不打牌，只是在斌丞先生来给我祖母拜寿时才摆牌桌和他们几个老朋友玩玩。
有一次，我父亲和我叔父谈到他和井岳秀的关系时，以和斌丞的关系作对比。父亲说：井岳秀在陕北压迫人民，倒行逆施，虽和我是同乡，但两人志趣不和，不相为谋；而斌丞先生虽是陕北米脂县人，但结识以来，深感他是陕北的人杰之一，是有进步革命思想，有政治远见并能团结人的英雄人物。所以派孙蔚如进军甘肃，就以斌丞先生为政治辅助，实际上军事由孙蔚如负责，而政治由杜斌丞负责。孙蔚如到汉中，又派杜斌丞去汉中襄助。杜斌丞通过刘志丹、谢子长等和西北红军保持的关系，实际上起着十七路军和西北红军之间的桥梁作用。
1937年6月底，我在上海送父亲出国后，将要回北平，斌丞先生当时以陕西省政府秘书长身份来沪送行。事后，他也要去北平、天津和南汉宸、王菊人等会面，所以和我同车北上。在火车上我们住在一个包厢内，两天两夜同食同宿。开始我感到非常拘谨，一小时后就感到和这位长者相处非常自然。斌丞先生对青年人的思想、心理及当时我的处境都了如指掌，说起话来使人感到异常亲切。他在天津下车，说三天后来北平，要我给他安排旅馆。三天后，我和王菊人把他接到北平东交民巷的利通饭店。不久，七七事变发生，陕西省政府催他回西安，他便离开了北平。
在北平一周中，我几乎每天都去利通饭店看他，去这里的常客有南汉宸、王菊人、刘澜波、高崇民、蒲子政，李寿亭等人。大家都称他“胡子大哥”。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留胡子?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有个布琼尼将军?他是苏联的骑兵将军，勇敢善战，更擅长骑术而且蓄着向上翘的胡子，你看我和他象小象?杜斌丞先生善于骑马而且爱马，留在甘肃送过我父亲一匹好马，当时价值千元，号曰“李乾三” (一千三之谐音)由此可见先生之豪侠爽朗，英雄气度。
1937年底，我父亲被蒋介石关押后，我曾找斌丞先生请教，他说你去陕北我赞成。我遂决意到抗大。
1938年，蒋介石派蒋鼎文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被排斥离陕，杜亦被免去秘书长职务，从此，陕西政局日趋恶化，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斌丞先生则旗帜鲜明，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持民主，并下定决心单独留在蒋管区苦斗，将全家(夫人、女儿杜瑞兰和住在西安的小儿媳易康如、孙子)送回米脂。杜瑞兰1938年回到米脂即担任女校校长，1942年杜瑞兰去西安看望斌丞先生回来后，我已到米脂县委工作，当她对我说到老人情况时，深以先生危多于安而担心。
1944年我到关中军分区工作，直接接触西安的情况。王菊人来马栏(关中军分区所在地，距四安150多公里)时曾谈到斌丞先生的安全问题，当时也研究过把他接进边区的方案，但他本人不同意，要坚持在蒋管区斗争下去。解放战争开始后，杜先生处境非常恶劣。党中央和陕西工委都曾考虑过营救方案，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未能实现。在胡宗南疯狂大举进攻延安时，国民党反动派栽赃诬陷，逮捕了斌丞先生，并于是年10月7日下毒手枪杀了他。
斌丞先生牺牲快40年了，但是他一生奋斗的业绩是永垂不朽的，他的革命形象长留人间。米脂县和陕西省为了永久纪念杜斌丞先生，建立了斌丞图书馆，在开幕的时候，谨将我所知有关先生的点滴写出以示纪念。
1984年8月5日
《杜斌丞》陕西人民出版社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