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缅怀蒙浚僧先生
杨拯民
蒙浚僧先生是我父亲杨虎城部队早期(原十七路靖国军前后到西安守城这一历史阶段)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他是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典型人物。是我父亲早期的亲密战友。他们是无话不谈，同桌吃饭，同炕睡觉的患难朋友，情同手足。
当杨开始创业，部队只是一个营的建制时，蒙先生即以蒲城县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参加了杨的部队，开始任师爷，承担处理文字事宜。随着部队的扩大，知识分子的增加，蒙先生的作用也随之得到提高、发挥。在靖国军时期，蒙曾担任过秘书长、参谋长。
1928年部队要开拔离开陕西时，蒙因身体原因才脱离开部队。蒙先生在杨部时，是位决策人物，是部队文职人员、参谋人员的首领。
杨的部队从一个营到离陕时已发展成为一个军。像滚雪球一样，最后滚到了6万余人。控制了陕甘大部分地区，这和他能相信、重用、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最早相结合的知识分子首领是蒙浚僧。由于蒙浚僧参加杨部的影响，陕西关中地区一批老知识分子，如王明轩、王宝山、鱼存之、赵子馀、线润民、傅振之、窦荫三等也先后参加了杨部。接着孙蔚如、赵寿山、魏野畴、曹力如、吴岱峰、韩威西、惠有光等人相继而来。
杨部官兵早期多不识字，蒙先生到部队后提倡开展文化教育。从杨带头读书习字，大开文化风气。
在靖国军第三路军时期文电多出自蒙浚僧先生之手。
蒙先生的最大特点是勇于接受革命新思想，追随革命的新潮流。所以和杨配合的很好，非常默契。
杨在西安事变后，曾对一些部下讲过：这个团体(部队)之能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就是能抓住时代潮流奋进而不落伍。蒙浚僧先生由于有文化、思想进步、开朗遂能成为接受、传播新事物时代潮流的媒介人物。也就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在那个特定的部队中，蒙发挥了他特有的作用。后来他因身体原因离开部队在三原闲居期间，仍关注着国内外大事，订了《大公报》、《申报》、《国闻周报》等刊物，关注时势。不断地吸收新鲜事物。
蒙先生与人为善，平易近人，所以部队的大小军官、参佐人员，都以“蒙哥”、“老蒙”相称，正因为他这种德性，大家在他面前都没有什么顾虑，使他可以听到各种意见和不同的声音，也就成为杨决策和联系各方面的一条重要渠道。
我曾和“蒙伯”有过不少来往，最难忘怀的是1928年我和母亲张蕙兰、蒙伯等人从三原去山东寻找部队，那时我7岁，一路上大家把我当小孩子对待，厉声厉气。唯独蒙伯对我和颜悦色，平等相待，使我感到心情舒畅。后来到杭州，参观“万国博览会”，约半月时间，就我和蒙伯、张雨田先生三个人，早出晚归。我有问题他老人必予回答解释。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使我获益不少。
1935年蒙伯的独生子蒙念祖想去南京读书，蒙伯不允，念祖央我去向蒙伯说情，13岁的我将各种利害阐述后，经过交谈蒙伯竟从善如流，答应了蒙念祖去南京。这种精神深使我感动!他对青年有一种特殊的爱，总是鼓励上进，在大事上也是如此。他发现孙蔚如是个人才，立即给予推荐提拔，一直到代替了他的位置。
西安事变发生，十七路军有的老人不理解，像冯钦哉就走向了反面，而蒙老则积极支持，多方协助，据说事变后他曾给家父写过几封信提过他个人的看法和反映各方面的意见。
蒙杨两家多少年来，自然形成通家之好。回忆我祖母大寿时，蒙家全家来西安祝贺，住在我家达个把月，我们去三原县也是在北城蒙家住宿。我去蒙家主要是和蒙念祖为伴，他比我大八九岁，在读高中，我读初中，两人能说得来，可说是志同道合，俩人先后参加了革命队伍，直到他逝世，友谊始终未断。
1938年冬，我从延安回关中探亲，还专门到三原北城探望了蒙伯，那时他已病的很重，精神恍惚，神志不清了。那是最后的相见，也是最后的诀别。他曾留给我一个他珍爱的古砚作纪念。
蒙浚僧先生的一生是反帝反封建的老知识分子革命的一生。其目的是为：“誓雪国耻”、“振兴中华”。他们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在廿世纪末，英雄的中国人民终于实现了。伟大的祖国在新世纪即将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
蒙老先生可以瞑目了。
1998，中秋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