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火上浇油 4.1 准备抗日
李义彬
张、杨分别同红军达成默契后，便积极准备抗日。张学良深知东北军中缺少具有进步思想的干部，不适应联共抗日需要。在征得杨虎城同意后，张学良于1936年6月在西安南郊王曲镇创办长安军官训练团。名义上是仿效蒋介石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进行整军“剿共”，实际上是对干部进行抗日教育，做抗日的准备。培训对象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连长以上、团长以下干部。这是张、杨联合进行抗日准备的第一个举措。张学良担任训练团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王以哲任教育长(后由黄显声接替)。
长安军官训练团1936年6月创办，当年10月即被蒋介石勒令停办，其间共办了4期，每期一个月。第一期是干部班，学员108人，是经过张学良、刘澜波、应德田、孙铭九等人选定的，其中有西北总部的处长、科长、参谋、秘书，也有部队中的师长、正副团长、营长等，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军官，准备作为日后培训干部的骨干。筹备期间，两广事变爆发，第一期便抓紧于6月15日正式开学。
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并协助张、杨办好这个训练团。筹备期间，张学良征询刘鼎的意见，刘鼎建议训练团应以政治教育为主，军事技术教育为辅，即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并具体指出，政治方面，要学习什么是帝国主义，外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其中包括辛亥革命、黄埔军校和红军各方面的经验；军事方面，着重学习部队管理，官兵平等，严格纪律和游击战术。张学良接受了这些建议。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对这个训练团十分重视，派刘澜波、贾陶、栗又文、解方参加，在训练团中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事先，刘澜波向这几名党员介绍了党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进展情况，共同分析了东北军内务派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并研究了共产党员如何在训练团中开展工作。训练团开学后，刘澜波等充分利用这个阵地，广泛接触受训军官，通过讲课、交朋友、个别座谈、讨论等形式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解释联共抗日的道理，并开展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活动。
张学良对这个训练团十分重视。他6月10日去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训练团开学时他不在西安。待他从南京返回西安后，立即住到训练团附近的太师洞，和学员门一起生活，有时还一起讨论问题，听取汇报。他和杨虎城都亲自给学员们讲课。6月22日，张学良给训练团师生作了题为《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的讲演。他首先向大家指明了中国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现在的中国土地被人割裂，东北之后，继以华北；华北之后，又将占领华南”，“中国的土地、主权被人剥夺殆尽，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尤无任何保障之可言；我们已到了无不可牺牲，无可牺牲的悲惨境地。”张接着指出：现在“除了抗日之外，实在没有其他路子可走!”他郑重表示，在侵略者新的进攻面前，决不重蹈“九一八”时委曲求全的覆辙。他在演说中检讨说：“九一八事变前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希求事态不扩大。到现在明白了，对日问题没有委曲求全之道。”张坚定地表示：“今后我们对日唯有抗战，决不再蹈前此覆辙!”“我们宁肯因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
在当时的中国，实现抗日的最大障碍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针对蒋介石的“先统一后抗日”主张，张学良提出“抗日与统一，统一与抗日，这两件事情是具有不可分离的连环关系”。他引用一位朋友日前对他说的一段话来论证这个关系：“因为中国目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着，它绝不容我们统一。要想统一，唯有抗日，从对外，才能求得统一”。针对蒋介石说的只有准备好了才能抗日的论调，张学良说：抗日固然需要准备，但“时间已不容我谈准备了!我们要马上将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
张学良在演说中明确指出：“抗日是东北军的最大使命”，因为“东北是日本从我们手里用武力夺去的”，现在“要用我们的力量夺取回来”!他号召“东北军要站在抗日战线的第一线”，誓死收复失地。他说：“不这样，怎能对得起我们故乡的父老兄弟姐妹?怎能对得起其他热烈期望着我们的同胞、同志?”“失地收复之日，才算完成了我们东北军‘孤臣孽子’的任务”。张学良提出，为适应抗日要求，东北军必须改造，改造的要求是“改正封建意识，提高政治意识，彻底造成划时代的为国为民之政治集团”。他满怀深情地对训练团人员说：“你们认为我的路对，请你们坚决地随我来!你们发觉我的决心动摇，请你们把我打死!假如我中途被敌人致死，请你们还要坚决地继续我的遗志向前进!”
张学良在演说中从分析战争的性质和日本的不利条件入手，断定“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关于战争性质，张学良说：“古人说过：‘两军作战相争哀者胜”。所谓哀者，是处于被侵略、被压迫的地位，情绪自然是悲壮激烈。我们对日作战，我们是哀者，哀者便有几分胜利的可能”。关于日本的不利条件，张学良列举了四条：一是日本国民“团结不坚固”。“日本由于资本主义之形成，使国内人民的立场截然不同。军阀依附于大资本家，受大资本家支配，实行向外侵略”；“日本之农民和工人，由于被压榨剥削之结果，……形成了他们反军阀、反统治阶级、反侵略政策的阵线。”二是“日本经济困难”，“没有长期作战条件”。日本是个岛国，“那么多的人民，依赖那一点耕地，农民情况自然贫苦”。“工业虽一天比一天发达，而其利润则入于少数人手中，故工人之贫苦情形不减于农民。”财政困难，“真没有长期作战的条件”，“战争稍延长，他们国内一定会起变化”。三是“除了中国以外，日本还有更大的敌人”，“苏联才是日本最大的敌人，……现在差不多以全力从事于进攻苏联的准备。”四是“我们不要犯‘唯武器论’的错误”。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是不能抗战的”，“其实武器良亚，固然不能说与战争没有影响”；但武器精良，确不是胜利的绝对保障。一则，我们是民族自卫战，在地理条件上、民气士气上都占优势；二则，“我们的地形相当复杂，……。这种地形都可以使他们的新武器失其效用。”张学良分析中日战争性质和日本不利条件后，得出的结论是“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终会属于我们中华民族”。①
这篇讲演，不失为张学良的抗日纲领。它系统阐述了抗日的理论和具体主张，第一次向其部属讲明了自己的抗日立场和决心，并把他与蒋介石的政见分歧公诸于众：蒋主张“安内攘外”，他主张“攘外安内”。正是由于这个分歧的发展和激化，导致了后来西安事变的爆发。
通过学习，学员们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反抗日本侵略、收复东北失地的要求更加强烈。在讨论时，有人把从东北寄来的家信拿出来朗读，家乡父老被奴役、被蹂躏的悲惨生活激励大家为抗敌复土而献身。学习讨论会，变成了对侵略者暴行的控诉会。一天晚饭后，学员们围坐在一起交流思想，张学良也来参加。当谈到日本入侵，东北沦亡，东北军背井离乡，蒋介石屈辱妥协，抗日无期时，大家的情绪异常激昂悲愤。一个叫黄冠南的营长忽然站起来，热泪滚滚，用沙哑的声音高喊；“请副司令领导我们走上抗日战场，打回老家，收复东北!”接着，学员们争先恐后地发出同样请求，场上显得又热烈又悲壮。张学良内心十分感动，他站起身，环视一下四周，流出了眼泪，但他没有沮丧，用慷慨沉着的语调说：“大家的心情和意见很好，请大家相信我。我，张学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和大家一样，我不会忘掉报仇雪耻，收复失地!请大家相信我，不要急，要做好思想准备，我一定能够领导各位走上抗日的征途，披甲还乡，重返家园。”②张学良讲完后，学员们热烈鼓掌，会场气氛由悲愤转为欢腾。
长安军官训练团冲破蒋介石禁令，公开谈论抗日，但还不能公开谈论联共。参加训练团的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秘密地向一些学员宣传联共思想，解释抗日必须联共的道理。
举办军官训练团产生了积极影响。它对东北军、十七路军革除旧的腐朽风气，提高政治素质起了促进作用；为张、杨培养了抗日骨干，促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走上了联共抗日道路，为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长安军官训练团创办后，张学良又着手筹建以他为核心的左派组织——抗日同志会。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团结抗日力量，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积极推进联共抗日工作，以达到报仇雪耻、收复东北失地进而使中华民族获得解放与自由的目的。
参加筹建抗日同志会的人很少，除张学良本人外，还有他联共抗日的得力助手、东北军少壮派著名人物应德田、孙铭九。张对应、孙说：在当前形势下，建立这样一个核心组织，是完全必要的，它可以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周围，并把领导核心的意见和指示有组织有系统地传达下去，做到上下相通，行动一致。③应、孙同意张的意见。于是，他们三人在张学良事先准备好的抗日同志会签名簿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抗日同志会正式成立于1936年9月初。参加创建者共15人，其中有张学良、刘澜波、刘鼎、苗浡然、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卢广绩、车向忱、何镜华、贾陶等。从正式成立到西安事变爆发，陆续参加这个组织的共70余人。除上面提到的十余人外，还有将级干部师旅长和总部职员黄显生、董英斌、常恩多、霍守义、刘启文、刘桂五、张政枋、吴克仁、赵毅、高福源、唐君尧等；校级干部团营长和总部职员吕正操、万毅、解方、陈大章、乌庆麟、赵龙韬、唐述吉、康鸿泰(康博缨)、张学文、顾惠全、周锟、关思润、杨心梅、印水法、文英奇、鲍文樾、荣东阁、支道山、陈再厉、黄冠南、王甲昌、燕庚奇等；尉级干部连排长和总部职员荣敬庵、林士权、孙国任、高光玉(高扬)、苏庆伟、商亚东、于唯哲、贾风林、张哲、华国璋、魏治国、孙聚魁、朱云龙等。此外，东北抗日宿将马占山，东北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东北大学秘书长周鲸文，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金钖九，东北中学校长孙一民，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马绍周等，也先后参加了抗日同志会。④
抗日同志会在筹建时，就决定由张学良任主席，应德田任书记，孙铭九任行动部长。正式成立时，增选苗剑秋为理论宣传部长。到11月，张学良拟增选刘澜波为组织部长，刘鼎为教育部长，苗淳然为宣传部副部长，何镜华为军事部长，但尚未正式宣布，西安事变就爆发了。
张学良对发展会员采取严格方针。凡入会者，都要经过他和应德田、孙铭九讨论批准。与张熟悉的人要求入会，要经过张本人考虑是否吸收。新会员入会，要举行宣誓仪式，张学良亲自主持并讲话，誓词是：“我决心参加抗日同志会，遵守组织纲领，服从组织纪律，拥护抗日领袖，不辞牺牲，努力向前，以求达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此誓。”⑤
还在酝酿建立这个组织时，应德田和孙铭九就曾找刘澜波、苗浡然共同商量。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特派员朱理治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支持这个组织，规定中共党员参加这个组织要经过东工委批准；先后有11名共产党员参加了抗日同志会。
抗日同志会对团结东北军中的抗日力量，支持张学良的联共抗日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这个组织中握有实权的应德田、孙铭九等人是少壮派中的激进分子，他们反对中共争取南京国民党抗日的策略，在西安事变后期，张学良被扣押后，他们反对和平方针，坚决主战，借这个组织名义发动“二二事件”，破坏了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和西北的大好局面。
张学良为给东北军补充新鲜血液、推进部队改造，以适应抗日的需要，还接受宋黎、刘澜波建议，于1936年9月创建了东北军学兵队。1936年三四月间，宋黎以张学良秘书身分在六十七军几个师和一○五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深感这些部队的营连级军官是个薄弱环节，不仅数量少，政治素质也差，远远不能适应联共抗日需要。他建议张学良、王以哲创办军官学校，培养中下级军官。6月，宋黎在西安向刘澜波汇报此事，刘赞同宋的建议，指示宋直接给张学良写信，提出这个建议。7月初，张学良找宋黎商议此事，宋提出创办千人规模军官学校的设想，张说：军官学校得由中央统一办，南京绝不会同意东北军办军官学校，宋又提出办学兵队建议，张同意这个建议，并说：学生们学当兵总可以吧!宋提议可从北平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中挑选学员，张说学兵队最好都是东北人。张学良指定以卫队二营名义，在西安东城门楼上筹建学兵队，责成宋黎、应德田和孙铭九负责筹办。
刘澜波向中共北方局汇报此事后，北方局给予大力支持。孔祥桢、魏文伯、徐仲航等共产党员被派到学兵队任教官，苗剑秋从西安二中调来李梦龄、张寒辉任学兵队政治教官。北平地下党先后秘密介绍三批抗日积极分子、民先队员和少数共产党员来西安参加学兵队。第一批110余人；由赵天野带队，8月下旬到达西安。其中有共产党员高翔(郭峰)、任志远、侯晓岚、李震(谢克东)、刘景希(谷牧)、王克奎(乔晓光)等；第二批100余人，仍由赵天野带队，10月下旬到达西安。这批学员中的共产党员有吴山、张勉、李正南、袁直心(袁心纯)等；11月间，关时润、吴锋去北平招收第三批学员，招到200余人，还没联系好火车，西安事变就爆发了，其中只有少数人后来到西安参加了学兵队。
第一、二批学员分别编为第一、二连。第三连组建于西安事
变前不久，约60余人，分别来自广东、上海、河南、山西、武汉、西安等地，其中共产党员有赵秋苇(罗立斌)、何天鹏、王盾(王志清)、吴振刚、安志文等。
三个连及队部总共有370余人。
学兵队是在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组建和开展活动的，由宋黎分管。学兵队刚成立时，除学生队长康鸿泰、队副于维哲是共产党员外，还从各地调来20多名学员党员。连队设立临时党支部，郭锋曾任第一连临时党支部书记。第二、三批学员入队后，也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并发展了一批党员。学兵队中先后共有共产党员150多人，建立了党总支，张折任党总支书记，侯晓岚任副书记，委员有谢克东、任志远等。
1936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5周年。选定这个国耻日，举行学兵队开学典礼。会场设在西安城里东南角一块空地上，主席台上悬挂着一幅特制的象征白山黑水形状的旗帜，气氛庄严肃穆。刘澜波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东北军流亡关内已经5年，不应忘记我们的家乡，3000万父老兄弟姐妹正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过着亡国奴生活。他说，目前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他最后勉励学员们要本着抗日救国的目标，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好本领，为还我东北、光复故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刘澜波慷慨激昂的讲话，激起与会者共鸣，开学典礼变成了抗日救亡大会。应德田、孙铭九、苗浡然、宋黎也参加了开学典礼。
学兵队的训练时间是3个月。学习内容以政治教育为主，军事训练为辅。关于政治教育，毛泽东在1936年12月5日给刘鼎的电报指示：“学生队的教材，可请(朱)理治编，教员由南(汉宸)、(刘澜)波找平、津的同情分子担任。”除进行形势教育外，还请人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课程。刘鼎、孔祥桢给学员们讲授“军队政治工作”、“红军的军事民主”等。军事训练，在制式教练、战斗教练基础上，以学习游击战争的战术为重点，并学习红军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以及“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
绥远抗战爆发后，学兵队学员们在爱国热情邀励下，要求去绥远抗敌。张学良接见学兵队全体学员，肯定并赞许他们的爱国热情，说他同大家一样要求抗战，请学员们相信他，他一定促成全国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学兵队改组为东北军政治大学，学员们被分配到各部队中去做宣传工作。
学兵队存在时间虽不长，但由于它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对学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抗日救亡教育，为东北军培养了一支新的进步力量，其中许多人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学良、杨虎城为准备抗日、开创西北新局面，派代表到各地去与地方实力派联系，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
派解方去西南。因解方曾受于学忠派遣去广西考察民团，结识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两广“六一”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派解方前往广西。行前，张对解方交待任务说：“我派你代表我速去广西向李德麟(邻)等表示，我非常支持两广的抗日主张，征求他们希望东北军怎么配合的意见。另外细致了解一下他们是否真诚抗日?有什么具体办法和主张?”张还嘱咐解方“行动要绝对秘密”!⑥解方到广西时，先见到白崇禧，因李宗仁当时还在广州。不久，形势突变，广东方面被蒋介石瓦解而失败，李宗仁被迫返回广西，他在会见解方时对张学良的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张在西北能有所作为。解方到广西后了解到：蒋介石已调集军队堵截桂军，桂军北上抗日已无可能。解方向李宗仁等辞行，请他们派代表到西安商谈双方合作事宜。李、白当即任命刘仲容、李宝莲为代表北上，七八月间到达西安，解方陪他们会见张学良，约定双方继续保持联系，把合作的希望寄托在以后。
栗又文奉命去新疆。1936年8月末，张学良派栗又文前往新疆联络盛世才，目的是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同行者有东北军一○五师一旅旅长董彦平，董是盛世才在日本陆军大学读书时的同学。9月下旬，他们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先见到苏联教官安德烈夫。此人懂汉语，已知栗又文的来意，让栗又文写一份有关东北军情况和中国抗日救亡运动情况的书面报告。然后，栗又文才与盛世才会谈，开始盛不相信张学良能参加抗日，经多次谈话，反复说明国内形势、东北军官兵的抗日情绪和东北军不抗日没有出路，他才比较相信了。栗又文等在新疆受到盛世才的严密监视，行动不自由，不能与其他人接触。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在南京被扣押后，他们才无结果地离开新疆返回内地。⑦
杨虎城派蒲子政去太原、北平和山东，联络阎锡山、宋哲元和韩复榘共同抗日。当蒲子政代表杨虎城向阎锡山提出联合抗日和逼蒋抗日主张时，这个老奸巨滑、诡计多端的军阀头目不肯表态，只是说虎城主张抗日，我们赞成，不过具体办法，还得从长计议。蒲子政在北平向宋哲元递交杨虎城给他的信并说明来意，宋表示二十九军位于抗日最前线，抱定的方针是有限度地避免同日本人冲突，但是他绝不当汉奸。日本逼他无路可走时，他一定抗日。山东的韩复榘在会见蒲子政时表示：西北主张联合抗日，我赞成；但山东处境特殊，如公开抗日，将首先挨打。因此他不主张公开说抗日，但可讲抵御外侮。韩还说，他对反蒋比对抗日更感兴趣。
① 《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张学良文集》(2)，第968—980页。
② 应德田：《张学良与四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1页。
③ 见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笫65页。
④ 见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65—66页。
⑤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67页。
⑥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⑦ 见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6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