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矛盾激化
李义彬
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源与他们之间的政见分歧。当1935年前张学良忠实执行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时，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和矛盾。随着国难的加深和东北军在“剿共”内战中的失利，张学良的思想发生变化，对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由动摇到反对，与蒋的分歧和矛盾加剧。到了1936年，随着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和张、杨准备抗日活动的开展，张、杨同蒋的政见分歧日益尖锐，矛盾日趋激化，因此引发出一系列事件。
首先发生了《活路》事件。从1936年初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的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刘澜波、栗又文、孙达生、申伯纯等经常在一起讨论形势。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谈论抗日和两军联合问题；在少数可靠朋友间也谈联共联苏问题。他们通常的议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中央军的专制恶行，对日本帝国主义卖国，抢地盘，打内战，互相残杀，欺压人民等。中国必须联合抗日，别人不想干，东北军也要单独干。只要高举抗日打回老家去的旗帜，全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必然风起影从。以及解答人们提出的问题：如何解决抗日经费；如何发动民众；培养干部；联络什么人等”。①他们决定将座谈的一些问题写成文章，向广大东北军官兵进行抗日爱国教育，确定高崇民写“抗日回答”，约五六千字，回答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栗又文写如何解决抗日经费的文章；孙达生撰写两篇，一篇讲西北地区的有利形势，另篇是东北军整顿问题。
稿子写完后，他们决定编印成不定期刊物，每期印一二百份。刊物定名《活路》，意思是说只有参加抗日，才是东北军的活路。《活路》几篇文章的内容，综合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反对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政策。批评蒋、阎阻挠红军东征抗日，指出蒋调东北军“剿共”是“一石两鸟”政策，既可消灭共产党，又可消灭东北军；提出抗日拥张口号。指出东北军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强调张学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最适合于领导东北军抗日。要抗日，必须联共，只有联共抗日，才对得起国家、民族，他个人才有出路；提出了西北大联合思想。东北军要联合西北军、红军，在西北形成“三位一体”局面。中国要抗日，必须集中力量搞大联合。西北地域辽阔，接近苏联，它们会援助中国抗日。日本国内反战运动也会兴起，间接帮助我们抗击日本侵略者；只要东北军高举抗日旗帜，广泛发动群众，发展生产，以西北为根据地，取之于民，经费问题可以解决。只要能打回东北，东北人民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整顿东北军，建立自己的政治工作，排除国民党特务的控制，培养抗日军官，使东北军成为抗战的主力和先锋。
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口号，是高崇民在《活路》上率先提出来的。5月3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陕甘党的任务讨论提纲》中，也提出了“三位一体”的口号。
稿件齐备后，负责编辑工作的高崇民将全部文稿送交张学良过目，并把每篇文章的作者向张作了介绍。张仔细看完稿件对高说，这些文章不能署名发表，只能秘密印发。印出后，他要公开查禁，以应付南京。张还称赞文章写得好，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只是不同意以陕甘为后方的提法。他说：咱们东北人流亡在外，要有骨气，不抢人家的地盘。我们要抗日，随时拍拍屁股，尘土不沾就走。后经高崇民、孙达生多次解释，才逐渐接受以西北为后方的提法。当然，更重要的是，杨虎城等西北人士支持他抗日，他才决定以平凉(武威)为东北军的后方中心，开始在那里购地建东北新村和开办军需工厂。
《活路》原准备油印。张学良默许后，开始筹备铅印。正在设法找一个安全的印刷厂时，十七路军方面朋友说：西安绥靖公署军需处有个印刷厂，专印军内材料，比较安全、保密。他们可以尽义务，帮助解决印刷问题。杨虎城得到报告后，令秘密嘱告军需处王惟之负责监印，注意保密。王惟之思想进步，是杨虎城的亲信。王和印刷厂负责人高子桢研究后，挑选几个技术好的工人，在晚间加班突击印刷《活路》，天明即止。王和高轮流监印，只用几个晚上就印刷了8000册，2000册分给十七路军，6000册由高崇民委托解方、李泽民、王士达、胡圣一、应德田、孙铭九等散发到东北军各部队。
《活路》3月印好散发，在东北军中影响很大，对于扭转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认识东北军的前途起了很大作用。负责中共中央与十七路军联系的交通梁明德立即给毛泽东送去两本。红军政治部翻印了《活路》，发给红军指战员阅读，以提高红军部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
印刷《活路》时采取的严格保密措施，引起了隐藏在印刷厂内蒋系特务底线工人麻栋臣等二人的怀疑，他们用几张光纸换来一份印好的《活路》，发现其中内容全是违禁的宣传抗日的言论，立即送交西北总部二处处长、蓝衣社西北站长江雄风，江奖给这两个人每人60银元，随即向晏道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现为西北总部参谋长)报告。晏召集江雄风、马志超(西安市公安局长)、曾扩情(西北总部政训处长)等军统特务头子们研究这些文章是谁写的。他们觉得既然是十七路军印刷厂印的，可能就是十七路军搞的，决定从郭增恺身上开刀。因为郭常夸耀自己消息灵通，与杨关系如何密切，估计他会知道底细。于是，他们向蒋介石发电请示。蒋5月10日复电“着即逮捕送南京”。于是，5月12日晏道刚亲自打电话将郭骗至总部予以逮捕。晏恐十七路军发现，连夜将郭送到潼关，登车解往南京。
郭增恺对《活路》印刷发行一无所知，尽管特务们用各种刑法审讯，也一无所获。晏道刚拿着《活路》去问杨虎城和张学良。杨说，十七路军军需处不会印这种刊物，请他到社会上去查。张学良则故作生气的样子说：这样的刊物应当查禁，应追查是何人写的!并命令部队查禁追缴。但是，栗又文和孙铭九又把收回来《活路》通过各种形式再发回部队。
后来，特务们发现《活路》是高崇民编的。那时，高住在洛川，再次被蒋下令通缉。张学良则密令王以哲和刘多荃把高崇民送到天津英租界友人家中躲避。郭增恺虽是被误捕，但一直被关押在狱中。直至西安事变爆发后，为做张、杨的工作，宋子文才把他保释出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6年8月29日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派特务绑架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等人，引发出张学良派兵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事件。按韵目计，29日是“艳”字，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之为“艳晚事件”。
宋黎一二九运动后从北平来到西安，以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名义从事公开的或秘密的抗日活动。他活动范围很广：以全国学联代表名义推动西安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是西安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张学良掩护下，在西安总部和东北军部队中开展活动，推动东北军走联共抗日道路；在十七路军中也活动频繁，曾应杨虎城邀请在西安绥靖公署举行的纪念周上作报告，讲述东北沦亡的惨状和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壮举。刘澜波、孙达生、栗又文在西安也是积极地、多方面地从事抗日活动。
当时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很多。既有中统系统的陕西省党部；更有蒋介石亲信、西北总部参谋长晏道刚指挥下的军统系统。特务早已注意并监视宋黎、刘澜波等人的活动，怀疑他们是替张学良从事联共抗日活动的共产党人。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给南京写报告，建议逮捕宋黎、刘澜波等并解往南京审讯。到8月，特务已查清《活路》的所有撰稿人，所以在“艳晓事件”中蒋介石手令逮捕的名单中，也包括栗又文和孙达生。
1936年七八月间，宋黎从多方面获悉他们的活动已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发现他和另一位东北大学学生代表马绍周所住的西北饭店，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窗前房后转来转去，甚至有时进屋偷翻他们的东西。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需要做好应变准备。宋、马是张学良请来的东北大学学生代表，住西北饭店是西北总部安排的，要搬迁需经过张学良。刘澜波将上述情况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上级党组织派人向张学良提出：你的两名学生在西安宣传抗日很不安全，建议将他俩送往苏区。张不同意，坚持把宋黎等留在西安。张学良曾有意送宋黎去兰州躲避或通过李杜送到东北去抗日，宋婉言谢绝，他想回北平，说那里有学联组织，同学们互相掩护，比较安全。张学良最后说：“你们哪儿也不用去，就住在西北饭店，反正我还带兵，可以保证你们安全。”②事后，宋黎向刘澜波作了汇报，决定宋等仍住西北饭店，但为防止意外，立即处理掉机密文件，并通知与其有联系的抗日人员暂停来往。
8月29日，申伯纯打电话给宋黎，暗示国民党特务可能对他们采取行动，情况危急，请倍加小心谨慎。宋黎听完电话，马上派马绍周去西北总部政训处找熟人弄清情况，以便决定对策。马绍周一出西北饭店即被特务逮捕，解往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关押。
正当宋黎在尾内与东北中学学生代表谈话时，两个特务闯进屋内，喊：“宋黎!”宋黎一目了然，答道：“不在家，出去了!”特务恶狠狠地盯着宋黎说：“你就是!”说完猛扑过去，把宋黎和东北中学学生代表一起逮捕，并架起胳膊拽出房外。特务头目对部下宣布：“抓到了共产党要犯!命令谁也不许打电话，不许走露风声，来一个捕一个!”
宋黎意识到事态严重，为使别人知道自己被捕，避免再进他的房间陷入罗网，便一边挣脱一边高喊：“你们这是干什么?”特务朝宋的背上猛击一掌，骂道：“妈的，你还不明白?!不许说话!”
这时，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进入西北饭店院内。一个特务说：“这个老头来了，逮捕他!”抓宋黎的三个特务抽出一人去抓车向忱，剩下两个特务拖不动宋黎，宋极力反抗，于是三个特务一齐抓宋，车向忱才趁机脱身。宋黎被拖出西北饭店后门。
特务们把宋黎拽出西北饭店后门，直奔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这天是星期六，路上行人较多，宋黎不断高喊：“土匪绑架!”遇到树木，他就抱住不放。快到省党部时，恰巧十七路军宪兵营骑兵巡逻队迎面走来，宋黎又接连高喊：“土匪绑架!”几名巡逻兵下马缴了特务们的枪，然后问：“怎么回事，为什么抓人?”特务们抢先回答：“我们是省党部的，他是刚捉到的共产党要犯”宋黎赶紧分辩说：“我不是共产党要犯，他们是土匪绑架。我叫宋黎，是张副司令请来的东大学生代表，我是副司令的秘书。”宋黎来西安半年多，一直住在西北饭店，负责查店的宪兵已知道他的姓名和公开身分。宋去过西安绥靖公署，在十七路军中宣传过抗日，不少人都认识他。一名巡逻士兵机智地向特务们要逮捕证，特务们说没带逮捕证。巡逻兵质问特务：“为什么没有逮捕证就抓人?”一个特务趾高气扬地说：“我们是奉蒋委员长命令逮捕共产党要犯，你们别来碍事。不信跟我们到省党部问问。”特务坚持要把宋黎送交省党部，宋黎则强硬地说：“我是张副司令的秘书，要送就送交张副司令或杨主任。”认识宋黎的一名巡逻兵向巡逻队长建议，应该把人上交杨主任处理，并说若不然杨主任或张副司令向我们要人怎么办，我们哪儿去找?队长点头同意，说：“带走，都上交。”巡逻队准备把他们送交十七路军宪兵营连部，这样要途经国民党宪兵一团大门，宋黎怕生不测，为避免躲过虎口又陷进狼窝，他请求巡逻队把他们送到十七路军宪兵营部，因为去营部不经过国民党宪兵团大门，而且路程又近。巡逻队长同意宋黎的要求，决定把他和特务一起送交营部，特务怕宋跑了，拽着他一只胳膊，巡逻队一名队员怕宋黎被特务拖跑，拽着他的另一只胳膊。路经西北饭店时，宋黎要求进去给张学良打个电话，巡逻队同意，特务不放心，紧跟在宋身边监视。
当时张学良正在开会，接电话的是张的秘书。宋黎在电话中对他说：我被省党部逮捕了，现在已被十七路军宪兵巡逻队截夺下来，正带往营部途中。请他转告张学良，迅速派人到西北饭店维持秩序，以避免学生驻地发生恐慌。这位秘书说一定报告张学良，并说张已知道宋黎被捕事。
到了宪兵营部，一位排长对特务说：“我证明这个人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住在西北饭店，是张副司令请来的。”特务坚持说：“这个人是共产党要犯，需要对他立即搜查。”说着就动手搜查宋的衣袋。宋黎喊道：“你们是土匪，无权搜查我。你把手伸进我兜说是搜查，趁机塞东西栽赃怎么办?”那位宪兵排长厉声说：“这是我们宪兵营的地方，你们不能随便搜查!要搜查也得我们搜。”于是宪兵营的人把宋黎从上到下搜了一遍，翻出来的东西主要是名片，其中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也有一些军长、师长的。然后，把宋黎和特务分别关在两间房子里等候处理。
宪兵营营副谢晋生以特务捕人既无公文又无逮捕证，事先也不与宪兵营联系共同办理为由，严词拒绝交人。特务提出让他们回省党部取公文回来再提人。为了拖延时间设法营救，谢晋生同意特务回去取公文。特务刚出门，谢晋生就来到宋黎所在房间，对宋说：“这件事闹得很大，各方正在设法营救。刚才搜查出来的东西全放在桌子上，你看看，有碍事的就处理掉，特务回来还得要这些东西。”又说：“你放心，没有我盖章谁也提不走人，不过还得审讯一下，留个口供。”过了一会儿，十七路军军法官李木庵(中共地下党员，西北特支领导成员)来了，他与宋黎很熟，两个人一起研究了口供，主要讲宋黎来西安是张学良请的，一贯奉公守法，宋主张抗日，但抗日无罪，……。李木庵嘱咐宋记住口供，让宋按了手印，便匆匆走了。不一会儿，申伯纯给宋黎打来电话说：“你的事张副司令、杨主任都知道了。你在宪兵营很安全，不要急，稍稍委曲一下。”
此前，谢晋生为营救宋黎打电话给杨虎城，杨当时已入睡，侍从副官不敢惊动；谢便向申伯纯请示，申立刻报告给杨的机要秘书王菊人，王报告了杨虎城。杨当即给张学良打电话，通报宋黎被特务绑架并被十七路军宪兵巡逻队戳夺的情况，请张派人接回宋黎。
张学良得知上述情况后，气愤异常，他说，“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他一面派随从参谋孙铭九前往十七路军宪兵营部接回宋黎；同时派参谋秘书室的关时润(沛苍)去西北饭店宋黎住处取筹办学兵队的材料，以免落入特务手中。关时润一到西北饭店，即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与马绍周一起关押在省党部。张学良知道这一情况后，果断地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他调驻在王曲的东北军一个团急行军入城(因城内只有他的1个警卫团，而国民党却有3个团的兵力)；宣布全城戒严；令晏道刚到张公馆，防止他采取行动。张学良原来除决定查抄省党部外，还要杀掉特务行动队长，后接受黎天才(西北总部政训处副处长)建议，避免直接杀人，只派兵搜查省党部的特务部门，救出被捕者。
张学良宣布西安全城戒严不久，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来到张公馆。邵刚一迈进客厅，张一反谈笑风生的常态，勃然大怒地质问邵：“省党部逮捕我的学生、秘书和职员，为什么不通过我?我是‘剿匪’总部的副司令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即使是抓共产党也应让我知道!省党部竟如此藐视我，胆敢擅自抓我的人，我一定要严办!”邵力子从未见过张学良如此大发脾气，对他不恭，连声道歉似地说：“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不知道，我查明后马上报告，事情由我负责。”张说：“那就请你查明，把抓去的人尽快送回!”
邵力子走后，张学良命令副官兼一○五师副师长谭海率卫队营前去查抄省党部，参谋孙铭九随同前往。他们救出了正在省党部受刑讯的马绍周、关时润，查抄了特务的电台、密码和档案，其中有省党部诬告东北军的密电和准备逮捕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的300多人名单。
东北军查抄完省党部，邵力子再次来到张公馆向张学良复命。他对张说：“我已向省党部几位常委查明，捕人确有其事，是南京统调室派来的人直接指挥的，省党部常委也不清楚。他们捕人是奉蒋总裁的电令，点名逮捕的还有刘澜波、孙万发(孙达生)、栗又文。省党部事先没有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严重错误，现在托我向副司令请示如何处理。”张学良让邵力子赶快把原电送来。当张学良看完送来的电报后，和颜悦色地对邵说：“深夜惊动，很对不起。请回去休息吧!”③
本来，蒋介石批准逮捕宋黎、刘澜波、孙达生、栗又文，并准备解往南京审讯，当时飞机已停在西安机场，准备随时起飞。由于宋黎拒捕和张学良派兵查抄省党部，使南京的计划破产。
蒋介石下令逮捕上述四人，其矛头显然是对着张学良的。对这一点，张学良是明白的，所以他来了个“先斩后奏”。“艳晚事件”第二天，他给蒋介石发了急电，大意是：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等系“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职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愤，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并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讯。
30日清晨，蒋介石的亲信、西北总部政训处长曾扩情从西安飞往广州向蒋报告。蒋见到张学良的电报，又听了曾扩情的口头报告，仍觉得心中无数，便给邵力子发报，询问查抄省党部是怎么回事?与张学良扬言抗日是否有关?邵力子复电说：事情已经结束，张确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听委座命令。虽然蒋对张的这一“不轨行为”恨得咬牙切齿，对张联共抗日的活动也早有所闻，但蒋此时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变，无暇对付西北，只得暂时把张稳住，他致电张学良说：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于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所拟办理。
张学良既已见到蒋介石签发的逮捕令，为应付南京并避免新的麻烦，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将宋黎秘密安置在张公馆东楼，之后对外宣布宋黎“失踪”；二是主动按蒋签发的逮捕令逮捕了刘澜波和孙达生。
刘澜波和孙达生的被捕和获释颇带戏剧性。当时，刘、孙同住西安新城坊15号。宋黎在西北饭店被捕及被十七路军宠兵巡逻队截夺事件发生后，十七路军方面的金敏生及时告诉子孙达生，并说他们的住处也已引起特务注意，请多加小心。当晚9时，张学良派孙铭九来到刘澜波和孙达生住处，请他们把不方便的东西收拾一下，在住处等候被捕打官司。他俩清查和焚烧秘密文件、信件后，研究如何应付这场官司。研究的结果是由刘澜波一人去吃官司，因为他是正式军人，到最后还有老本家兄弟刘多荃、老上司黄显声出来担保；而孙达生没有军籍，且队上海来，审讯起来嫌疑颇多，对整个案件不利。于是，孙连夜到东北军一○五师留守处躲避起来。孙走后不久，警察、宪兵、特务及东北军卫队营一起来到新城坊15号，对刘澜波说：副司令让你去受审，并问孙万发(达生)哪里去了?刘澜波说孙整天未归，不知去处。警察没再追问，也没搜查，就把刘澜波送到军警宪联合督察处关押起来。
天亮后，孙达生从一○五师留守处给申伯纯打电话，申告诉他刘澜波昨晚被捕，现在马路上还架着机枪，断路行人。不一会儿，申又给孙打电话，说杨虎城找他有事，派车把孙接到杨所在的新城。杨对孙说：副司令昨晚和他们摊牌了，局势如何发展很难预料。又说孙的处境很危险，住在一○五师留守处也不安全，希望他搬到新城来，至少半个月内不要露面。可是，孙达生又和孙铭九通电话，将自己的新住址告诉了孙。孙铭九便带着两辆小汽车到新城，对杨虎城说，副司令请孙达生去。杨征求孙达生意见，孙当然得去。车一到金家巷张公馆，孙铭九便把孙达生交给侍卫长谭海看管。当日下午3时，谭海把孙达生送到张学良卧室。张突然问孙：“你跟我说老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孙答：“校长，我不是共产党!”张又问：“那么你在上海几年干什么?”孙答：“我从事工学团、农学团教育工作。”张问：“那么你为什么认识许多人?”孙说：“我认识的人如杜重远、陶行知、章乃器、卢作孚都是办实业、办教育的进步人士，没有一个共产党。”张学良态度变得和缓些，又说：“你不要不相信我，我不反对共产党，假如你是共产党有证据落在人家手里，那会给我增添麻烦，你赶快逃走去香港或租界躲起来，我就根本不承认有你这个人。如果你不是共产党，昨晚为什么躲起来呢?”孙答：“因为我没有军籍，审讯起来不好解释。”张说：“只要不是共产党就好办，没有军籍我给你一个军籍就有了嘛，咱们东北人抗日打回老家去，是天经地义、正大光明的事，不要躲，越躲越出鬼。”张问孙：“你敢出去和他们对质吗?”孙答：“我敢!”张说：“很好，我们东北人这些年流浪亡国的滋味尝够了。我们的祖宗庐墓在东北，三千万父老日夜盼望我们打回去，解救他们，我们是怀抱孤臣孽子之心，抛头颅洒热血是时候了。他们这些人是富贵荣华，可以不要东北，还不许别人抗日，简直是一群冷血动物。告诉他们，东北人一定要打回老家去，谁也挡不住。脑袋掉了也要干……。”他让孙达生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痛骂他们都可以。孙说：“校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吧!”张学良让谭海把孙达生送到军警宪联合督察处去。临走前，张学良对孙说：“我保证两条：一是不准用刑审讯你们，二不准解出西安。有这两条，你就不用怕。也要告诉刘澜波、马绍周沉住气，和他们斗!”
孙达生被送进军警宪联合督察处候审室，刘澜波一见孙就生气地说：“让你躲起来，躲到这里来了，又白搭一个。”孙把张、杨的话告诉了刘澜波。十多天后开庭审判，主审官是江雄风。刘澜波、孙达生、马绍周先后出庭受审。按照张学良的嘱咐，孙达生和刘澜波在法庭上大骂国民党不抗日，弄得“中国人抗日爱国就是犯罪”。张学良看了他们的供词，称赞他们讲得很合体。江雄风拿不出他们任何“罪证”，只得将他们移交给由东北军掌握的军法处看管所。不久，由黄显声、卢广绩、车向忱等联名具保，刘澜波、孙达生和马绍周先后获释。④“艳晚事件”这场政治风波遂告结束。
通过“艳晚事件”，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关系更为密切。为了对付蒋介石，他们携手合作，亲密团结。当张学良的部属遭到国民党特务逮捕，杨虎城的宪兵巡逻队主动截夺下来，通知张派人领回。张对此十分感谢，当天亲自登门向杨道谢。与此同时，张、杨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则进一步加深。张对国民党特务藐视他并悍然逮捕他的部属十分恼火，无比愤慨；蒋介石对张查抄省党部，特别是对张、杨“剿共”不力非常不满，耿耿于怀，只是由于一时还抽不出身来顾及西北问题，蒋同张、杨之间的矛盾才尚未发展成公开冲突。
① 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110页。
② 宋黎：《艳晚事件》。《中共党史资料》第10辑。
③ 宋黎：《艳晚事件》。《中共党史资料》第10辑。
④ 见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126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