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开创新局面
李义彬
打通苏联和外蒙，取得国际援助，在西北地区创立新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由来已久的方针。还在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1935年8月在沙窝会议决议中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①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及后来红军东征和西征，都与此有关。
共产国际和苏联也同意中国红军向西北地区发展，并答应给予支持和援助。
1936年春夏，随着红军在陕甘地区的发展壮大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打通苏联、取得国际援助，便作为一个紧迫问题被提上了日程。
首先，它是改善红军的生存、发展条件的需要。红军同东北军、十七路军达成默契，使红军生存的政治环境有了明显改善；但是红军集结于陕甘边，前有蒋军，后有马家军的威胁，没有战略靠背，孤立难恃。至于红军的物资条件就更为困难。近3万人的红军队伍，集结在长约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的狭小区域里，还被敌人分割成数块。红军虽占有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延川、安塞、保安、环县、豫旺九座县城，其中除定边外都是不足200户人家的镇子。整个苏区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地贫瘠，交通不便。总人口不过40余万，有些地方几十里地内没有人烟。红军在这里不但给养困难，兵源匮乏，而且装备也差，在正规部队中有近半数人没有步枪，每枪配子弹不超过40发。显然，为要解决红军的战略依托和改善红军的生存、发展条件，迫切需要打通国际路线，接受外援。
其次，开展统一战线、增进同友军团结的需要。当时的一些地方实力派，之所以和红军联合，建立统战关系，除了基于他们的爱国反日思想和不满蒋介石内战独裁政策外，还想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获取苏联的援助。张学良深知，他因挑起中东路事件结怨于苏联，1933年他在欧洲考察时想去苏联被拒绝，如今他为抗日要得到苏联援助就必须首先联共。1936年张与李克农和周恩来会谈都提到争取苏联援助问题。他亟盼红军与苏联打通联系，为此一再建议红军及早占领宁夏、陇西，并派代表去新疆与盛世才联系。杨虎城在会见红军代表张文彬时，也谈到这个问题，而且还耽心苏联的援助只给红军不给他。中共中央10月26日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反映说：“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口头语”。昨天张学良和阎锡山在太原会晤，阎问张说：“不知国际愿意援助晋绥军、东北军否”。②
诚如毛泽东1936年6月29日给指挥主力红军西征作战的彭德怀的电报中说：“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③
8月初，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国内负责同南京政府代表谈判的潘汉年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共产国际有关红军发展战略方向的意见。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红军的战略意图是：中国红军应该在中国西北地区发展，设法将陕、甘、宁、青、新打成一片，与苏联、外蒙接通。共产国际还表示，在中国红军接通外蒙和新疆的条件下，苏联方面可以考虑从外蒙和新疆两个方向为红军提供必要的军事物资的帮助。
潘汉年从南京去陕北途经西安时，曾与张学良会晤，就双方合作，打通国际路线，创立西北抗日新局面问题交换了意见。潘到保安后，将张的意见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张的基本想法是：“红军应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打通苏联及西北发动的时间应考虑在九月日本指使德王进攻绥蒙之际，并将攻击方向指向绥远，如此方能号召时局”；“打通苏联的实现暂以红军为主，东北军目前暂做隐蔽的配合”；“欢迎二、四方面军到甘肃来。二、四方面军宜先夺岷州，据此出陇西攻击毛炳文，以便调动东北军于学忠部控制兰州；另以一部出夏河攻击马步芳老家河州，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张掖)，涼(武威)、肃(酒泉)三州马步芳东援，争取使东北军接防河西走廊，如此可便利接通新疆”；“为便利西北发动起见，红军一部出河南仍是调动陕西中央军出境，确保陕西于我手中的有效策略”。④此外，张学良还提出东北军自身统率与改造问题，目前必须尽快物色和训练一批可靠的军官，为此欢迎红军派有力干部前去协助。
中共中央获知共产国际希望中国红军打通新疆、靠近外蒙和张学良的上述态度后，于8月10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党和红军目前阶段的基本任务是打通苏联。此事意义重大，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其他各项工作不论是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统一战线的巩固，抗日战争的实行等，均应围绕它来进行。8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通报了这个战略方针的内容：
“一、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二、根据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甲军与我们联盟，日本指挥伪蒙军进攻绥远、内蒙，企图隔断中苏关系及蒋介石注意西南，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上述任务可能而且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实现之。
三、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步骤为：
甲、二、四方面军尽可能的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两岸之一段，候部队相当整理后，即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相机消灭之，目的在威胁兰州，以便甲军李忠(于学忠)部三个师全部集中于兰州，控制兰州为战略枢纽；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马步芳家乡，目的一在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涼、肃三州马步芳兵力之东援，以便甲军派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落于甲军之手；一在消灭青马一部，促其与我讲和，李毅(张学良)现有代表青马处。以上是李毅与我商定之计划。此处再派较小一部拒王均于西礼之线，并派员与王进行外交，同时也对毛炳文进行外交。彼等均在极危惧中，外交成功有大的可能。上述计划大概以一个半月时间实现之。
乙、完成上述任务之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约在十月到十一月完成之。
丙、十二月起，三个方面军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甲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⑤为了更好地与友军配合，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中共中央派潘汉年于8月12日赶赴西安，与张学良商谈实施上述战略任务的具体步骤。潘带去了8月9日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信。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信中表示同意张关于首先打通苏联，9月以后再准备发动的意见。根据形势发展，建议东北军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9、10月间有利时机，决定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信中指出，占领兰州是实施整个计划的枢纽，为此东北军应以至少三个师好好地控制兰州，如此着成功，则可在今年秋天三个月内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我们必须坚信打通通苏联是保证西北胜利(更不要说全国胜利)的最基本点，而要在秋天打通苏联，不使推到冬天气候条件最困难时去做，则必须以占领兰州为枢纽。从战略上巩固内部来说，好好的完全占领兰州，也是绝对必要的。准备必要时以兰州为中心。对甘、涼、肃的占领，最好使用东北军之一部，留红军在外面用，如东北军觉得有困难，便应以红军之一部用于此方面。因为从打通苏联的意义来说，占领甘、涼、肃比较占领宁夏更为重要，这是不受日本威胁，水远有保障的一条道路，新疆的协助与苏联的接济已不成问题，其详情请问潘汉年同志。毛泽东等在信中向张指出，若遇蒋介石进攻和杨虎城动摇的条件下，我们不但不是进攻河南，也不是保持陕西，东北军应准备在必要时把陕西交给杨虎城，把主力转移到甘肃境内，以便集结部队，改造内部，与红军靠拢，然后再待机打出去。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张强调：蒋在此时忙于西南，他要立即顾到西北是很困难的，然而西南一解决他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我们必须在他动手之前，完全主动的发动自己的计划，不使自己处在临时应付的被动地位，这是基本的原则。信中接着指出：目前“关键全在乘蒋注意西南时，我们以突然的姿势占领兰州，打通苏联，那时不管他来打也好，不来打也好，我们都有胜利的把握”。根据张学良请求，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信中表示，将尽快派潘汉年、叶剑英、朱理治三人前往西安，协助张学良进行部队的改造工作。毛泽东等在信中还劝告张说：“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份应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⑥
八九月间，潘汉年两次往返西安与陕北，同张学良多次举行会谈。
当十来天前潘汉年前往陕北途经西安时，张学良曾热诚接待他，并对打通苏联、开创西北新局面等问题提出了建议；可是8月12日潘汉年从陕北返回西安后，张却多日不见潘，这不能不引起潘的怀疑。潘8月19日写信给毛泽东、张闻天说：“来了这么久，尚未见到毅，他确患病，但尚能起坐与邵力子对弈，而不急于见我，不知何故?”潘在信中报告：直接电台尚未竣工，一切因为毅想到而不动手做，原因手下无一系统工作组织，其原有军事干部系统，他认为不可靠，不中用，因此什么事除他自己动手外，一切都无办法。我问刘(鼎)：如毅暴死，我们在东北军中工作岂非一无所成?他默然无答。刘澜波告诉刘向三：王以哲日内态度不佳，最近拒绝与左派人物接近。蓝衣社有三个人经常包围王，他们提出“倒张拥王”口号，声言东北军反蒋无出路，力言张学良当初拥蒋今又反蒋，是无信无义，他决不赞成。王之参谋长赵镇藩亦表示，如苏联无确实把握，决不轻动，并怀疑苏联的援助是否可靠。我以此事询问刘，他认为这是少数国家主义派活动。王态度之闪倏，因张本身未公开主张云云。真相如何，凭诸猜测，都不可靠。总之，如毅接受信中所提基本方针，一切不难解决。⑦
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演变，东北军中主张联俄联共的军官们思想发生波动。“六一”两广举兵反蒋，他们受到鼓舞与激励，跃跃欲试，准备在西北发动，响应两广；到7月，广东方面被蒋瓦解，广西方面岌岌可危行将失败时，他们蒙受打击，犹豫动摇。
至8月下旬，张学良态度又有转变，他多次会见潘汉年。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领导人给他的信中“所提一切基本问题”，“他要与我联合干的决心是有的”。对中共方面提出的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张表示同意，愿共同努力。对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他表示东北军采取中立态度，于学忠部集中到兰州，红军可以贴近于部防区通过，但不要进城，固原以北诸城镇，他不好撤防，红军可以打过去，他准备牺牲一些部队。潘汉年到西安后了解到，张学良始终不愿意向其下层干部公开提出联合共产党和联合红军问题，原因是怕蒋介石抓住把柄。潘建议张应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向干部公开提出联俄联共口号，以利于切实做好抗日准备。由于蒋介石已经知道张学良与红军有联系，现在对蒋介石保守的秘密只是与红军整个合作的政略与战略，以及彼此交往的程度。同时还可以利用南京方面派董健吾去陕北联络和任命蒋廷黻为驻苏大使等事实，宣传南京的外交政策有新的变动，蒋介石可能同共产党妥协，从而大谈联苏联共。张学良则表示，对他认为可靠的干部可以开诚布公地讲，对他不能深信的干部立刻进行调查，对坏蛋要赶走，对中立的要争取。潘汉年建议张学良加紧与北方各实力派韩复榘、宋哲元、杨虎城、傅作义联络，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并建议张对南京政府内的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采取争取、联合态度，张学良同意潘的上述建议。张学良深感东北军缺乏从事抗日工作的干部，除表示欢迎叶剑英来外，更希望中共派更多的干部来帮助他，并提出派几名政治上好、有口才、能应付复杂局面的干部，以帮助他联络各地方实力派；希望派一名善于写文章的干部，帮助他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潘汉年提出，希望张帮助红军解决经费困难，张当即借给红军5万元，并答应以后如有急需每次还可借给几万元。⑧
在8月下旬的一次交谈中，张学良向潘汉年披露说他迟迟不公开提出“联俄联共”口号，是因为怕蒋介石说他投机，说他“与蒋争一日之短长”。9月1日潘汉年向毛泽东、张闻天报告此事说：“他赴(国民党)二中全会时，蒋向他表示要联俄，而俄态度不明。毅提出要抗日又打红军是不行，问蒋有无办法?蒋向他看看，蒋说不用着急，将来有办法。同时蒋廷黻曾找过他二次，要他向蒋(介石)提出联俄容共。他问蒋(廷黻)你为甚不提?他答：我提过，恐无效力。这次蒋(廷黻)发表为驻苏大使，他认为南京对外政策是有新的变动。”潘汉年认为“他正是因为(蒋)有可能与我们妥协，所以怕做得太难堪，使蒋说他投机而不满意他，或者误会他要与蒋争一日之短长。”⑨
中共中央确定“逼蒋抗日”方针后，决定派叶剑英为红军代表前往西安，与张学良商谈有关成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事宜。9月24日，叶剑英偕潘汉年、边章伍、彭雷枫、汪锋从陕北保安出发，10月2日到达西安。张学良欢迎叶剑英到来，把他安置在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家中，以确保他的安全。
10月4日晚，叶剑英和潘汉年会见张学良，向他递交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和由中共中央起草、准备提交南京政府的《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在会谈中，双方对许多重大问题意见一致，张学良从政治方面谈得多，从军事方面谈得少。他答应给红军拨款，要求中共方面提供最近的军事情况及意见。
在与叶剑英、潘汉年举行第二次会谈时，张学良说中共草拟的《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蒋介石恐难接受。因为当时两广事变已失败，蒋介石已开始移师西北，胡宗南部已回师甘、宁，汤恩伯指挥的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已先入潼关，蒋介石想先打后和，捡些便宜。因此，张学良建议中共给他写信，明确表示以停止进攻红军作为两党和谈的前提。他可以把这封信转交给蒋介石。于是，10月5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名义写信给张学良，“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希望张学良将“敝方意见转述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⑩张学良在会谈中还答应帮助红军解决棉衣。
当时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已到甘肃，蒋介石严令张学良堵截。为应付局势，张学良于10月7日飞往庆阳，令东北军各部队严守中立。不久，马鸿逵的一个骑兵团在李旺堡被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围困。蒋介石急令东北军前往解救。为此，张学良找叶剑英商量解救办法。叶剑英为争取东北军抗日，使红军与东北军在甘宁地区互相支援，建议中共中央允许刘多荃率东北军一○五师按规定时间进入红军包围圈，带出即将被消灭的马鸿逵的骑兵团。接着，张学良把与南京关系密切、对“剿共”比较积极的何柱国调开，所部东北军由刘多荃指挥。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② 《中央发报第三十九号》(1936年10月26日)。
③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54页。
④ 《潘汉年报告》(1936年8月7日)。
⑤ 《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5期。
⑥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67页。
⑦ 《潘汉年给东天的信》(1936年8月19日)。
⑧ 以上见《潘汉年给东天的信》(1936年8月25日)、《潘汉年给东天的信》(1936年9月1日)。
⑨ 《潘汉年给东天的信》(1936午9月1日)。
⑩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79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