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继续“剿共”
李义彬
1936年7月和9月，蒋介石用金钱收买、分化利诱和军事威胁等手段先后解决了两广事件后，立刻把注意力转向西北。
在蒋介石看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的红军实力大减，已成强弩之末，只要他调集几十万军队，用不了几个月时间即可将其剿灭或驱赶过黄河到蒙古沙漠里去。他绝不容许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继续存在和发展，使共产党继续存在和发展。正因如此，广西问题刚刚解决，他就急急忙忙地奔往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
蒋去西北前，10月17日把驻守北方的军事将领召至杭州举行军事会议。出席者有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徐世昌，陕西的杨虎城，河北宋哲元的代表戈定远等。尽管当时日本侵略者正在步步进逼，华北已危在旦夕，日伪军正侵犯绥远，驻华北的日本驻屯军已大量增兵，日本帝国主义接连在丰台、成都、北海等地寻衅滋事，挑起事端，借机向中国提出各种无理要求。种种迹象表明，一场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中。在这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紧急时刻，蒋介石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置华北危局于不顾，增派大批军队前往陕甘，他本人也于10月22日来到西安。
蒋刚到西安，装得若无其事、悠闲自得的样子，让张学良、杨虎城和邵力子陪他遨游终南，攀登华岳。在一次游山赏景时，蒋突然问张学良近来读些什么书?张学良据实相告：近来读了两本书，一本是唯物辩证法，一本是政治经济学。蒋听后很不高兴地说，他在十几年前也看了不少这类书，都是俄国人写的，不适合中国国情。接着，他用训斥的口吻说：看这类书是会中毒的，以后不许看这类书!让张好好读《大学》和《曾文正公全集》，说把这类书读通了，将终生受用不尽。
过了两天，蒋介石在他下榻的临潼华清池分别召见张学良和杨虎城，宣布他继续“剿共”的计划，并征询张、杨的意见。张学良性格豪爽，同蒋关系又深，敢于明确表示反对蒋的“剿共”计划，向蒋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并说这不只是他个人的主张，而是东北军全军的意见。蒋没等张把话说完，就大声训斥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①杨虎城性格深沉，又因地位关系，不敢明确表示反对蒋的“剿共”计划，只是委婉地说他个人服从命令没问题，只是部队抗日情绪高涨，“剿匪”士气低落，值得忧虑。蒋听完张、杨意见后，再次强调他的“剿共”计划不变。为解决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剿匪”士气低落问题，他决定以领袖身分去长安军官训练团训话。
10月27日，是长安军官训练团第三期开学的日子。这天上午11时，蒋介石在张、杨和邵力子陪同下乘车从临潼来到王曲训话。会场在城隍庙大院内。听讲的有五六百人，其中除训练团学员外，还有西北总部和十七路军上校以上官佐和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
蒋介石身着戎装礼服，登台训话。他操着浓重的宁波口音，结结巴巴地说：“我们革命军人首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接着就重弹“剿共”老调，说：“我们革命军人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是积极剿共而是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是不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是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要予以制裁的。”②声色俱厉地狂叫：“假如我们现在不集中力量打眼前的主要敌人，而大喊大叫要打几千里外的敌人，那是违反我的‘安内攘外’的政策，违反这个政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他。”③
显然，蒋的这些话是讲给张学良、杨虎城听的，是对东北军、十七路军中所有主张联共抗日积极分子的恫吓。可是，蒋的这些话并未起到镇慑作用。就在蒋训话过程中，场内的咳嗽声、跺脚声、交头接耳声接连不断。原来准备蒋讲完后，学员可以提问题，由蒋解答。张学良见会场上骚动不安的情形，唯恐出问题，蒋讲完后立即宣布散会。第二天，训练团教育长黄显声鼓动苗剑秋(东北军少壮派骨干分子之一)来训练团发表讲话。苗对学员们说：“昨天有人说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要我们不去打日本而要打共产党，这简直是放屁!我们东北让日本人侵占了，我们东北军人变成了亡省亡家的人。这时候居然有人说这样混帐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④潜藏在训练团中的国民党特务将苗剑秋的激烈言论报告其上级，晏道刚要求张学良严惩苗剑秋。张让苗剑秋秘密离开西安，之后向晏说：苗已畏罪潜逃。此事便不了了之。
蒋对王曲会场上的骚动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会后让张、杨和邵力子陪同他前往青龙岭，观赏终南山雨过天晴的景色。晚上又去欣赏宋代名画《长江万里图》。第二天，杨虎城按蒋的吩咐以西安特产的牛羊肉款待蒋、张、邵等人。
10月29日，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往洛阳。行前，他在接见《大公报》记者时公开表明他进行“剿共”内战的决心，他说：“政府决定贯彻戡乱方针，因为共产党受国际指挥，不以中华民族利益为本位，……(政府)断不能容许国际操纵之势力，以武力破坏国家，毁灭中华民族之独立性。”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岁生日。蒋离开西安去洛阳，名义上是避寿，实际上是备战。蒋在洛阳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调兵遣将，部署新的“剿共”内战。他把几个月抽调到湘、赣一带对付两广事变的约30个师嫡系部队又下令北调，暂时集结在平汉路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路郑州至灵宝段，准备随时开入陕甘；装甲部队也调到豫西地区的陇海线上。蒋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机场，扩大到能容纳百架轰炸机；不久，又下令陇海线上的中央军向西推进，其前锋已过洛阳，樊崧甫的第四十六军在洛阳、潼关间布防，王耀武师进驻汉中，万耀煌部进入咸阳。这样，蒋介石完成了从东南西3个方向对陕北红军的半月形包围。他认为，他的几十万军队一旦发起进攻，即可击败红军主力，或者将红军驱赶到蒙古沙漠中去。蒋介石把其亲信将领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陈诚、陈调元、万耀煌等都调来西北，并决定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指挥，接替张学良负责指挥西北的“剿共”军事。
10月30日，张学良与阎锡山一同去洛阳给蒋介石祝寿，要求蒋停止内战，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张、阎之所以一同去洛阳向蒋诤谏，是因此前他们曾有默契。1936年5月，张学良去太原，劝阎接受他九一八事变时的教训，强调对日本不能存有幻想，不能采取不抵抗主义；日本如要入侵晋绥，要坚决抵抗。10月，张再次去太原见阎，得知阎对剿共持有异议，张阎商定：如蒋介石不抗日，晋军、东北军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张还派西北总部秘书兼办公厅第六科科长李金洲两次去太原晤阎，商议共同抗日事，听说阎已邀请簿一波等五名共产党人到太原协助他准备抗日。阎锡山这次去洛阳给蒋祝寿，特意绕道西安与张同往，就是为了与张商议向蒋诤谏事宜。
在洛阳的祝寿活动结束后，张、阎向蒋申述他们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恳求蒋予以采纳。蒋听后极为出气地质问张、阎说：“别的你们不要再说了，我不要听。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你们说!”张、阎碰了钉子，没想到蒋如此不讲情理，连句话也听不进去。既然如此，还能说什么呢。他两人只得很不情愿地说：“当然是我们服从……”。蒋接着说：“那就好了，既然你们服从我，我叫你们打共产党，你们就全力剿共，不要三心二意，不要来向我谈什么‘团结抗日’的老调。这道理我不懂吗，我蒋某人难道不抗日吗?我心里比你们还急!只是共产党在我们背后捣乱，不消灭他们，我们能安心抗日吗?这么个简单道理，你们都想不明白!”
11月1日，洛阳军分校举行扩大纪念周集会。蒋介石在主席台上向全校师生训话，张学良坐在台下听讲。蒋跟与会者一起朗读完孙中山的“总理遗嘱”后开始训话。他用冷峻的目光扫了会场一眼，情绪非常愤激地高喊：“……共产党是要灭亡中国的，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敌人，这种军队有什么用!所以必先肃清一切危害国家之汉奸。必须需要尽先消灭有知识之汉奸”。蒋怕别人不解其意，又解释说：“大家要明白：通日本的是汉奸!通共产党的也是汉奸，而且是二等汉奸。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团结联共，否则就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存心与‘共匪’同声相应，甘为共产党下面的二等汉奸……”。
蒋这番杀气腾腾的话，是对所有主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爱国官兵发出的警告：你若再提什么联共抗日，就要拿你当汉奸论处!
张学良听到蒋的上述讲话，神情紧张，颜面失色。他后来回忆当时情形时说：“聆听之下，如凉水浇头”，“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⑤这天晚上，张与阎在洛阳军分校操场上散步，张半天不说话，心情显得十分沉重。阎对蒋介石当天的讲话也感到不满，劝慰张说：“汉卿，看蒋先生的态度，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咱们不能再说话了。你要恢复你的家乡，我要保护我的家乡，一切得全靠我们自己!我回晋以后，部署部队作守土抗战的准备。”张学良感慨万端地说：“是啊，以后全要我们自己干。”阎接着说：“蒋先生永远不会采纳我们的抗战主张。今后我们要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要干就靠我们自己干。”张紧紧握住阎的手，说：“好，一言为定。”一个多月后，张学良就是根据阎锡山的上述态度误认为他会支持对蒋实行“兵谏”的。
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听到蒋在洛阳军分校扩大纪念周大会上的讲话也感愕然，他认为“不知内容者，此话尚无重要关系；知道内幕者，听到此话太过火了”。他怕张学良承受不住，就嘱陪张前来的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劝张不可误会，并说蒋的脾气说过就完。”在飞返西安的飞机上，何柱国把钱大钧的话转告张，张说：“阎百川饱经世故，昨夜劝我不能再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事，我已决心不再谈了。”又说：“我现住想干什么，我的太太亦无从知道。”⑥
蒋介石在洛阳期间，一方面调兵遣将，部署新的大规模“剿共”内战；同时继续镇压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11月23日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国亡无日的情势下，爱国者获罪，激怒了全国人民。各界人士纷纷谴责南京当局的倒行逆施，要求立即释放爱国领袖。张学良积极营救“七君子”，事后不久他自己谈了参加营救的经过和原因：“我为了这事，曾单身一个人没带，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蒋介石)释放那几位无辜同胞。其实我同他们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也不太熟。而我所以积极援助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绝不采纳我的意见。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我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⑦
11月中旬，在日本侵略者的嗾使并派飞机掩护下，伪军李守信部侵犯绥东。爱国将领傅作义率领军民奋起抵抗，绥远抗战爆发。在绥远局势十分危急之时，张学良11月27日给蒋介石写了一份“请缨抗敌书”，要求率领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开赴绥远抗战，“为个人尽一分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之天职”，并说：“今者前锋既接，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张学良接着尖锐指出：“就驭下言，若非及时调用，则良昔日以时机未至而慰抑众情者，今亦疑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之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用众贵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⑧一心要消灭红军的蒋介石，竟拒绝了张学良援绥抗日的请求。
张学良在洛阳几次向蒋诤谏遭拒绝和痛斥后，心情十分懊丧。回西安后，向杨虎城坦露心声，说出了对蒋介石的怨言，并请教杨虎城有何高策，能促使蒋介石接受诤谏，停止内战，实行抗日?杨反问张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情感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同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⑨
蒋介石在洛阳经过一个多月的调兵遣将和密谋策划后，于12月4日再次来到西安，仍住临潼华清池。此时的蒋介石踌躇满志，认定在近期即可消灭在陕北的红军。他认为自己的几十万大军已威逼陕甘，还有空军助战，而陕北红军才不过3万人，数量上相差10倍，在武器装备上更相差悬殊；在地理上，陕北背靠大沙漠，红军如退却便要进入绝境。蒋认为在此情势下，三路中央军展开夹击，红军必败无疑。此时古都西安气氛异常紧张，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蒋的文臣武将纷纷被召而来，武的有蒋鼎文、卫立煌、陈诚、陈继承、朱绍良等，文的有蒋作宾、蒋方震、邵元冲等。蒋连日接见这些文武政要，召开军事会议，重弹“抗日必先剿匪”的老调，说什么“剿匪已到最后阶段，预计一个月内可竟全功”。
蒋这次到西安是有备而来，准备和张、杨最后“摊牌”：张、杨如服从命令，就把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投入前线，在中央军监视下进剿红军；张、杨如不愿“剿共”，就把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把陕甘让给中央军；张学良如果不听指挥，就立即予以撤换，以蒋鼎文代替。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邵力子，令其通知《大公报》准备发表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消息。蒋介石准备把进剿陕北红军的指挥权从西北总部收回到自己手中。
蒋介石到西安后，立即着手实施其新的“剿共”计划。他把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师旅长以上军官一个一个地请到华清池，边吃饭边训话，一般是先问：“你父母在否?兄弟和儿女几人?你现在看什么书，有何心得?家中生活怎样?……”，接着就要求这些军官服从他的命令，率部积极参加“剿共”。他还向东北军军官们许诺，他一定带领大家抵抗外敌侵略，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但是必须首先服从他的“剿共”命令。蒋介石这次来西安前在洛阳对张学良曾说：“我到西安每天请他们来吃饭，不相信他们不听我的话。”⑩事实与蒋介石想象相反，他没有从这些军官口中得到满意答复。被召见的两军将领异口同声地向蒋表示：不愿意参加围攻红军，而愿去前线抗日。这使蒋介石很伤脑筋，于是向张、杨“摊牌”提出了他在洛阳拟好的两种办法。让张、杨选择。显然，这两种办法张、杨都不能接受。继续“剿共”，不但张、杨本人不愿意，两军广大官兵也不会接受。事实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已与红军实行停战；两军调离西北并互相分开，这就拆散了西北地区的“三位一体”，为蒋介石各个吃掉东北军、十七路军提供方便。
鉴于蒋介石第二次来西安后的顽固态度，12月7日张学良把杨虎城请到金家巷公馆，商讨停止内战办法。张为了对蒋做到仁至义尽，主张再劝他一次，他如再不听，就先礼后兵，那我们也对得起他。杨内心里不同意张的这个意见，因为他认为蒋是个死不回头的人，再劝也没有用；更怕说翻了让蒋看出马脚，很快走了不好办。张说：“看不出蒋有提防我们的迹象。蒋很骄傲，他以为我们只会服从他，或许蒋认为我们既去劝说他，便不会有其他的举动。”杨虎城“不好过于阻挡，便答应试一下再看”。⑾
当天晚间，张学良去临潼华清池向蒋”哭谏”，大意是：
日本侵略者由占领东北而控制冀察，今又由冀察而进窥绥远。这种节节进逼永无止境的野心如不再加以制止和反击，将使整个国土沦于敌人之手，到那时我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而无以自解。
今天共产党已一再表示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我们有什么理由拒不接纳?据我所知，共产党不但主张抗日，同时还拥戴你为最高领袖。你还将成为全民族的伟大英雄。
我们应该认识到，内战的结果，无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消耗，无疑在客观上帮助了民族的敌人。
我个人和东北军始终是站在你这一边的，过去，无论风风雨雨，我们都支持了你，甚至代你受过。“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完全为你所决定，而我却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攻击和唾骂。我之所以抱着这种隐忍态度，完全为了维护你的威信，以利于今后领导全国人民抗日。今天，我们的态度依然如故，希望你认清形势，改变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的苦口婆心，痛哭陈词，并没有使蒋介石回心转意，反而责备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欺骗和麻醉。蒋气急败坏地对张说：“即使你用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⑿
8日上午，张学良对杨虎城说：“我的劝说失败了。蒋还拍桌子同我吵了一阵，你可以再去走一趟，看看情况。”
杨虎城早已料到，蒋介石态度顽固，劝说也无效。但既然张学良要他去诤谏，也只好去试试。这天上午11时，杨去临潼华清池对蒋说：“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向于抗日的。对红军的事，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蒋介石在答复杨虎城时，语气虽平和，但措词很严厉，他说：“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经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这次用兵，要不了多长时间，即可全部解决。”蒋还命令杨虎城对十七路军中“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要“放手撤换”⒀。杨看蒋的态度无法挽回，再谈下去恐成僵局，就告辞回西安了。
杨虎城返回城里后，立即去张学良住处，与张商量下一步行
动。他们鉴于多次”哭谏”均无效，认为应不失时机地采取行动。张、杨表示，“为了抗日救国，牺牲掉这两个团体(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值得。张当时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指扣蒋)。”⒁张、杨这次商淡决定扣蒋，但还没有决定行动日期。
① 张玉荪：《华清池之旅》(上)，台湾《传记文学》第39卷第6期。
②③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8—99页。
④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
⑤ 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3页。
⑥ 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⑦ 《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讲话》(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改日报》，1936年12月17日。
⑧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5日。
⑨ 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0—1201页。
⑩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一个贴身侍卫官目击记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⑾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39页。
⑿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一位贴身侍卫官目击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
⒀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0、141页。
⒁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0、141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