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临潼兵谏 5.1 事变导火线
李义彬
西安事变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它是20世纪的年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在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吞东北，正染指华北，加紧准备侵略全中国的时候，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官兵都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共赴国难，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可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统治集团却逆历史潮流而动，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倾其主要兵力进行“剿共”内战。广大人民群众的正义要求同蒋介石集团倒行逆施的对立和斗争，是导致西安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周恩来1946年12月12日在延安纪念西安事变10周年大会上说：“九一八事变以后，人民已日渐不满于国民党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北上抗日与号召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更因之日益广泛，并影响到当时的‘剿共’军队，首先影响到内战前线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经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全国救亡运动，七君子之狱，尤其是中国人民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转向东渡黄河抗日，全国抗日高潮，必然要走向抗战，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已无可阻止。唯独蒋介石先生却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历中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①周恩来这段话，是对西安事变爆发原因的科学总结。
促成西安事变在12月12日爆发，除上述根本原因外，还有一些直接原因。1936年发生在西安的“一二·九”事件是最重要的导火线。
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掀起的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西安的救亡运动显得更加蓬蓬勃勃，有声有色。这一方面是由于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有力领导，同时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多方保护与支持也分不开。
有两个救亡团体在西安抗日救亡运动中声名显赫，作用巨大。一是“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简称“西救”)，它成立于1936年6月，其主要成员是谢华、杨明轩、徐彬如等文教界的爱国人士。这个组织，开始由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1935年末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其主要成员有谢华、徐彬如、李木庵、宋绮云等)成立后，改由西北特支领导。二是“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它是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在旅陕东北人士中建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组织，成立于66脑膜炎1936年10月4日。其宗旨是团结民众，互助互济，抗日救亡，收复失地，扩大民众解放。“东救”的成员既有东北军的高级军官，也有流亡到西北的东北百姓。是个团结面很广泛的群众救亡团体。“东救”的执委有刘澜波、宋黎、车向忱、应德田、孙铭九、洪钫、金锡如、苗剑秋、韩启英等15人。为便于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请王以哲、吴家象，董英斌等高级将领任“东救”理事。
“东救”、“西救”和后来成立的西安学联，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1936年下半年在西安发动了几起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群众抗日救亡活动。
10月10日，为纪念辛亥革命25周年，“东救”和“西救”联合在西安召开群众大会，揭露蒋介石背叛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罪行，批判“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呼吁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爱国官兵继承孙中山遗志，实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本侵略者。
10月30日，东工委与西北特支发动西安数千名文化界人士举行追悼鲁迅大会。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夫人谢葆贞及西北各文化团体送了挽联和花圈。追悼会激励了西北文化界人士的战斗精神，会后西安新闻界宣布成立救国会。
为支援绥远抗战，“西救”、“东救”和西安学联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援绥抗日运动。他们在西安召开各界援绥大会，呼吁国共两党立刻把军队开赴绥远前线，支援绥远军民抗击侵略者。10月24日，“东救”在《西安日报》上发表启事，发起援绥募捐活动。各界热烈响应，不到一个月时间即捐款2000余元。11月28日，“东救”和一些东北民众团体召开代表大会，公推车向忱为代表前往绥远前线慰劳抗日官兵。同时，苗浡然代表张学良携款30万元赴绥劳军。“西救”、西安学联等群众团体也相继派代表去绥远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代表归来后，通过各种方式介绍前线见闻，鼓舞了西安军民的抗日救国热情。
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援绥抗日的热潮中，蒋介石却派大军前往陕甘“剿共”。东工委、西北特支面对这种形势，决定利用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机会，由西安学联和“东救”、“西救”出面发动西安学生举行请愿活动，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援绥救国。近万名西安大、中、小学生12月9日举行游行，向张学良、杨虎城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请愿。张、杨同情和支持学生们的正义呼声，蒋介石却下令警察向游行队伍开枪，致使东北竞存小学一名学生被击伤。广大学生怒不可遏，决定徒步去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他们冲出城门，冒着凛冽寒风，向临潼方向挺进。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惊慌失措，急忙给张学良打电话，令其设法制止，并厉声叫道：“如学生不听，可用武力制止。”张学良深知学生如到临潼，一定会发生流血惨案。他立刻驱车追赶。在灞桥追上了学生队伍。他尽力劝阻，学生不听。学生表示不到临潼不罢休，并高呼：“拥护东北军抗日!”“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情愿为爱国而死”张学良被学生的爱国激情所感动，他满怀探情地对学生们说：“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决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决不欺骗大家，一星期之内我以事实作答复。”这样，学生队伍才返回城里。
当天晚上，张学良去华清池向蒋介石反映学生要求。蒋对张的立场很气愤。责怪张不用武力镇压学生，批评张不该代表学生反映要求，并承认是他命马志超下令警察向学生开的枪。这件事对张学良触动很大，成了促使张、杨以武力扣蒋，发动西安事变的一条重要导火线。西安事变后的次日，张学良在向其部属解释扣蒋原因时说：“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事先我听说了，便同杨主任、邵主席计议，想出各种方法来制止，我提出几个办法：令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请邵主席召集扩大纪念周，令学生用文字表示。实在还不成，非游行不可，由我和杨主任、邵主席尽力劝阻，无论如何不叫到临潼去。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令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愤激，找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说明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于是“便断然决定”②对蒋实行“兵谏”，用武力迫使他改弦更张。
① 《周恩来同志在延安各界举行“双十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6年12月13日。
②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1936年12月l3日下午5时)，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