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兵谏”前夜
李义彬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是纯洁的。诚如事变中他多次表明的那样，他对蒋实行“兵谏”，既不想伤害蒋，自己取而代之；更不是想借机要挟蒋，以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而是诚心诚意爱护蒋，想把蒋从误国误民的歧途上拉回来。这年6月，张学良在一次讲演中猛烈抨击国民党内盛行的“为了个人的地位和金钱”，而“拥护领袖”的庸俗风气，他认为“拥护领袖是把意见贡献领袖，把力量交给领袖；本着真理正义可以向领袖诤谏，甚至如古之为人臣者以尸谏，亦所不辞”。①这不是张学良的表面文章，而是他的肺腑之言，西安事变就是他这些言论的兑现。张学良为了国家和民族，在两安事变前多次向蒋诤谏，当一再诤谏失败后，他便置个人生死荣辱于脑后，和杨虎城一起发动“兵谏”，用武力迫使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杨发动“兵谏”前几天，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做了一些必要准备。
蒋介石来西北前，对张、杨与中共和红军的关系已耳有所闻。他对杨虎城，不无戒心；对张学良，则深作无疑。蒋认为他与张的关系非同一般，张绝对可靠，不会出问题。因此他两次来西安，都不住在主要由十七路军驻守的西安城内，而下榻在东北军防区内的临潼华清池。华清池位于临潼县城南，骊山北麓，距西安城25公里。蒋为表示他对张学良的信任，这次来西安连警卫股长黎铁汉及其所属警卫中队都没带，只带了18名卫士，连侍卫官在内，持有武器者至多不超过25人②。这些警卫人员住在华清池内院，负责华清池二门及五间厅的守卫任务。蒋住在内院五间厅。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侍从室组长蒋孝先以及其他秘书、参谋人员，也住在内院五间厅稍后些的一幢房子里。另有两排中央宪兵，一个排住在华清池外的禹王庙，一个排住在临潼火车站。张学良派他的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来华清池，负责防守华清池外院大门及从华清池到灞桥公路上的巡逻。华清池外围驻军是东北军一○五师。
张、杨在酝酿“兵谏”行动部署时，曾考虑过由十七路军派人去临潼捉蒋，杨曾命令他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做捉蒋准备。后来老虎到怕十七路军夜间去临潼捉蒋与东北军部队发生误会，捉蒋任务便由东北军承担；十七路军负责扣押住在西安城内的蒋系军政要员，解除城内蒋军武力。
12月9日后，张、杨积极准备“兵谏”，但行动十分谨慎，“兵谏”计划只向他们最信赖的极个别高级将领作了透露，在表面上他们不动声色，一切如常。12月9日晚，张、杨在城内易俗社戏院举行戏曲晚会，招待南京来的文武大员欣赏著名演员王天民等人演唱的地方戏秦腔。剧场内名角荟萃，好戏连台，观众兴高采烈，却不知此时剧场外发生了一场虚惊：这晚9时，孙铭九奉张学良命带人乘车去临潼，检查路上是否有学生去临潼请愿，如发现有学生去一定要劝说回来。孙铭九要出发时，十七路军特务营长宋文梅到东城门楼看孙铭九，见孙带着手枪，城门下有几辆满载全副武装士兵的汽车，准备出发、宋问孙去哪里?孙简单地回答说：“去临潼。”宋误以为孙是去临潼捉蒋，便急忙回到绥署向王菊人作了报告。王立刻前往剧场请正在陪南京大员看戏的杨虎城马上返回新城，报告说东北军已开始行动，孙铭九已带人去临潼捉蒋。杨听到上述报告后，立即命令旅长赵寿山以演习为名派兵包围易俗社。并做了其他军事行动部署，等得到临潼方面动手消息后，即按原分工在城内开始行动，扣留蒋系大员。杨布置完后，仍回剧场看戏。至晚10时，仍听不到动静，又见张学良也来看戏，于是杨一面令人继续点戏，拖延时间，一面令王菊人迅速查明情况。晚11时后，宋文梅回来报告说东北军没有行动，孙铭九已回家睡觉。误会解除了。王菊人等急令收兵，并报告了杨虎城。结束了一场虚惊。招待演出至深夜1时许才结束。
事后，杨虎城向张学良讲了9日晚间这场虚惊的情况，并说：“近日情况，学生、市民、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大部分中下级军官对蒋是愤恨的，他们的情绪很激动。扣蒋时间，不能再迟了，万一我们对部队控制不了，发生骚动，那更危险。”③张学良也有同感，张还了解到蒋近日曾召开军事会议，没让他参加，蒋鼎文又暗示蒋介石要他交出军权。蒋孝先也猖狂地让黎天才转告张学良：如不愿意担当西北的剿共任务，就请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如若愿意干，就好好干。张学良听到黎天才汇报后十分生气地说：蒋孝先这小子太狂了，他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12月10日，张、杨二人经过研究一致认为，时不待人，决定当天做好准备，第二天夜里(实际是12月12日清晨)行动。
12月10日晚上，张学良亲自驾车只身一人来到新城杨虎城公馆，与杨研究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安排“兵谏”行动，至深夜1时才离开新城。张、杨研究与安排的结果是：
一、军事方面：豫西地区的中央军部队不足10万，分散在郑州至潼关一线。如果蒋介石被扣留，豫西中央军没有立即集中向陕西进攻的可能。届时必须确保潼关这个隘口，争取时间把分散在陕西及陕甘边界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集中到西潼路上，时间约需5天左右。迅速占领潼关的任务，只有使用驻在大荔一带的十七路军四十二师冯钦哉部，无其他任何部队可用。同时，请红军派一部进入商雒地区，确保潼关右侧安全。估计红军到该地区约需10天左右时间，但商雒一带既无中央军，红军又行动迅速，熟悉该区地形，并有群众工作基础，完全适宜担任商雒地区的防务。此外，令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八旅暨洛阳军分校东北军军士大队占领洛阳，迟滞中央军西进。对已进入咸阳的中央军万耀煌部(2个团)，由十七路军警三旅将其包围缴械。兰州方面，由于学忠五十一军固守，并商请红军派一部兵力进出甘肃西兰公路，以牵制胡宗南部等中央军，使其不敢向陕西进逼。如此部署，则可背靠红军，南凭秦岭，保障关中。汉中只有蒋系王耀武、李及兰两个师，只需扼守宝鸡一带即可对付，所受威胁不大。由于蒋介石被扣留在西安，南京势必有所顾忌；也由于万福麟部、宋哲元部和韩复榘部陈兵于平汉、津浦两线，威胁着陇海线，估计南京当局不致于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更不敢贸然孤军深入陕西，这样有利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集结做有效的防御。
二、政治方面：“兵谏”的目的在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估计会得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和四川刘湘的支持。由于路途遥远(特别广西的李、白)，难以取得他们军事上的直接支援，但政治上的同情、声援也可壮大“兵谏”的声势。华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已表示愿以兵力支持，这较有力。至于山西的阎 锡山，至少可以保持中立，不至于以武力威胁河西和豫西。起事之后，可形成西北、华北、四川、广西联合起来与南京对峙的局面。逼使南京不敢武装进攻陕西，不得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召集有各方代表参加的救国会议，组织抗日联合政府。扣蒋后，蒋介石必须声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确保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现有地位，然后才能考虑释放他。④
12月11日，张，杨仍不动声色，一切如常。白天，张学良又去华清池与蒋周旋。晚上，张、杨在新城大楼宴请南京方面来西安的20多名军政要员。为安排好当天夜里的行动，杨两次去金家巷公馆与张碰头商量，在下午2时左右的一次碰头中他俩决定：12日上午6时在西安、临潼两处同时行动；为了侦察蒋的行动，凡蒋与南京和西安方面的通话，必须通过张公馆的电话总机，在行动前如发现蒋有察觉，或有移动，或有特务和其他方面向蒋告密等情况，可及时派两个加强连由西安驰往临潼扣蒋，如果从西安方面派兵来不及，即命令驻临潼的东北军刘多荃部火速执行扣蒋任务。商量后，双方分头进行准备。
蒋介石在12月11日照常召见、安抚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申斥那些他认为办事不力的人。这天下午6时，张的重要智囊人物、西北总部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被召至华清池。开始，蒋对黎极尽笼络之能事，他与黎握手后，让黎与他并肩而坐，温和地对黎说：“我一直把你看作同志，是我的学生，昨天我重加申斥了曾扩情(蒋的亲信，西北总部政训处处长)，革命者在任何环境中都不能被敌人软化，张副司令是何居心?”
黎毫不加思索地立即回答：“副司令对委员长居心无他。近来他抗日的主张是所属干部的情绪反映。”
蒋追问：“哪些干部?”
黎回答说：“东北军各级军官受百灵庙战役之刺激极深，人人有奋起抗战的热忱，曾义正词严地对副司令有过表示。”
蒋说：“我不相信。这是共产党代你们制造的假空气。如果真有这种情绪，九一八后随时都可以和日本人拼命，何以闹到今天这种局面?”
黎说：“副司令负国难家仇，为环境所迫，今天也有所进步了。”
这句话激怒了蒋介石。他厉声问：“进步了?这是什么意思?把共产党引到西安来就叫做进步吗?共产党的刊物(指《文化周刊》)可以在西安自由发行，西安的报纸可以随便批评我。我走遍全中国，没有一个省份的报纸批评我。不想在我最相信的部属管区内居然有此现象。就连韩复榘、宋哲元也都还尊重我。除了上海租界可以发现共产党的秘密宣传品，全国任何地方都无此现象。西安管制宣传、检查邮电是谁负责?”
黎回答：“副司令命我负责的。”
蒋一听火冒三丈，面红耳赤地斥责黎说：“把好好的一个西安城闹得这样乌烟瘴气，你替谁负责?负什么责?你回去告诉张副司令，马志超下令开枪打学生是执行我的命令，被打的不是学生是共产党，起码也是共产党利用的坏分子，谁要说打得不对，请来向我讲理。”
蒋问黎：“听说被驱逐出境的高崇民又秘密回来了，是吗?”黎答：“不知道。”蒋又问：“这伙勾结共产党为非作歹的是哪几个留在西安，是不是都住在张副司令家里?”黎仍答：“不知道。”
这时，蒋发怒道：“不知，不知，尽是不知!你不知我知，我倒可以供给你一点情报”，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单说：“这里有张名单，你看看，我愿意听取你的意见，对这批反动分子该怎么办?”
黎天才接过名单，一看上面有高崇民、应德田、孙铭九、栗又文等10人左右。黎想了一想对蒋说：“这几个人有的我认识，有的不认识，据我所知，都不是共产党，可不可以把他们送出去读几年书?”
蒋没等黎说完，就打断黎的话，大声斥责说：“这完全是老官僚的办法，又是奖励坏分子的办法。按照你的办法，谁想出国读书，先与共产党勾结发行刊物，以抗日为名骂我，就可以如愿以偿。想不到你竟糊涂到这种地步。前天张副司令对我说，他可以作两方面的代表，真是古今中外的大笑话，一个人可以作两方面的代表吗?他的脑子为恶化分子搅乱了，你劝他清醒清醒，一个人绝不能代表两个方面。”
蒋平静下来，继续说：“黎同志，要知道今天不是对人的问题，是对事。我所作所为要对四万万五千万人负责，国家大事，不能儿戏。国民党五十年革命历史，当前面临严重关头。”说到此，蒋站起来，朝西安方向指着说：“你看西安城有赤色恐怖，老百姓都在那里发抖，你们做得好工作!我从来没把你只看成是张学良的部下，而把你看作我的同志和学生。我现在是以耶稣基督的精神住在这里。”接着又坐下问黎：“你们和十七路军不是误会很深吗?现在怎样了?”
黎说：“都在委员长领导下服务，有什么误会可言?”
蒋说：“在我领导下?哪个听我的领导?明白对你说，打不完共产党，就谈不到打日本。国家力量在我手里。你们附和共产党的宣传阴谋是对国家严重犯罪。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
黎回答说：“委员长在南昌常讲(剿共)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时至今日，情势不同了，应该九分政治才行，一分军事便够了。绥东敌方既已开始行动，我们应该有整体的应战计划，(西安)飞机场停了那么多飞机，都应该开到绥远前方去。”
这些话更刺痛了蒋介石，他咆哮起来，说什么：“你的说法同前天张汉卿同我讲的如出一辙，不知是你受了他的影响，还是他受了你的影响?我对你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顶天立地做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假设还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就应无条件地服从我，忠实于我。”接着他长篇大论地讲起来把领袖当作父母，要和侮辱领袖的拼命，并絮絮叨叨地说他当年在陈炯明处是如何维护孙中山总理的，还说：“今天的话都可以回去告诉你们的副司令。”⑤
黎天才见蒋已摊牌，亮出了黑名单，要张学良“回头是岸”，而且神态失常，觉得再谈无益，便起身告辞。黎走到华清池门口，恰巧张学良乘车到达，两人互相点头会意。
张学良此时来华清池，是应邀参加蒋介石举办的晚宴。先后来到的还有蒋鼎文、陈诚、朱绍良、卫立煌，陈继承等。蒋在晚宴上宣布了他的新的“剿共”军事计划和对蒋鼎文、卫立煌、陈诚的新任命。宴会结束后，张学良陪这些南京大员赶往新城大楼，参加以他和杨虎城名义举行的招待宴会。张学良亲自开车，他对同车的陈诚等人一语双关地开玩笑说：“我开车的技术不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翻车，你们几位的命运都在我手上了。”
新城大楼的宴会晚10时结束后，张、杨留下最后商定按原计划行动。杨虎城郑重向张表示：“坚决拥护并服从张副司令指挥。”张学良则说：“成功了大家共享，失败了我个承担”，接着他鼓励杨虎城一番，并说：“我总指挥，你副总指挥，指挥部就设在新城。”⑥之后，他俩分头做最后准备。
张学良从新城大楼回到金家巷公馆，正式向他的高级将领们宣布“兵谏”计划。这天晚间，东北军除何柱国军长未找到外，其他高级将领于学忠、王以哲、刘多荃、缪澄流、董英斌等均到会。张学良用沉痛的心情对他们说：“我今天把大家找来，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咱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不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究竟是谁不抗日呢?到现在，罪名却由咱们背上了。我屡次请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的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先安内后攘外’尽给日本造机会等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训骂。最近我在洛阳痛切陈词，请求准许东北军去察绥支援打日本，他骂我是反革命。说什么他就是革命，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国反革命。骂共产党不要父母，说我也不要父母；骂共产党不要祖国，说我也不要祖国。在临潼拍桌子骂我，说：‘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逼得我连话也不能说。现在死逼着东北军继续去打内战‘剿共’，不听他的命令，就调咱们到福建去。实在逼得咱们没办法了。我现在已与杨主任商量决定把他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说到这里，张问大家有无意见?当场无人发言，只有于学忠一人问：“第二步怎么办?”张说：“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接着，张当着众将领的面向被召唤进来的孙铭九发出捉蒋指示，说：“孙营长，我令你跟白风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当心!”张郑重地嘱咐孙铭九：“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他逃跑了。”张问孙铭九：“你的卫队营，准有把握吗?”孙满有信心地回答：“有把握!”张继续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说不定了”，又严肃地说：“若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孙铭九敬礼回答说：“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不然我就不回来见副司令啦!”⑦此前，张学良把防守华清池的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召至城内金家巷公馆，向他布置了捉蒋任务，要他捉活的，绝对不许把蒋打死!
张学良除向其高级将领作动员外，还向他的几位亲信幕僚宣布了“兵谏”决定。这几个人是应德田、黎天才、卢广绩、洪钫。⑧之后，张就带着这些文武要员前往新城杨虎城公馆。缪澄流被留在金家巷张公馆坐镇。
杨虎城12月11日晚招待南京要员的宴会结束后，派汽车把赵寿山接到他的官邸，接着又把孙蔚如(三十八军军长)、李兴中(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等也找来。此前，孔从洲、宋文梅已在新城。杨领导这些将领进一步研究和落实了西安城内的行动计划，并对“兵谏”后面临的一些迫切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初步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事，主张成立抗日联合政府(包括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在内)，行政院长不主张蒋兼任，主张以宋子文为院长。改组方式，采取救国会议通过，而不能像过去由国民党一个党决定。对于救国会议的组成，拟照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之精神办理。(二)为打破蒋介石一手把持的局面，各省行政拟采用分权制，各省成立救国会议，行使相当于议会的职权，产生省行政机构，推定人选。(三)西北成立军事联合指挥机构，暂负责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将来移归联合政府。(四)陕北行政人员，在红军区域内部，先撤消原来邵力子委派的亲蒋的县长以上人员，更换为亲共至少是不反共的人员，职权暂时不变；俟人心安定后，除八十四师高桂滋、八十六师高双成防区外，其他地方概由共产党派人接充县长，但仍受陕西省政府节制，对共产党和红军要以友党友军看待。”⑨此外，还讨论了“将来红军的指挥关系”、民众训练、军费筹措以及民生日用品来源等问题。
午夜过后，张学良一行十余人分乘几辆小轿车来到新城。张进门见到杨后开玩笑地说：“把我们都交给你了，你看怎么办?”这时十七路军的将领们也在场，孙蔚如在旁笑着答道：我们向来是不出卖朋友的!杨请张到西客厅落坐，把他们方才研讨的几个问题简要地告诉张。张说：这些办法都是对的。
蒋、杨此时还指定黎天才、卢广绩、高祟民、王菊人、应德田等起草通电稿，阐明这次行动的宗旨和主张，准备扣蒋后向全国发出。这些人就通电的有关内容进行了讨论：
“(一)对这个事件应怎样称呼?有人主张叫‘一二一二’革命运动，有人主张叫双十二抗日革命动动，名称定不下来，号外、通电无法拟稿，时间又刻不容缓，后来研究用‘兵谏’二字，大家觉得合适。
“(二)关于八项救国主张的商讨。在两广发动反蒋军事行动时，杨曾派他的秘书蒲子政去见韩复榘和宋哲元，当时经过商量提出了三方一致同意的六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释放一切政治犯；(4)开放民众爱国运动；(5)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6)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那时，准备在反对蒋介石武力进攻两广、赞同两广抗日主张的通电中列入。由于张学良当时滞留上海，通电未及发出，两广事变就被蒋介石分化、压制下去了。现在。十七路军方面又把这六条提出商量。大家对这六条均无异议。后来觉得这是一个爱国运动，对于沈钧儒等人须积极营救，便作为第三条列了进去。对于后来公布八项主张的第七条大家商量较多。因为估计到南京政府要给我们戴个‘赤化’帽子，以此在国内实力派中孤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同时国内各实力派也必然注意到我们同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就加了‘遵守孙总理遗嘱’一条，以表明这是国民党范围内的事，以防止南京政府的造谣，也有利于争取国内各实力派的同情。”⑩在大家研究讨论基础上，由黎天才拟通电稿，再经大家讨论修改，于12日捉蒋后向全国发出。
① 《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975页。
② 参见张玉孙：《华清池之旅》。台湾《革命文献》第95辑，第323页。
③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1986年版，第154页。
④ 见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
⑤ 《黎天才自传》。转引自张魁堂：《挽救危亡的史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170页。
⑥ 申伯纯：《两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页。
⑦ 孙铭九：《临潼捉蒋》。《四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218页。
⑧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2—93页。
⑨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
⑩ 王菊人 《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152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