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举国震惊 7.1 南京分化
李义彬
国民党历来是个派别林立、内争不已的政治集团。蒋介石背叛革命、建立起南京政权后，依靠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采用政治分化、军事镇压和金钱收买等手段，在接连不断的新军阀混战中，先后战胜了一个个对手，牢牢控制了南京政府。西安事变爆发时，蒋既是国民党党魁，又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最高统治者被扣留在西安，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举国震惊。国内的各种政治力量、各个党派从其不同的地位和利益出发，对西安事变做出了不同反映。
蒋在西安被扣，南京统治集团群龙无首，乱成一团，在如何对待张、杨和营救蒋介石问题上，出现了和、战两派的分化。南京最早得到西安事变消息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何后来在谈到他得知事变消息的具体过程时说：
“我在南京，首先获得这个消息，是从路局方面得来的。先是十二日上午九时起，西安的电讯忽然中断，当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从路局方面传来的讯息，说西安方面可能发生了兵变。因为是日上午九时左右，有部队军官去对站长说，车子要听他指挥，不能随便开驶，由此获知西安确实发生了不寻常的事件。不过，这时候，外界还不知道西安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当时电讯、交通的困难，我也只有一面发电前方查询，一面等待情况进一步的了解。原来张学良东北军所属炮兵第六旅旅长黄永安，率同第十七团团长叶筱泉，驻在洛阳。由于洛阳地位，适当潼关东西要冲，又为我空军重要基地，所以张学良在发动变乱之初，十二日清晨，即急电黄旅长，嘱其立即劫持洛阳中央银行，指挥洛阳军分校东北籍军士教导大队长赵云飞，协同袭击洛阳军分校及航空分校，封锁洛阳机场不准有一架飞机起飞。黄旅长于接到张电报后，深明大义，不但没有举动，而且持电立即晋谒洛阳军分校主任兼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表示愿意服从中央。
“祝绍周接获这个报告，为争取制敌机先，立即先电知驻咸阳之万辉煌军(万耀煌本人当时已在西安被扣)，回军西安，并令原驻洛阳之樊崧甫军第二十八师董钊部，立即进驻潼关，以扼陕省咽喉。
“我于中午后，接到祝绍周第一个电报报告，原电云：‘限即刻到，分送南京何部长、朱主任钧鉴：密。(1)西安发生事变，真相不明。(2)委座在西安、在临潼，尚不明了。(3)顷处置如下：(甲)已通知万军长，由咸阳回军西安，协同樊军，听候命令。(乙)已通知樊军由洛阳将主力西进，协同万军听命。(丙)飞机全部飞西安侦察并处置。(丁)请钧座飞洛坐镇。职祝绍周呈文已参印’。
“其后，据空军侦察报告：西安城门紧闭，城市军队甚多，且时有枪声，城外正赶筑战壕及防御工事，临潼道上军运频繁，而蒋公驻节的华清池，却暗焉无人。
“接着，又接到驻洛阳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文已参战秘电，除报告张学良致炮六旅黄旅长电令外，并称：‘西安电话线业已断绝，恐有事变。除以二十八师集中潼关，对西警戒侦察外，甫并亲率七九师二三七旅续进，其七九师主力，仍在巩洛路警护，乞速应机处理，加派部队来洛阳，为盼’”①
何应钦得到西安发生事变消息后，及时电告当时在上海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电文说：“据报今晨九时驻西安之一○五师叛变。至十一时西安临潼间有极密枪声。委座昨晚在临潼，今日驻节何处尚未查明，已派飞机前往侦察”。何在电报中还对孔讲：“此事变汉卿是否与闻，固不得知，惟据报驻洛之炮兵黄永安旅曾奉汉卿密电，令其派兵看守洛阳机场及各银行。”何接着表示：上述情况“若果属实，殊堪忧虑也。”②
当天午后，张学良、扬虎城的八项主张通电传到南京。尽管张、杨在通电中明确表示要保证蒋介石的人身安全，但许多人仍表示怀疑。南京一些政要人物纷纷给何应钦打电话，询问事变真相；陈果夫、张群、俞飞鹏亲自跑到何的住宅查问消息；而丁惟汾、居正、叶楚伧、张厉生等则在家中等候何的电话。③社会上关于蒋介石死活的谣传更是五花八门，不胫而走。
当晚8时左右，何应钦给在上海的孔祥熙打电话，除报告他得到的西安最新消息外，并推断蒋介石可能已进入西安，“且已遭遇某种程度的危险”。他请孔就近转告当时也在上海的宋美龄。
蒋介石被张、杨扣留在西安，南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一。12日晚，一些国民党要员在何应钦家中议论此事时，分歧已显露端倪。当时在场的冯玉祥在当天日记中记载：
“到何敬之(应钦)家开会，即谈话：
一、协和(李烈钧)主张安全介石为主。
二、陈璧君主安全。
三、陈公博亦然。
四、朱益之(培德)主打。
五、何敬之主打。
六、叶楚伧主打。
七、戴季陶主打。”④
冯玉祥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早起后，同协和先生说，张文白⑤先生来谈，均为介石被扣，大为忧虑，研究很多时间，亦无确实办法。
文白说，蒋夫人⑥希望和平，孔庸之⑦亦望和平。文白自己亦望和平。
午后三点，在中央开联席会议。
一、何报告，[据]飞机之报告，西安城外似有小战，长安东、西门均闭，南、北门开。
二、孔庸之报告财政情形及现在政情，并希望能以和平解决。
……
五、林主席⑧说：讨伐令不可下。
六、何应钦主下讨伐令。
七、戴季陶先生讲话极多：甲、张学良会见毛泽东。乙、日本无人当家的。
八、孔庸之又说：甲、张联共抗日可商。乙、杨虎城态度未明。丙、主张缓和。丁、端纳已去事。
九、吴敬恒⑨先生说：甲、表面是抗日不成。乙、蒋是真抗日。丙、为介石安全须速兵去。丁、设法去人。戊、须要担的[得]住错。”⑩
可惜冯玉祥日记中的这些记载过于简略，不能把他们分歧的具体情况和争论的细节详细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但它还可真实、鲜明地帮助我们窥见这些南京政要们西安事变后在和、战问题上的立场和分野。孔祥熙后来撰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把12月12日午夜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联席会议上两种分歧意见做了归纳和概述：
“甲说：谓张杨此举必有背景，且必有助力。其背景与助力，在内为不尽悦服蒋公之疆吏与将领，如山东之韩复榘，广西之李济深，甚至河北之宋哲元，四川之刘湘 ，皆可引为同路；在外为垂竭待尽之共产党徒，甚至如第三国际之苏联，皆可暗中联络。张杨既藉此背景助力，出以劫持统帅。则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中央既不能曲从其独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昔项羽囚太公，汉高不屈，而太公卒；清廷囚郑父，成功不屈，而郑公*死，此中关键，因须审慎 ，然千秋后世，终必赞果断而贬屈从。故中央对策宜持以坚定。况蒋公安全尚不可知，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张杨以弱，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此说，辞旨严正，考试院长戴季陶实主之。
乙说：对于甲说之揣测虽不否认，但不信学良之通电将发生若何之效力。且谓蒋公抗日、早具决心，凡在帷幄，均所熟知。张杨此举，如真只以抗日为范围，则在国策上，只有时间上之出入，而非性质上之枘凿，此中已饶有说服余地。况张氏既有保证蒋公安全之电报，自须先探蒋公之虚实，再定万全之决策。如即张挞伐，无论内战蔓延，舆情先背，而坐视国力。益以外患，国将不国，遑论纲纪?”⑾
冯玉祥的日记、孔祥熙的回忆录，真实地再现了事变刚刚发生后南京统治集团内部在如何营救蒋介石问题上发生的最初分化。以何应钦、戴季陶为代表的讨伐派，在“维护国家纲纪”旗号下，不顾蒋介石死活，极力主张对西安立即进行武力讨伐；而宋美龄、孔祥熙和冯玉祥、张继、李烈钧、张治中等则主张为保证蒋介石安全，对西安不宜立刻诉诸武力，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
这两种主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和要求。英美帝国主义为维护其在华利益，不愿意中国的内战扩大，希望南京与西安方面通过和平淡判使蒋介石获释；日本帝国主义竭力反对南京当局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中国内战的扩大自然对其灭亡中国提供有利机会。
① 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台湾1984年4月2日版，第20—24页。
②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③ 见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台湾1984年4月2日版，第24页。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四册，古籍出版社版，第847—848页。
⑤ 即张治中——著者。
⑥ 即宋美龄——著者。
⑦ 即孔祥熙——著者。
⑧ 即林森——著者。
⑨ 即吴稚晖——著者。
⑩ 《冯玉祥日记》第四册，古籍出版社版，第848—849页。
⑾ 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117—118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