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讨逆”恶浪
李义彬
12月12日午夜，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除两会成员出席外，南京政府的五院院长和各部会负责人亦列席会议，与会者共约四五十人，由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丁惟汾和政治委员会的于右任主持。会议举行时，西安事变才刚刚发生十几个小时。此时的南京，只见到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通电，对西安方面的许多情况尚茫然无知，特别是蒋介石是死是活尚无确实消息。在此情况下，一些与会者主张不要匆忙做出惩罚张、杨的决定；可是讨伐派在会上以“维护纲纪”为名，极力主张立即惩处张、杨，派兵讨伐西安。就在这两种主张互相争辩，至午夜2时仍作不出决定时，戴季陶忽然站起来，“他的神态简直像疯狂一般，他大声疾呼地主张讨伐，他激昂地说，现在委员长吉凶未卜，若是不幸而为凶，则我们还去和叛逆妥洽，岂不是白白的上了他的当，乃至将来无法申大义而讨国贼，若是委员长还是安全的话，则我们用向绑票赎票的方式救出来，则委员长又将何以统帅三军，领导全国?现在我们只有剑及履及的讨逆，才能挽救主帅的生命”。他还对与会者说：“我要警告大家，若是今晚我们中央不能决定讨逆的大计，明天全国立刻大乱!政府也垮了!大局无法收拾!我们何面目以对总理!何面目以对蒋先生!”①在他的鼓噪和煽动下，讨逆的主张一时在会上占了上风，紧急联席会议做出了如下决定：
一是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会议攻击“张学良背叛党国”，决定对“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②同一天，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代理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联合署名发表的“国民政府令”，宣布了这一决定，并诬蔑张学良“劫持统帅，妄作主张”，“形同匪寇”，“违法荡纪”。③
二是任命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职务。鉴于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被扣西安，不能行使行政院院长职务，联席会议决定“行政院由孔祥熙副院长负责。”④12月13日公布的第952号“国民政府训令”，公布了这项决定。
三是调整军事指挥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蒋介石担任，阎锡山和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如今委员长不能到职视事，理应由副委员长代行委员长职务。冯玉祥当时就在南京，可是由于他不是蒋的嫡系，且长期与蒋闹矛盾，蒋的亲信们是绝不会把军事大权交给他的。因此，联席会议决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由五人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明确规定“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⑤。联席会议召开前在何应钦住宅酝酿此事时，戴季陶就提议“军事归何应钦管”。冯玉祥当时就表示反对，他说：“不成，参谋总长是军令机关，而军事委员会尚有办公厅主任。”据何应钦回忆，当冯玉祥的意见被蒋的亲信们否决后，“拂袖而去。”⑥
非常明显，蒋的亲信们是绝不会把军事大权交给冯玉祥的。正如国民党统治集团核心人物之一的陈立夫后来说：“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蒋先生掌握全部军权，副主席有名无实，类似副总统。通常，冯玉祥没有任何权力。照理说，蒋先生被关在西安，应该指定冯玉祥接任。但是，怕他利用这一位置制造麻烦”，所以才“组织一个委员会”。何应钦被委任全权负责，指挥军事行动。⑦蒋的亲信、复兴社骨干分子刘健群也坦率地说：由谁来控制军事委员会，这事关“革命历史，是党国大计，千万不能有一分一步的差错!”他认为，军事委员会的实权一定得掌握在蒋介石及其亲信手中。刘健群很欣赏并称赞朱培德的做法，他说：“当年朱培德奉委员长命，主持军委会事务。他的办法是大事请示委员长，小事去问林主任(林蔚文系办公厅主任，保有委员长的私章)。他本人是中道而行，百事无涉。”刘健群接着说：“当然像冯玉祥这个副委员长，更是等于有名无职，自然应该是空空如也，安安如也。他本人也不是不知道。”⑧
当年担任黄埔军校总教官、现为军政部部长的何应钦，是南京武力讨伐派的代表。他的主张，当时得到了以三民主义力行社为核心的黄埔系的支持。这些毕业于黄埔军校，以蒋介石为靠山的少壮军人，听到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的消息，如丧考妣。他们把营救蒋介石出险的希望寄托在当年的老师何应钦身上。力行社前任书记长贺衷寒代表该组织向何应钦表示：“在蒋蒙难期间一致拥护何为领袖，服从何之命令，集中一切力量营救蒋介石。并要求何给其部队番号，由复兴社派员成军成师，另拟什么苏、鲁、皖、浙、赣五省联防计划，以备万一。”⑨
当时担任力行社书记长的是邓文仪。他12日下午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消息后，特别担心张、杨会同中共用飞机把蒋送往新疆或苏联。他感到“事不宜迟，非要立即动员不可”，“不仅地面要包围西安，就是空中也要空军去监视封锁”。邓文仪认为“事态紧急严重，必须争取时效”。可是当时调兵遣将无人负责，他便“冒昧做主，以力行社书记长名义，发了两封急电，一给驻陕西汉中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告以领袖蒙难，塑他即率部到咸阳，与第十三师(万耀煌师长)会合，围攻西安；另一电报给驻防潼关与洛阳之间的廿八师师长董钊，要他迅速占领潼关应付变乱。”⑩王耀武、董钊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董钊与邓文仪是黄埔一期同学；王耀武是黄埔三期学生，邓文仪曾担任黄埔三期学生区队长。
当晚8时，邓文仪在南京明瓦廊主持召开力行社全体干部会议，出席者30余人，商讨对西安事变的对策。首先由邓文仪“说明开会宗旨，戴笠、郑介民相继报告所知的西安情况，并说张、杨有通电发出，似乎领袖与中央随从之军政要员皆已失去自由。”会议围绕如何营救蒋介石，怎样稳定局面以及如何平定事变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桂永清与潘佑强对军事应变部署”发表意见，“强调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为即刻协调陆空军，包围西安，用实力和行动监视张杨叛军，迫使其觉悟，维护蒋公安全，并早日使蒋公安返南京。”“讨论时贺衷寒态度表现最积极。”⑾
力行社当晚的干部会议，做出了五项决定：“(一)总方针：营救领袖，安定后方。(二)建议政府请军政部何部长应钦指挥应变军事行动，迅调(南京)附近陆军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与空罕前往西安营救领袖。(三)通告各级组织及全体同志对领袖在西安蒙难应全体动员，集中一切力量，为‘营救领袖，安定后方’而奋斗牺牲；各地方秩序尤应协调军政宪警切实维护，……(四)以黄埔陆军官校毕业同学名义发表通电。(五)用各种方法团结国民党及三军，为营救领袖安定后方奋斗。”⑿
会后，他们以黄埔军校毕业生和青年将领名义接连在报纸上发表致张学良公开信、通电和告民众书，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12日午夜紧急联席会议的决议，大肆攻击张学良“劫持领袖”，破坏统一和安定，竭力鼓吹对西安立刻实行武力讨伐。
这些以力行社为核心的黄埔系青年军官，是以何应钦为首的南京讨伐派的骨干力量。
西安事变爆发时，在陕甘一带的中央军数量不很多，且驻地较分散。实际情况是这样：樊崧甫部第四十六军，在洛阳与潼关间护路，防地广阔，兵力不足；万耀煌的第十三师，刚刚由内地开到咸阳，准备移驻陕南。万耀煌本人在西安被扣；胡宗南、孔令恂、毛炳文、关麟征各军分驻陕西西部和甘肃东部，进攻陕北红军。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后，何应钦耽心这些部队被张、杨的军队和红军各个击破，13日上午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电令当时在海州巡视的刘峙绥靖主任，迅即抽调在河南与苏北的绥靖部队一部，开赴潼关，以增厚东线兵力，运输车辆，可径与郑州铁道运输司令钱宗泽接洽。到达潼关后，可与樊崧甫军长商洽，设法与驻在大荔的西北军冯钦哉保持联系，并派员速赴咸阳、盩厔一带，与万耀煌师取得联络。
(二)电令在武功、盩厔附近之万耀煌师停止南移，集结兵力，对西安方面施行警戒；并另电令毛炳文军长率部前来增援，俟毛军长到达后，该师即由毛军长统一指挥。
(三)电令胡宗南军长，转令毛炳文军长速率部退至武功、盩厔一带，增援万耀煌师，到达后即兼指挥万师，协力巩固此一地区之防务；同时令胡军长率第一军，与孔令恂、关鳞征两军，迅速转进于宝鸡、扶风一带，集结待命，并与毛、关两军，切取联系。
(四)任命钱宗泽为铁道运输司令，调度陇海、津浦、平汉三路车辆，从事军运，并函铁道部转令各路局遵照。”⒀
何应钦在戴季陶、吴稚晖，叶楚伦等人支持下获得军事指挥权后，迫不及待地在自己家中开始筹建“讨逆军总司令部”。他“临时抽调若干亲信干部担任各级幕僚，以军委会铨叙所所长林蔚任参谋长，军委公高级参谋徐培根为参谋处长，以参谋本部第一所第三处处长钱贻士主管后方勤务等等。据林蔚说，何应钦率上述主要人员对西安军事部署，三天三夜未曾合眼，其兴奋程度已达最高点。何估计蒋在西安凶多吉少，被杀的可能性极大。如蒋被杀害，何将继承蒋的地位；如以武力将蒋从西安救出，则何功绩第一，真是两面都把握便宜。”⒁12月14日，何应钦对被他派往潼关前线的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得意地说：“这次西安事变，名义上是张学良、杨虎城干的，实际上是共产党策动的，我们和共产党斗争过多年，共产党人的厉害你们是知道的。委员长这次被扣，能否保安生命、能不能回来，很成问题。中央昨天开会，对张、杨的叛变，已经决定讨伐，外命我负责指挥军队。黄埔军校系统的军队，是国民政府的重要支柱，只要你们同学——尤其是带兵的将领，能—致团结起来，是可以应付这个局面的。”⒂显然，他是想依靠黄埔系的支持把持南京的军事大权。
南京的“讨逆”军事行动，从抢占潼关开始。前面已经讲过，西安事变刚刚爆发，驻在洛阳的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就奉命派他的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率部西进，当天即进占了军事要地、进入关中的门户——潼关。接着，力行社的重要骨干、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长桂永清，不顾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的反对，在何应钦支持下率教导总队“勤王救驾”。教导总队共12600人，有步兵3个团及骑兵、炮兵、工兵、辎战车等5个营，相当1个甲等师的兵力，完全是德国装备。13日，桂永清率部从南京浦口登车，沿津浦路北上，再转陇海路西开，16日到潼关以西的华县，18日进入渭南。22日，桂永清派2个团向赤水河西岸的东北军阵地发起进攻，遭到东北军一○五师第二旅和第一一二师的迎头痛击，被迫停止军事行动，与东北军形成对峙局面。
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推何委员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何应钦12月17日在南京宣布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职。他随即任命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为东路集团军前敌总指挥；任命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拟定的作战方针与要领，概要如下：
“第一，作战方针：讨逆军为迅速击灭叛军，营救蒋委员长出险，应乘共军部队尚未与张、杨会合之前，由东西两路，向西安夹击，一举捕捉张、杨叛军主力而歼灭之；同时以有力一部，在潼关、华阴间，渡过渭河，向三原、耀县地区挺进，迂回至西安侧背，以遮断叛军向陕西逃窜之路，并相机阻击南下之共军。
第二，作战要领：分为东、西两路，说明如下：
东路集团军已经到达战场之樊崧甫、桂永清等部，协同冯钦哉之一部，藉空军之联合作战，向渭南、西安进迫外，其在豫、鄂等省之李默庵、宋希濂等部⒃，亦陆续动员，向潼关输送；并饬樊部在华县以北，择地在渭河架桥，以便派部队渡至渭河北岸，会同原在该处之冯钦哉部，向三原、耀县间，迂回挺进。
西路集团军仅有万耀煌第十三师驻在咸阳，而万本人又被困西安，乃饬该师暂在原地固守待援。此时最须考虑者，为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等部，事变前追击共军，与张学良部并肩作战，到达陇东预旺堡等地区，正面与共军相对峙，右翼与张学良部接邻，而左侧背则为甘肃境内之于学忠部，已在兰州叛变，因此胡宗南等部在三面包围态势之下，处境颇为危殆。当时曾有三个考虑：(1)迅速钻隙南下，在咸阳、宝鸡间集结，会合万耀煌部，形成西路军主力，向西安夹击；(2)就近先击破于学忠部，占领兰州，俟宁夏部队加入西路军后，再策划尔后之作战；(3)向北转至宁夏，至包头乘火车，沿平绥、平汉铁路，输送至郑州、洛阳，加入东路军序列。以上三案，经缜密研究后，决采用第一案。当即电令在陇东各军，统归胡宗南指挥，迅离脱离敌人，南下集中，次日即接胡宗南复电，可于五日内集结完毕；嗣该军等顺利南下，未遭叛军阻挠，如期到达目的地。
空军方面，令空军司令毛邦初，派大队机群飞往西安上空，及各重要地带，作恐吓飞行，一以动摇叛军军心，一以侦察叛军情况，必要时，投掷少数炸弹，或炸毁桥梁、道路，以阻滞叛军行动。”⒄
在具体实施上述作战计划时，何应钦把东线作为重点，其兵力部署是：以董钊的第二十八师、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阮肇昌的第五十七师、樊崧甫兼的第七十九师及炮兵第一、第五两团的主力和一个工兵团为骨干，担任正面，沿陇海路两侧直攻西安，统归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指挥。从侧翼担任策应任务的有李默庵的第十师、刘戡的八十三师，由潼关开往雒南，进取兰田；驻汉中的王耀武第五十一师，取道子午谷，进至西安以南地区。此外，郑洞国的第二师、李必蕃的第二十三师集结于潼关附近，担任沿陇海路进攻的总预备队。⒅
讨伐派掀起的“讨逆”恶浪，顿时使内战阴云笼罩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上空，一场大厮杀成一触即发之势。
12月16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在任命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的同时，还任命于右任为宣慰特使，决定对西安实行剿抚兼施的策略。
于右任，陕西三原人。时任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因为他与杨虎城是同乡，在靖国军时代又是杨的上司，所以南京特派他作为特使赴陕，名为“宣慰”西北军民，实则对张、杨进行安抚、招降。于在南京受命后，接连致电张、杨，说他们“大错已铸”，已“处危城中”，劝张、杨“三思”，“恻然转念”，“觉悟”。于右任17日离开南京，19日到达潼关后，再次致电张、杨，要求允许他去西安进行“宣慰”，遭到张、杨的断然拒绝。杨虎城复电于右任说，西北军民断然不能接受南京当局加给他的“宣慰使”头衔，拒绝招降；只要于发表声明去掉这个头衔，以个人名义前往西安，定会受到西安各界的热烈欢迎。西安事变期间，于右任一直被张、杨挡驾在潼关，直到蒋介石获释后才返回南京。
① 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转引自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台湾1984年4月2日版，第32—33页。
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暨政治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记录》，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307页。
③ 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318页。
④ 同上书，第308页。
⑤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暨政治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记录》，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308页。
⑥ 何应钦：《西安事变的经过与善后》，台湾1984年4月2日版，第36页。
⑦ 《陈立夫与西安事变》，《团结报》第1340号，1992年9月26日。
⑧ 刘健群：《窥测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288—289页。
⑨ 康泽：《四安事变后南京情况》，《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270页。
⑩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湾实践出版社1984年版，第572—573页。又见邓文仪《西安事变与中国命运》，台湾《革命文献》第95辑，第369页。
⑾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湾实践出版社1984年版，第572—573页。
⑿ 同上书，第578—579页。
⒀ 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台湾1984年4月2日版，第42—44页。
⒁ 康泽：《西安事变后南京情况》。《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70页。
⒂ 宋希濂：《鹰犬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
⒃ 当时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驻苏州附近；李默庵的第十师驻河南信阳一带——著者。
⒄ 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台湾1984年4月2日版，第84—86页。
⒅ 宋希濂：《鹰犬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