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和平救蒋
李义彬
南京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宋美龄和孔祥熙，事变发生时都在上海。
12日，孔祥熙在上海收到何应钦从南京拍给他的电报和电话，得知西安发生事变。当天，南京有关方面还给他转来了张学良发给他的“震电”。张在“震电”中，除向孔陈述发动事变的苦衷外，还郑重表示：“弟爱护介公，八年如—日，今不敢因公害私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①孔祥熙见到“震电”认为，张学良除向全国发出通电，还单独给他个人拍发电报，这表明事变“尚有转圜余地”；特别是鉴于蒋现被扣在西安，蒋的安全完全掌握在张、杨手中，因此他认为万万“不能遽闭谈判之门”②。孔立即复电张学良，说：“顷由南京电话中告知，我兄致弟一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他在此电中没有严厉谴责西安事变，而是委婉地予以批评，说“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孔表示他愿充当张、蒋间的调解人，他对张说：“尊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③
宋美龄在上海获悉蒋介石在西安被张、杨扣留消息后，“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当时，西安电讯中断，“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蒋介石生死不明，各种五花八门的传说“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如坐针毡的宋美龄，急于弄清蒋介石死活真相，她决定亲自前往西安。在上海她物色到了一位十分理想的随行者——端纳。端纳，英籍澳大利亚人，原为新闻记者，辛亥革命前来到中国，后担任张学良的秘书，曾陪张游历欧洲。1934年初随张返回中国不久，又被聘为蒋介石的顾问。他与张学良和蒋介石都保持着友好关系，而且他对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颇表同情。张在多次向蒋诤谏连遭拒绝和斥责后，一次曾向端纳诉说自己的苦衷，端纳向张表示他将寻机向蒋做说服工作。如今蒋因拒绝张的抗日主张而被扣西安，他是一个十分理想的调解人。12日下午，端纳从宋美龄口中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欣然答应宋的请求，决定去西安探明事实真相。当天夜间，他随同宋美龄、孔祥熙由上海乘火车去南京。奉命同行者，还有与蒋、宋保持极为密切关系的励志社总于事黄仁霖。宋美龄派黄仁霖陪同端纳去西安，担任蒋同端纳谈话的翻译。
孔祥熙返京前，采取措施稳定上海的金融市场。当时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如果因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上海金融的波动，势必波及全国，从而招致人心浮动，社会动荡，不利于事变的顺利解决。13日刚刚由香港返回上海的宋子文被孔祥熙留下照顾上海的金融、市场。宋子文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14日他在上海对新闻界发表谈话，宣布：蒋介石在西安“绝对安全”，并说：“本人受孔财长之嘱托留沪，对于金融方面加以照料，目前市场尚称平稳，中、中、交三行对于外汇，照常无限制买卖。”④就在宋子文发表谈话的这天，上海的花纱一度上涨，但黄金、外汇始终平稳。第二天，花纱开始下跌，市场趋于平稳。总之，市场平稳，人心安定，这就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宋美龄、孔祥熙13日早晨到达南京，方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刚刚开过紧急联席会议，决定褫夺张学良的本兼各职，派兵讨伐西安，并已抢占了潼关。她当即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非健全之行动”。宋美龄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深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动员军队讨伐西安，……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于是，她“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⑤
宋美龄虽没有什么官职，也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只挂个航空建设会秘书长头衔，到南京后又“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但她以蒋介石夫人的特殊地位，为救蒋面对面地与讨伐派展开争辩，反对他们的主战主张。她向何应钦等“反复申述，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她强调指出：不如此，“战争开始之后”，蒋介石“不为其亲自统帅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被张、杨军队杀害。⑥为尽快探明蒋介石死活真相，她在还没有得到张学良复电同意的情况下，就决定派端纳立刻飞往西安。13日晨在孔祥熙住宅，何应钦竭力阻挠端纳西行，说：“没有人准备去西安，我们已命令讨伐。委员长已死了。”端纳当即反驳何说：“你说委员长死了，我说他没有死。没有弄清真相之前，你不能进攻西安。”⑦为避开何应钦的阻挠，端纳于13日中午悄然飞离南京。临行前，孔祥熙向随行的黄仁霖交待任务说：“你的任务是用你的眼睛，亲自看到委员长，亲眼看见。看见他之后，马上回来向夫人和我报告，你所亲眼看到的确实情形。就是这一点，不多也不少。”孔祥熙接着说：“如果委员长健康而安好，那么谈判之门，还是敞开着的。”⑧可见，宋美龄、孔祥熙派端纳和黄仁霖去西安，主要目的是弄清蒋介石死活真相，如果蒋确实活着，他们将坚持用和平方法营救蒋介石，结束西安事变。
宋美龄还对那些支持何应钦武力讨伐主张的黄埔系青年军官做说服工作。她让邓文仪转告力行社成员，不要坚持武力讨伐西安的主张，主战对蒋介石安全不利。她到中央军校发表演讲，强调“于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⑨
12月14日上午，根据宋美龄要求，孔祥熙在南京主持召开高级公议，研讨在军队讨伐前如何采用和平方法营救蒋介石。出席会议的有南京政府五院院长(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考试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长于右任)和中央党部的陈果夫、陈立夫、秘书长叶楚伧以及军政部长何应钦、外文部长张群和黄绍竑。据黄绍竑回忆：“与会者大多数都赞成和平营救，何应钦虽另有用心，也不好公然反对。戴季陶原来坚主讨伐，这次他在讨论未决的时候，退入休息室想了相当的时间，又走了出来，跪下向大家磕了一个响头。他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戴季陶的用意是很清楚的，这次他也不赞成单一的硬性的武装讨伐了，主张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果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黄绍竑回忆说：“会上有不少人同意他的意见。”⑩如果说12日午夜举行的紧急联席会议，是主战派的意见占了上风，那么这次高级会议，是主和派的意见占了优势。这对宋美龄、孔样熙等开展和平营救活动很有利。
孔祥熙被授权代理行政院长，在南京临时主政，把内政、外交大权集于一身，这对推行他的和平主张，最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回到南京后，根据了解到的各方情况，决定釆用“智取之法”营救蒋介石。具体说来，就是从政治、军事、外交等诸方面给张、杨施加压力，以“乱其心，孤其势，怵之以力，动之以情”，力求“兵不血刃”⑾地解决西安事变。
为孤立张、杨，极力拉拢地方实力派。30年代的中国，形式上虽已宣告统一，但实际上许多省份(特别是边远地区)仍由地方实力派控制，处于半独立状态。在西安事变前，这些地方实力派就已成为张、杨和南京方面互相争取的对象。因为这些地方实力派站在那一边，关系十分重大。蒋介石被扣西安后，孔祥熙十分耽心一些地方实力派站到张、杨一边，响应西安的行动。他13日早晨返回南京后，深感“当时蒋公情况不明，各省疆吏多感徬徨，尤以鲁、冀、桂三省态度，更可注意。”⑿为稳住各地方实力派，以孤立张、杨，他当即通电各省市。针对张、杨在通电中对蒋屈辱外交的揭露和批评，孔竭力为蒋辩解，说什么“中央同人,对于抗敌御侮，素具决心”，吹捧蒋介石“赤忱报国，主政中枢,秉此主张，艰苦奋斗，努力迈进，成效显然”；孔在通电中呼吁“全国大众，素明大义”，“一致拥护中央既定之国策?，要求“各地方长官翊赞中枢，忠诚夙著，当益必能益励忠勇，一本中央之意旨，为一致之进行。”⒀总之，他要求各地方长官和全国民众，不要响应西安的行动，不要站到张、杨一边去。对那些素来与蒋矛盾较深和同张、杨关系密切的地方实力派，孔祥熙单独给他们发电报，针对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要求，“致宋哲元(冀省)电，以容共相警，以劝张为宗；致韩复榘(鲁省)电，虽示以劝张为言，而以蒋公安全先坚其信”；⒁对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青岛的沈鸿烈等也都发了电报，或派专人前往笼络。
为分化张、杨内部，收买冯钦哉叛杨。在潼关前线的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12月13日向孔祥熙(樊崧甫之弟樊光在南京财政部供职，是孔的部下。缘此关系，樊得以结识孔)报告：驻“同州冯钦哉师奉杨逆命，接防潼关，急由职电话联络，劝其顾念国家艰难，固守原防，静待解决。彼表同情。”第二天又报告说：“冯钦哉表示决守原防，情况似有急转急下之势。”⒂孔得此消息后，喜出望外。在他看来，樊崧甫策动冯钦哉叛杨得手，不仅使蒋军顺利地抢占了军事要隘潼关，打开了通往西安的大门；而且削弱了西安方面的军事实力，并为分化张、杨内部取得了突破。樊崧甫因此受到南京称赞和嘉奖。孔祥熙在12月15日给他的电报中说：“冯钦哉力持大义，自拔反正，中央同人极为嘉佩。吾弟潜移默化之功，亦至伟大。”樊当时就升了官，发了财。他被委任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副总指挥。孔祥熙12月19日用密电通知他，先给他汇去一万元，“以供临时支应，嗣后当每月酌予补助。”⒃孔希望樊再接再厉，继续对十七路军将领策反，并具体指出对“孙蔚如方面”要“密加联络”。⒄
冯钦哉叛杨附蒋后，也被加官进爵。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冯为渭北‘剿匪’司令，托前往西北“宣慰”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带去巨款资助冯部，并表示冯部今后的军饷将由南京方面解决。南京对叛杨的冯钦哉如此器重，有其险恶用心。孔祥熙后来供认：“余当时所望于冯饮哉，孤张、杨之势，使奉军陕军自启疑惧，藉不战而脱蒋公于危难。”⒅孔当时确是这么做的。由于孔祥熙和冯钦哉都是山西人，孔便以桑梓情谊笼络冯，使冯供其驱使，为他分化张、杨内部效劳。孔刚刚得知冯钦哉叛杨，便于12月14日通过樊崧甫给冯钦哉一封电报，称赞冯“拒受乱命，固守原防”的行动，同时希望他“迅即设法疏解，俾事变早日弭消。”⒆如果说孔祥熙在给冯钦哉的这封电报说得比较含蓄不够明确的话；那么孔第二天给樊崧甫的电报便把他的险恶用心和盘托出了。孔说：“惟杨虎城在陕垣，是否被迫，真意不明，而冯系其旧部，当知底蕴。如能嘱冯密对杨就近营救蒋公脱险，事机极为顺易，此层最为要著，即盼图之。”⒇14日，冯派副师长郭景唐、少校参谋徐思贤为代表到潼关会见樊崧甫，经密谋策划，他们确定了对西安“三位一体”各方采取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策略，即对红军及奉军绝对打，对陕军任收容。冯钦哉12月19日致电孔祥熙，声称他从杨虎城派来的代表许海仙口中得知，此次事变，除杨虎城一人外，十七路军各长官事前概未与闻，冯又说：杨虎城“拥护委座”，“绝对负责保护”。冯要求孔“速筹善策，营救委座与虎城”。冯的电报增加了孔祥熙对杨虎城的幻想，于是孔当天即复电冯钦哉说：“十七路各官长事前概未与闻此变，尤见爱国人同此心。虎城兄素重义气，且夙爱戴介公，当事变初起，弟即意其或为环境所迫，决无其他。今承电示，果如所料。吾兄与虎城兄相知最深，仍希就近设法，俾获介公一同出险为祷!”(21)孔还通过冯钦哉给杨虎城电报，策动杨叛张释蒋，说“吾兄果能力劝汉卿悬崖勒马，导入正轨，护送介公安然回京，则满天阴霾，自可立即消弭。倘汉卿仍旧执迷不悟”，你“宜另寻自处之道。苟能密运机宜，尽其最大努力，俾介公安全归来，此尤为不世之功勋”(22)。冯钦哉秉承孔祥熙旨意，“献计要陈××(23)到西安去离间张、杨之间的关系，设法要杨虎城离开张学良，将蒋介石送到三原再转大荔。又让刘峙的代表扬子恒带100万元现款，去西安，以金钱收买的方法，从下面瓦解十七路军。结果这两个阴谋计划都未发生作用。”(24)
奉孔祥熙命到西北从事策反活动的张天枢(孔的旧部)，在潼关与有关人员密谋策划，泡制出一个制造张、杨矛盾、由杨捕张从而结束西安事变的毒辣计划，并以张天枢名义电告孔祥熙，请孔采纳并组织实施。这个计划内容的大意是：南京“先派人到西安……说明中央对杨尚能原谅其苦衷，然后派委员向杨建议，以整个十七路军生死存亡关系，请杨设法拘捕张”；杨送蒋回南京，“再通电全国，表明此次事变，十七路军完全为被挟持，同时密与中央军联络，解决东北军”；“密派妥人分赴西安附近各县，散布东北军将不利十七路之流言”，由孔祥熙“密嘱留京东北要员，密劝汉卿，劝其捕杨”，释放蒋介石，而“杨在西安有无线电台，将接受各方往来密电，各种密本均能译”(25)。杨截获、破译上述密电后，就有了捕张的理由。这一毒辣计划虽未见诸行动，但从中可看出此计划泡制者为分化张、杨，瓦解西安，真是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
孔祥熙也把分化瓦解的阴谋指向了东北军，他首先选中的目标是东北军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当他得知刘多荃与河南省主席商震的关系非同一般(刘、商早在辛亥后“二次革命”时就相识，刘青年时代曾得到过商震的提携与帮助，两人后来一直过从甚密)，便于13日致电商震，鼓动他对刘多荃进行策反，孔的电文说：“查汉卿之警备旅长刘多荃，与兄关系最深，务请速派妥员，前往设法婉转汉卿，使之觉悟，泯大难于俄顷。”(26)商震立即照办，他14日复电孔祥熙说：已“密派刘多荃之弟刘多麟驰赴西安”，进行策反活动。(27)
请阎锡山斡旋，企图让张、杨把蒋送到太原。西安事变爆发后，孔祥熙认为统治山西的阎锡山“老成持重，与张为世交”，他的地位十分重要，南京无论是讨伐还是调停都需得到阎的支持和协助。12月14日，孔致电阎说：“请公即致电汉卿，促其反省，即日陪同介公南来，一切弟当保其安全，倘渠因南来或恐不为各方所谅，则请公电劝其暂移晋省。”(28)15日，孔再致电阎，敦促他“切电汉卿，促其亲送介公赴并(太原——引者)”，届时孔将邀“中央负责同人前往晤商，则一切问题，有我公居间保证，当不难迎刃而解”，孔并威胁说，若汉卿仍旧执迷不悟，则中央同人……势必取断然之处置，兴讨伐之义师。为敦促阎锡山斡旋，南京决定派黄绍竑(刚刚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尚未赴任)赶赴太原。黄带去了由南京要员居正(司法院长)，孙科(立法院长)、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叶楚伧(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冯玉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烈钧(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朱培德(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戴季陶(考试院长)、程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唐生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何应钦(军政部长)、张继、王宠惠等联合署名给阎锡山的信。从此信署名者的人数之众，地位之显赫，足见南京对此事之重视，对阎从事斡旋寄予的希望之大。信中写道：“环顾国中，能深识此事之症结，熟权公私之两宜者，莫如先生。乞即向汉卿恺切劝导，即日送介公到太原，并敢以弟等一切为先生全权处理之担保。”(29)12月14日下午2时，黄绍竑偕东北元老刘哲、王树翰乘飞机去太原。孔祥熙派刘、王前往，是想借用阎的电台就近向在西安的张学良进行劝告。黄绍竑等乘坐的飞机飞到安徽合肥上空开始漏油，致使航速大减，飞到郑州、开封之间天色已黑，不得不转回开封降落，第二天改乘火车前往。居正等给阎锡山的信由南京用电报发去。黄绍竑等乘火车15日黄昏才到太原。
抓紧对苏、日两国的外交交涉。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当局及时向中国各驻外使馆通报了蒋介石被张、杨扣留的消息，要求他们注意搜集各国政府和社论舆论的反映。同时抓紧对苏联和日本进行交涉。事变刚发生时，南京政府中的许多人怀疑苏联是西安事变的后台，猜测此次事变是苏联通过中国共产党策动张、杨发动的。日本有些报刊公开散布这种论调。孔祥熙12月13日回到南京，当天就召见苏联驻华使馆代办(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事变前离华返国)，向他恫吓说：“西安之事，外传与共产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30)孔祥熙之所以用联日反苏相威胁，因为这是当时日本政府向中国竭力兜售的“广田三原则”的重要内容，也是苏联对华关系中最耽心发生的事情。与此同时，南京当局要求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在莫斯科与苏联当局交涉，希望苏联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和影响，促使蒋介石早日安全获释。鉴于西安事变系由南京的对日不抵抗政策而引发：“张、杨的八项主张又以抗日救国相号召，孔祥熙十分注意对日本的交涉。他派财政部樊光与日本驻华武官接洽，孔本人亦亲自召见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请其转告“日本政府应约束在华浪人，勿在此时再酿是非，使抗日情绪愈张，致启两国之兵戎。”(31)
①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116页。
②③ 同上书。第117页。
④ 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5日。
⑤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27页。
⑥ 同上书，第29页。
⑦ 符致兴编译：《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⑧ 黄仁霖：《西安事变及其余波》，台湾《革命文献》第95辑，第283页。
⑨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⑩ 黄绍竑：《西安事变片断回忆》，《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16—317页。
⑾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119—120页。
⑿ 同上书，第125页。
⒀ 同上书，第120—121页。
⒁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125页。
⒂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64页。
⒃ 同上书，第67页。
⒄ 同上书，第65页。
⒅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
⒆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⒇ 同上书，第71页。
(21) 《孔祥熙致冯钦哉电》，《团结报》笫1176号，1991年2月27日。
(22)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
(23) 陈××，当为陈子坚。见《张天枢呈孔祥熙部长报告与冯钦哉师长商谈营救之策电》，载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416页。
(24) 冯钦哉：《西安事变时我反对张、杨，拥护蒋介石的经过》，《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58页。
(25) 《张天枢致孔祥熙电》(1936年12月22日)，《团结报》第1177号，1991年3月2日。
(26) 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122页。
(27) 《商震致孔祥熙电》(1936年12月14日)，《团结报》第1175号，1991年。
(28)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153页。
(29) 《团结报》第1163号，1991年1月9日。
(30)(31)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126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