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 地方实力派的态度
李义彬
由于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消灭异己政策激化了他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特别是九一八以来他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招致国土沦丧、民族危亡，致使蒋的统治越来越不得人心，国内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反蒋事件接连发生，此起彼伏。张、杨估计，他们对蒋采取“兵谏”，用武力逼迫他改弦更张，定会得到各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与响应；可是，后来的事实并不完全像他们原来估计的那样。西安事变爆发后，并没有出现群起响应的局面，当时完全支持张、杨的和完全站在南京一边的，都是少数，大多数地方实力派持中立态度，他们既不主张扣押蒋介石，要求张、杨释蒋；也不支持南京讨伐西安，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事变。各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态度的差异，反映出他们同蒋介石关系的不同以及其自身利害的不一致。
事变后完全支持张、杨义举的，有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与桂系有关系的李济深。桂系与蒋介石长期有矛盾，多次发生公开战争。西安事变前几个月，桂系还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李、白与张学良早有联系。1936年初，李宗仁在香港得知张学良奉命去四北“剿共”，就颇为他担心。这年4月，李、白托人捎给张一封写在细绢上的密信，揭露蒋丧权辱国、消灭异己的阴谋，鼓励张走抗日道路。信中说：“东沦陷，已五阅寒暑，从未闻金陵下收复失地之命……国人皆知蒋不抗日，蒋亦不允许他人抗日，凡言抗日者，蒋即认为有罪，……窃以救国急务，除抗日外，实无他途，……，停止内战，外同抗日，实为至要。”①两广事变时，李、白曾派代表刘仲容前往西安，请求张、杨予以策应。当时杨虎城派蒲子政去华北与宋哲元、韩复榘接洽，准备共同响应李、白；但未及行动，两广事变就被蒋介石平息。西安事变爆发时，李、白的代表刘仲容还在西安。刘在事变当天密电李、白说：“此间兵谏事，想已见诸张、杨两公通电，今后实际救国大计，正待共商，尤盼副座(指白崇禧——引者)乘机来此，共商一切。”②对张、杨扣留蒋介石的行动，李、白虽“不表苟同”，但他们一再声明，广西的立场是“对外不对内，对事不对人”，主张“先用政治方法解决，消弭内战，一致抗日，并健全中央政府的组织集中抗日的力量及联合世界上同情我抗日的国家。”③显然这与张、杨通电中的救国主张是一致的。12月14日，李、白在给孔祥熙的复电中，虽称颂蒋介石“年来奔走各方，席不暇暖，公忠体国，久为世人所共知”；但在当时举国一片谴责张、杨的声浪中，他们未对张、杨进行任何谴责，更没把西安事变说成是“叛逆”，只是说事变是种“轨外行动”，并指出这是由于“汉卿痛心乡邦交，一时激于情感”④引起的。李、白不屈从于南京讨伐派，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当时能做到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在何应钦掀起“讨逆”恶浪、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时，蛰居广西家乡的李济深，15日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和监察院长于右任，明确表示反对内战，主张动员全国一切力量，武装抗日。实际上这是对张、杨八项救国主张的积极响应，是对西安事变的宝贵支持。李的电文说：“惟际兹强寇压境，危亡即在目前，至盼号召全国所有力量，一致对外，方足以挽救危亡，若再另起纠纷，豆萁相煎，是真使国家民族陷于万劫不复之境矣。”⑤南京政府12月16日发布“讨伐张学良令”，当晚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等人就通电全国，表示反对内战，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对外。通电的要点是：“(一)西安事变主张用政治解决；(二)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三)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四)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⑥这个通电的主旨是反对南京派兵讨伐西安，主张“政治解决”；解决的办法，也不是南京要求的那样无条件释蒋，而是必须要“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显然，通电者是站在张、杨一边，支持张、杨主张的。18日，李济深再次发表通电，公开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并为西安事变的正义性进行辩护。他在通电中说：“汉卿通电各项主张，多为国人所同情”；西安事变的爆发，是蒋介石逼出来的，因为张学良“屡陈不纳”，才“迫以兵谏”，因此“绝不宜以叛逆目之”。李济深谴责南京对西安使用武力。说：“政府遽加讨伐，宁不顾国人责以勇于对内，怯于对外?”并尖锐指出：“况以国家所有军队，应以保卫疆土，尤不应供私人图报复也。”⑦
担任四川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的刘湘，是地方实力派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人物。他统治的四川，物产富饶，号称天府之国；毗邻陕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他掌握的几十万川军，以肯于吃苦、骁勇善战而闻名海内。1935年初，蒋介石乘追剿长征红军之机，插足四川，打破了刘湘在四川的一统天下。蒋、刘矛盾由此激化。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传来，刘湘喜出望外，认为他驱逐蒋系势力、恢复独霸四川的时机已到。14日，他匆忙由大邑赶回成都。16日，蒋在四川的亲信、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刚刚飞离重庆、前往南京，当天下午刘湘就迫不及待地将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四十四军军长王绪瓒等召至成都举行军事会议，名为研究防务，实则商讨对西安事变的对策，准备援助张、杨。四川的重要地位和刘湘的上述立场，使他成为南京着力争夺的对象。孔祥熙和顾祝同为拉拢刘湘，除直接出面给他发电外，还命当时正在京沪办事的四川省财政厅长刘航琛火速返川，向刘传达南京的旨意。刘航琛离京前，孔祥熙、何应钦和顾祝同分别接见他，嘱其转告刘湘要“顾全大局，不可有任何轻举妄动”，说服刘站在南京一边，并希望他能敦促张、杨早日释蒋。南京为稳住刘湘，12月17日任命他为川康绥靖主任。与此同时，西安方面也在积极争取刘湘。张、杨除两次给刘拍发电外，还派宋醒癡去成都见刘，期望刘能支持西安的义举。
面对上述形势，刘湘采取了表面上敷衍南京、实际上同情西安的态度。为敷衍南京，刘航琛12月19日用电报向南京复命说：他“已将敬之(何应钦)、庸之(孔祥熙)、墨三(顾祝同)诸公所述”报告给刘湘。“甫公(刘湘)已发出通电一件，说明巩固中枢，抗战救国，弭息内争，营救委座四项。又发出致西安营救委座通电一通”；刘在电报中否认何应钦说的事变后张学良与刘湘曾有电报来往，他说“归查此间并未得(张学良的)片纸只字”。⑧刘湘在同一天也致电何应钦、孔祥熙和顾祝同，说他遵照南京旨意，已给张学良发去电报，向张提出了三个问题：“必须避免军事接触，速求政治解决”；“务请立即恢复介公自由”；“如兄在政治上有所主张，弟当居间进言，以求解决。”⑨相比之下，刘湘对西安方面的态度显得积极热情。张、杨的代表宋醒癡到达成都后，刘湘表示极为兴奋，向宋明确“表示川陕唇齿相依，愿作后盾。”可是25日晚张学良释蒋并亲自送回南京的消息传到成都后，刘湘“闻报大怒，当宋氏(宋醒癡)之面，拍案大骂张副司令不止，”。⑩由此可见，刘湘不高兴张学良释蒋，因为蒋获释后他驱逐蒋系势力出川的愿望便成泡影；这也说明他给张学良电报中提出的“立即恢复介公自由”是违心话，是讲给南京听的。
控制绥远省的傅作义，与张学良关系颇深。他的第三十五军军长和绥远省主席的头衔，还是1928年涿州战役后，在张学良举荐下获得的。绥远抗战爆发后，张学良不仅从政治上道义上给傅以支持，张还派骑七师前云援绥。张、杨扣蒋后，又组织了抗日援绥军团。15日，张、杨派出的代表苗浡然到达绥远，向傅作义说明了“兵谏”的宗旨和经过。傅表示支持张、杨的义举，他对苗浡然说：“一、联合起来，一致抗日，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对张、杨两公此举，决心拥挤到底。二、绥东抗战的局面，已经打开了，只有用拥蒋北上的办法，才有利于摆脱西安被动的困境。三、三五天内安排以后，我决心去西安和张副司令同患难。”⑾傅从西安的八项主张通电和苗浡然的口头说明中已明了张、杨无害蒋之意，因而决定前往西安，劝张、杨早日释蒋，再要求蒋对张、杨要不咎既往。这样，既可得勤王救驾之功，又可报张昔日之恩。傅动身前，先到太原和集宁向阎锡山、汤恩伯说明了西安之行的打算，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准备就绪后，傅致电孔祥熙，提出他要去西安营救蒋，请派飞机到绥候用。孔接到傅的电报，十分高兴，当即通过宋子文派欧亚航空公司飞机一架到绥，供傅乘用。
12月22日，傅乘机离开绥远拟经太原去西安。可是飞机因在大雾中迷航，在河北易县迫降。傅从易县乘汽车到北平，再乘火车去太原转西安。他到太原获悉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张学良已送蒋介石回南京。
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冀察绥靖主任的宋哲元和身为山东省主席兼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的韩复榘，是华北地区实力较强的地方实力派。宋、韩原来都是冯玉祥的部下，在西北军中共事多年、宋哲元与张学良也有较深的历史关系，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后，宋曾接受张学良的改编，被张荐任为察哈尔省主席，受当时担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的张学良节制。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时，估计会得到宋、韩的支持。张学良在事变当天致电宋哲元，向他说明发动“兵谏”的原委和主张，希望他“接电后亲来西安，或派全权代表前来，共商国是。”⑿孔祥熙等深知宋、韩与蒋介石素有矛盾，十分担心他们会站到张、杨一边，所以极力笼络他们。孔祥熙、何应钦分别致电冀宋、鲁韩，并派当时在南京与他们有旧的戈定远、李世军、李毓万等北上拉拢。冯玉祥闻知蒋被张、杨扣留后，也立即派高级幕僚邓长耀北上，叮嘱其原部属宋、韩要“小心说话为主”⒀，对事变持谨慎态度。冯还请戈定远转告宋哲元，在答复“各省来电”时，“均称拥护中央到底”。12月15日，邓长耀在北平致函冯玉祥复命，说他13日晚9时“到济南，与向方(韩复榘)晤谈甚久。对于先生之指导训谕，极端赞成。”14日下午4时到北平，“即日与明轩(宋哲元)见面。其主张，与先生之主张相同。”⒁
宋哲元12日深夜收到张学良邀请他赴陕的电报，第二天召集他的高级将领和幕僚研究对策。会上，各种意见都有，最后宋哲元发言。他说，张学良发动“兵谏”一定有背景，情况相当复杂。对西安事变要想一想，看一看，头脑要冷静，不宜轻易表态。他决定暂不派代表去西安，指示有关人员先给张学良复电，大意是：“盼张学良以国事为重，请其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一切均可从长计议。”⒂宋哲元为应付已深入华北、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者，于12月14日发表声明，表示要全力维持冀察的和平秩序，继续执行南京政府的一切命令。宋哲元还派代表去南京，表示对中央的忠诚，同时探听南京当局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以便决定自己的方针。
事变发生后，宋哲元和韩复榘保持着密切联系，双方代表经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商定必要时采取一致行动；可是他俩对事变的态度不尽相同：宋有些倾向南京，而韩则两面讨好。韩一方面派代表去西安，表示同情和支持张、杨的行动；同时又派人去开封，与刘峙、商震商讨营救蒋介石的办法，并致电何应钦，表示对蒋的关切。12月21日，韩复榘给张学良发出”马电”，称赞张的行动是英明的壮举，并说他的部队奉南京命令西开，望在两军接触时勿生误会。22日，宋哲元、韩复榘在津浦线德州以北一个小车站秘密会晤，商定第二天联名发表对时局的主张。在23日宋、韩联名发出的“漾电”里，针对南京下达“讨伐令”后内战日益扩大的严峻形势，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如何维持国家命脉?第二，如何避免人民涂炭?第三，如何保护领袖安全?”他们在通电中主张“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⒃当时，宋美龄、宋子文已去西安同张、杨谈判，要求张、杨早日释蒋。在南京当局看来，在蒋还未获释的情况下召开这样的会议，无疑会使当时的局面“旷日持久，众说纷纭”，这对他们“营救委座与整饬纪纲均无益”。⒄因此，南京政府迅速派人北上，企图说服宋、韩收回“漾电”。孔祥熙也命李世军致电北平市秦德纯，请其对宋哲元进行说服解释，并向他们透露了南京对西安采取的策略，李世军给秦德纯的电报说：“此间今日下午收到宋公与韩主席自济南发出联衔漾电后，中央负责诸公，咸认为在此时机，中央表面上虽声张讨伐，而实际则仍积极求政治途径之解决，在双管齐下政策下，庶可以断张、杨与共党之联合，而救介公之安全，亦以求事变之和平妥善解决也。”⒅孔祥熙本人也在24日致电韩复榘、宋哲元，答复他们在“漾电”中提出的三个问题：“现欲维持国家命脉，避免人民涂炭，非健强政府之力量不可；健强政府之力量，非先整饬国家之纪纲不可；整饬国家之纪纲，非先恢复领袖之自由不可。”孔在这里强调“国家纪纲”，显然是以此恫吓宋、韩，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不要跟着张、杨走。至于对宋、韩召集在职、在野名流会议的提议，孔祥熙答复说：在蒋未获释情况下，“所谓召集会议一节，更将群龙无首，力量分散。”孔接着对宋、韩说：“兄等现殷殷以领袖安全为念，即祈迅为共同设法，劝促汉卿，早将介公护送回京，对于党国大计，或可以从长计议。”孔祥熙清楚，宋、韩之所以提出三个问题，是因为他们反对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所以在给宋、韩的电报中孔解释说：“至于讨伐令，原为明是非，别顺逆，平军民之公愤，示胁从以坦途，而军队之调遣，尤在促汉卿之觉悟，防共匪之猖獗，使和平之途顺利进行，和平之解决早日实现。”⒆孔在这里告诉宋、韩，他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是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至于颁布讨伐令，调遣军队，则是一种辅助手段；当前的急务，是促使张、杨早日送蒋回京。宋、韩联合发表一个通电，使南京当局胆颤心惊，接连解释。这表明他们十分害怕宋、韩响应张、杨的行动，站到西安一边去。
在各地方实力派中，当时张学良寄于厚望，后来也最令他失望的是阎锡山。身为山西绥靖主任的阎锡山，在日本侵略势力越过长城，华北危在旦夕的形势下，仍与日本侵略者勾勾搭搭，藕断丝连。可是，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他经营多年的老巢山西受到威胁时，阎一方面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等来山西，帮助他组织和发动民众，以准备迎击日本侵略者；同时希望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如前所述，1936年10月末，阎同张学良一起到洛阳为蒋祝寿，同时建议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蒋的拒绝和痛斥。阎、张十分沮丧，阎曾对张说：“汉卿呀!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了，只有咱们自己以后看机会慢慢地做罢。”⒇只因有此口头默契，张学良发动“兵谏”认为会得到阎的响应和支持。所以张、杨扣蒋后，立即致电阎锡山，向他通报八项主张和“兵谏”经过，热切期望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12月13日，张、杨派苗浡然为代表乘坐蒋介石的座机飞往太原，向他通报西安的情况和主张，恳切希望他到西安进行领导。老奸巨滑的阎锡山听完苗的讲话后，慢吞吞地做了如下意味深长的表态：“一、日本不断地进攻，我们就只有抵抗，山西的守土抗战，已下决心。”当时阎“还耐心地列举了日本的经济掠夺和华北工矿企业的严重损失数字。二、扣蒋易，放蒋难。这样一来，全国抗战的局面，反而增加了困难，不过张、杨两公已经这样做了，我只有义不容辞地积极设法，帮助找一条走得通的路，因为身体不好，恕我不能亲往了。三、联共是党与党的问题，我完全同意在大西北很好地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借这个机会争取和红军就地谈判好，以便由局部到全体，看来这个问题，有首先解决的可能，停止内战，是件大好事。”(21)同一天，阎复电西安，向张、杨又提出四项质问：“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阎攻击张、杨的义举是“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22)针对阎的上述态度，张、杨15日再电阎锡山，反复申明：“此间文日谏请蒋公，积极抗日，未蒙采纳，因请暂留西安，只为贯彻抗日救国主张，既非力争，亦不赤化，与各将士目标一致，甚足加强抗战力量。”(23) 17日，张、杨又一次致电阎锡山，针锋相对、义正辞严地驳斥了他的四项质问：“第一，良等此举，系对事决非对人；对人则善后似不易，对事则善后亦非难。如介公实行积极抗日，则良等自仍竭诚拥护，即罪及良等，亦所甘受。介公如始终不积极抗日，而外力所迫，民意所趋，全国亦必发动抗日。”“第二，增加及减少抗战力量，良等之愚，以为须从根本上着想，实有力量而不用，或用而不能发挥最大效能，均不能谓之增加。如使军队与民众真正觉悟，从内心上发出与敌势不两立之抗战精神，则力之增加，实不可以限量。良等此举，实在促成全国真正觉悟，全体动员。盖对日作战，必须军民并用，反恃徒知服从之军队，决不足以济事也”。“第三，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且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中央如不惜自造内乱，尚有对外作战之心，表示中央积极出师抗日，则良等谨必立时践言，担负最前线之任务。”“第四，是否演成国内残杀，须视大众之觉悟如何。如大众彻底觉悟，则必共趋对外，而残杀可免；否则即无国内残杀，亦岂有不亡国之理。据良等观察，我国军民觉悟，已达相当程度，如政府拂乎民意，压迫群情，心难存在。”张、杨在此电中向阎表明，他俩“激于家国热忱，行动或涉卤莽，然此心无他，可质天日。”(24)张、杨在电报中还通知阎锡山，他们决定派与阎有旧，现为“西北总部”秘书兼第六科科长的李金洲作为代表前往太原，当面向阎通报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并听取他的意见。
李金洲17日从西安登机前向张学良请示机宜时发现张“对阎氏态度极为不满”。张向李除讲了他与阎在洛阳联合向蒋“诤谏”遭到痛斥及两人密谈经过外，还叮嘱李说：“你告诉他说，现在我已经做了，看他怎么办!此事他不要想摆脱干净，必要时我将调华北部队，会师太原云云”。(25)显然这是句气话，但可看出张学良当时对阎锡山的忿懑情绪。
李金洲乘坐的飞机17日上午10时左右起飞，当日中午到达太原。李下机后，径赴绥署见阎。阎对李说，他“自事变发生，日夜不安，急盼西安来人；得知真相。”李金洲“将事变经过原原本本详为陈述”。着重通报蒋介石在西安绝安全，以澄清当时社会上的种种谣传。李金洲还向阎转达了张学良的意见。阎听完李金洲的介绍，令秘书将西安情况电告南京，太原出版的报纸发行号外，报道西安的代表已到太原，蒋在西安安全无恙。刘与阎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小时，阎最后表示：本着“爱护国家，爱护领袖，爱护副司令，爱护东北军”的四大原则，派赵戴文、徐世昌为代表于次日随李金洲飞西安，与张、杨谈判，解决当前危机，但他提出，赵、徐到西安后，必能单独与蒋介石谈话。阎让李金洲向西安发电请示，等待西安复电后再成行；接着，阎又提出等南京代表黄绍竑来太原，一再拖延代表启程日期。在此情况下，李金洲于19日先行返陕向张、杨汇报，约定20日派飞机再来太原接赵、徐。张、杨听取李金洲报告后，19日下午致电阎锡山说：“李君金洲返，具述尊意及经过情形”，“良等再为公告者，不[除]抗日之外，绝无他图；为抗日而受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予决不造成内战。”张、杨还通知阎：“李君明日返并(太原)。”(26)可是20日晨当李金洲登机前向张学良请示机宜时，张突然改变主意，对李金洲说：“今天不用去了。我决不让老阎作这一票买卖。你拟个电报给阎氏，就说天气不佳，不宜飞行，俟气候好转，再行前往。”(27)此时，张学良已通过端纳开始直接与南京对话，自然不需要由阎锡山从中疏通斡旋了。
① 《西安事变前李宗仁、自崇禧给张学良的一封密信》，《广西文史资料》第19辑，1993年12月。
② 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143页。
③ 白崇禧；《对西安事变的认识》，《六一抗日言论集》。
④ 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143页。
⑤ 《桂林日报》，1936年12月21日。
⑥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5日。
⑦ 《桂林日报》，1936年12月24日。
⑧ 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145页。
⑨⑩ 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248页。
⑾ 苗浡然：《西安事变中我到晋绥见阎、傅的回忆》，《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
⑿ 《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48页。
⒀ 《冯玉祥日记》第四册，古籍出版社版，第847页。
⒁ 《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⒂ 王式九：《宋哲元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07页。
⒃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3页。
⒄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
⒅ 《李世军致秦德纯电》(1936年12月23日)、《团结报》第1173号、1991年2月13日。
⒆ 《孔祥熙致韩复榘、宋哲元电》(1936年12月24日)，《团结报》第1173号，1991年12月13日。
⒇ 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241页。
(21) 苗浡然：《西安事变中我到晋绥见阎、傅的回忆》，《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8—299页。
(22) 《国闻周报》第13卷第5期。
(23)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7日。
(24)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5—136页。
(25) 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250页。
(26) 《阎锡山致何应钦电》(1936年12月20日)，《团结报)第1163号，1991年1月9日。
(27) 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251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