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 民众的反映
李义彬
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决定了国内各民众团体和知识界对西安事变的不同反映。
左翼民众团体和知识分子大都赞杨张、杨的爱国行动，支持他们的救国主张。事变爆发后的两三天内，西安收到了全国各地发来的1000多件电报，表示支持张、杨的义举和主张。北平、上海的学生还举行游行，声援张、杨的行动。青岛10万纱厂罢工工人派代表来到西安，送来了青岛各纱厂工人联合会致张、杨的信，信中说：“听到你们12月12日的消息和八大原则，我们真是万分高兴!”又说：听到你们抗日救亡的吼声，相信“民族解放的曙光，已经出现在我们眼前。”信中还说：“你们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口号，真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要求呵!”青岛各纱厂工人联合会的信最后表示：“张副司令，杨主任和西安一切抗日的战友们，努力向前冲吧!全国最多数的大众们，都翘望着你们，准备应援你们呢，最后的光明和胜利一定属于我们!”①
在西安的18个爱国救亡团体12月14日联合发出通电，斥责蒋介石九一八后5年来“昧于国势民意，空谈武器准备”，致使爱国军民此起彼伏的抗敌义举“终至局部抗战，无裨全局，一时胜利，未竟全功。”通电指出：“近自绥远战争爆发之后，全国人民一致主张即日总动员抗敌，进而收复一切失地，挽救民族危亡为急务，而蒋氏均置之不顾，一面企图结束绥远战局，一面仍进兵陕甘加紧‘剿共’。”通电称赞张、杨二位将军“戍兵边疆，忧国心长”，对蒋“晓音苦口”，多次诤谏，期望蒋“翻然觉悟，即日移师向敌”，结果蒋是“忠言不纳，责斥备至”。在万不得已情况下，张、杨“两将军以蒋氏一身进退系整个国家安危民族存亡”，才毅然“实行兵谏，请蒋氏暂留西安，待其反省。”通电呼吁“全国同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②同一天，设在北平的东北各救国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误国害民政策，代表3000万东北同胞提出：“反对假借任何名义实行内战!”“要求政府接受张、杨救国主张!”“速召救国大会实行抗日!”③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12月14日致电张、杨，称赞他们“忧心国事，大义昭然!”说西安事变不但使他们的“盛名重著千秋，即国家民族之生机亦胥赖于此。”呼吁张、杨“早日召开救国会议，贯彻八项主张，克日誓师北上，收复已失山河”，并表示“敝会等誓为后盾。”④北平人民救亡大同盟12月17日散发题为《对于西安政变的基本认识》的传单，客观地分析了酿成西安事变的远因和近因，有力地批驳了南京对张、杨的种种攻击和诬蔑，最后提出了六项要求：“(一)政府从速停止内战。(二)对于西北将领的救国主张，召开救国会议，商讨国是。(三)开放民众运动，允许民众言论、集会、结社、信仰、出版之自由。(四)停止屈辱的中日南京谈判。(五)调开从事内战的军队到边疆各省，真正对日开战。(六)开放党禁，释放一切政治犯。”⑤
有的爱国团体和知识分子，听到西安事变消息后感到震惊和愕然。他们对张、杨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表示同情和支持，但对张、杨采取的扣蒋行动则持有异议。他们希望南京和西安通过协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敦促张、杨早日释蒋。他们主张集中国内一切力量一致对外，反对南京派兵讨伐，扩大内战的行动。设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与张、杨早有联系。1936年7、8月间，经杜重远介绍，张学良在上海秘密会见了救国会领袖邹韬奋、沙千里、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等，畅谈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的大好形势，张表示赞同救国会的宗旨，答应从经济上予以资助。⑥“七君子”在上海被捕后，张学良极为愤慨，从西安专程去洛阳当面要求蒋介石释放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张、杨在事变后提出的八项主张中第三项就是要求“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可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2月15日发表的“紧急宣言”，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扣留蒋介石“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不幸。”“紧急宣言”对张、杨提出的“联合各党各派，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全国力量出兵收复失地”的主张予以肯定；但认为“扣留蒋介石先生，实行武力诤谏”是“不合常规的办法”，是“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的。“紧急宣言”举着“反对内战，扩大抗战”的旗帜，高呼“要求停止一切现存的内战，反对一切可能的新内战!”庄严提出：“我们要求当局尊重全国的民意，和平解决陕事；同时要求张、杨诸将军，立刻恢复蒋先生的自由，和中央剀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⑦在南京当局颁布“讨伐令”当天，该会致电南京政府，指出：“当兹寇氛日亟，抗战紧张之秋，任何内争，均足消耗国力，援敌以可乘之机。”要求南京政府“对陕事郑重处理，务期避免内战”，以使“各方实力，得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⑧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是张学良的挚友，他也不赞成采取扣押蒋介石的行动。12月19日，张，杨的代表苗浡然在潘汉年陪同下在上海拜会杜重远时，“杜表示不同意张这样搞。他说：‘下一步棋，事前不想好，全凭碰运气，是很危险的。张先生就是好冲动。在上海，弄得大家更不好讲话了。’”⑨杜在同一天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他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感到“莫不痛心”。他认为：“绥东战前方酣。西安变乱忽起，抗敌前途受一巨创”，耽心蒋介石如“发生不恻，则今后中国纷乱局势无人可以收拾。”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刻，他呼吁“各党各派均宜打破成见，共救危舟”。他认为，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应恢复蒋之自由，因为“蒋公一出，团结之力反而坚固。否则意见分歧，各执其是，群龙无首，大局紊乱，中国不欲作西班牙之续者势不可得。”因此，杜重远在得知蒋介石被扣押后，立即致电冯玉祥和孔祥熙，劝他们“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着”；同时他又给黄炎培、杜月笙写信，请他们“各方面作此运动”⑩，力争使蒋介石安全获释。
西安事变爆发后，一些右翼团体、报刊和知识分子群起鼓噪，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拥蒋和攻击张、杨的恶浪。胡适12月20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星期论文《张学良的叛国》，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刚刚从大洋彼岸回国才十多天的胡适，听到蒋介石在西安被张、杨扣留的消息感到震惊，他攻击张、杨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最使胡适感到奇怪、令他不解的是当日时“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于张学良”。他认为，“这些知识幼稚的青年，他们本是抱着爱国血诚的，只因为情绪太兴奋，忍耐心太薄弱，不明了事实，总感觉到政府对外太软弱，总疑心到政府的领袖有对不住国家的心思。”以青年导师自居的胡适避而不谈“九一八”以来蒋介石对日屈辱妥协招致丧权辱国的种种事实，竭力为蒋辩解，说什么蒋“五年来忍辱不战，所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齐整的步伐，充实的力量”。他呼吁青年们把对蒋介石“错误的感觉现在应该可以清楚了。”胡适支持南京讨伐派的主张。他称赞12日夜国民党中央紧急联席会议做出的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让何应钦指挥调动军队等等，“是健全政府本身在非常时期的组织”，说16日南京下达的讨伐张学良令，“是全国的要求”，是“很正当，很得体的处置”。他极力给讨伐派鼓气，让他们抛弃“一切迟疑顾虑”，坚持主战立场，“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戡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他还辩解说：“这不是不顾蒋陈诸先生的安全”。胡适在这篇文章里还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肆意歪曲和诬蔑。他说中共的“抗日作战”口号“只是一种无耻的欺骗”，“联合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对立起来，说什么“向来抱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他们近来高唱的民族主义战线，只是他们在武装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
傅斯年在12月21日发表的《讨贼中之大路》一文中，歇斯底里地狂叫：不能“因为盼望蒋公早日出险，不由得不急切等候端纳和蒋鼎文主任的消息。”他说：“感情所引导的复杂思路是一回事，认识事理和贯彻国策又是一回事。”他主张“必须和张贼先比实力”，“必须把张贼制到死地，然后他才认识他自己”。傅斯年说，武力讨伐以外的消息，“无论来自西安和太原，大可不必过分期待着。尤其不可因为盼望这些消息，缓慢了我们讨贼的任何工作。军事的行动不当有一分钟的迟延，讨贼的呼号不可有一分钟的停歇”。他狂叫：“现在全国上下应当只有一种意志，就是‘打!打!打!’又应该只有一种盼望，就是‘胜!胜!胜!’对张贼只有一道命令，就是‘降!降!降!’”⑾这是地地道道的讨伐派腔调。
①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2日。
②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5日。
③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8页。
④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⑤ 《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4期。
⑥ 见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年》。《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⑦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紧急宣言》。《救亡情报》西安事变号外，1936年12月18日。
⑧ 《救亡情报》西安事变号外，1936年12月18日。
⑨ 苗浡然：《西安事变中我到晋绥见阎、傅的回忆》。《西安事变亲历记》，1986年版，第299页。
⑩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页。
⑾ 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12月2l日。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