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国际反响 8.1 苏联的态度
李义彬
西安事变不仅震惊了国内各方面，也使世界各国为之一震。
苏联的态度，对西安事变的进程和结局影响较大。事变刚发生时，国内外许多人都认为苏联对西安事变肯定会持积极支持态度。不仅张学良、一些进步人士和中共中央如此期望；南京政府中的许多人也认为张、杨的行动与苏联有关，怀疑苏联是西安事变的后台。12日午夜举行的国民党中央紧急联席会议在分析张、杨的国际背景时，许多人就认定是“第三国际之苏联”。①在国外，日本报刊如《天天新闻》则别有用心地捏造说：西安事变为“莫斯科魔手”所策划，“张学良独立政府”同苏联已缔结“防御与进攻联盟”。可是事实却与人们想象的相反，苏联根本反对西安事变，攻击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12月14日，苏联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中国发生的事件》社论，一方面吹捧蒋介石，说只有蒋介石控制的南京政府才能统一中国，才能“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个地区联合起来，团结全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作斗争”；另方面则把张、杨的义举说成是“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甚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地把这一爱国行动同亲日派首领江精卫联系在一起，说什么“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了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张、杨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当天也发表了内容相同的评论。苏联报纸的言论把苏联当局的立场反映得十分鲜明，它完全站到了蒋介石一边，替蒋说话，矛头对准张、杨。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后来在评论苏联这些社论时说：“他们对中国很友善，说明中国面对国际上的危机，一定要团结统一，而且只有(蒋)委员长能领导全国。”②在苏联报纸社论发表的当天，蒋廷黻就将其内容摘要电告南京当局，并评论说：其中“除汪院长一段可笑外，余皆吾人所乐闻者。”③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奉命立即将《真理报》、《消息报》社评全文发往中国，可是上海的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却不准在中国报刊上发表。
在西安事变问题上，共产国际和苏联采取了相同立场。后来周恩来在一次评论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讲话中说：“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④
苏联在西安事变问题上采取亲蒋反张立场毫不奇怪，这是它在当时国际环境下外交的需要，是它在远东地区推行联蒋遏日策略的要求。1936年末，苏联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险恶，处于被日、德两个法西斯国家夹击的威胁中。在东方，日本侵吞中国东北后，扬言实行“北进”计划。西方国家企图把日本的侵略祸水引向苏联，这些都威胁着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在西方，希特勒法西斯正疯狂地扩军备战，企图侵吞苏联，称霸全球。1936年11月，德、日两国秘密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日、意三国反共轴心亦在酝酿中。面对这种险恶局势，苏联为摆脱被夹击的威胁，固然需要增强东线的防御力量；但对它来说，来自西线德国的威胁更大。为集中主要力量防御德国的入侵，它在远东推行联蒋遏日方针，即希望中国抗日，牵制日本侵略势力。对中国抗日，它又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蒋介石身上。正因如此，苏联对华政策是极力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很不愿意看到中国国内发生的反蒋事件。1936年6月，两广地方实力派在抗日旗号下反蒋，苏联报刊谴责它是破坏中国统一，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如今，张、杨把蒋扣押在西安，逼其改弦更张，联共抗日，本来这与苏联的联蒋遏日方针并不矛盾；可是苏联当局不做具体分析，笼统地反对一切反蒋事件。苏联报刊在事变后匆忙发表讨好蒋介石，攻击张学良的言论。除上述根本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想以此来表明苏联与西安事变无关，以回击日本和中国一些报刊对它的攻击，回答南京政府对它的怀疑和责难。
苏联对南京的好意，并没有立刻被南京所理解。事变发生后的最初几天，南京当局确实怀疑苏联与西安事变有关。12月13日南京行政院秘书长翁文濒奉命致电驻苏大使蒋廷黻，通报“张学良等将院长(蒋)扣留西安”，要求他“在苏俄酌量速妥接洽”。⑤孔祥熙也在南京与苏联外交代表进行了交涉。
事变期间，苏联为澄清南京的误会，南京为争取苏联帮助释蒋，双方在莫斯科和南京进行了频繁的交涉和接触。
12月14日，蒋廷黻将当天《真理报》、《消息报》重要社评的摘要电告南京外交部；同一天，南京当局也去电催促蒋廷黻抓紧与苏方交涉，敦促莫斯科对中共和张、杨施加影响，使蒋早日获释。蒋廷黻认为，苏联“两大报同时发表重要社评，用意在使世人不疑苏联与叛变有关”，所以他对南京赋予他的使命颇感棘手。当天傍晚他给南京复电，谈了自己的上述看法，同时也答应与苏方交涉，但他建议南京“如能于短期内与西北红军妥协，似亦有补”。⑥蒋廷黻深知，苏联希望蒋介石抗日，亦希望他不剿共。他认为南京如能与中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一定会受到苏联欢迎和帮助，使蒋介石安全获释。
蒋廷黻根据南京指示，12月15日在莫斯科约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李维诺夫十分关注西安发生的事变，他问蒋廷黻“是否有新从南京得到的消息?”蒋回答说：“除去广西自然还有陕西以外，所有省份都支持南京政府。”蒋接着说，他已将《真理报》、《消息报》社评的摘要电告南京，不过他觉得苏联“把张学良的行动同汪精卫的诡诈行为扯到一起是不妥当的，因汪不可能与此事有任何关系。”李维诺夫表示：“目前的事态使我们极为不安，我们认为张学良的行动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关于苏联报纸社论说汪精卫策动西安事变一事，李维诺夫解释说：“我不认为张学良直接与日本人相勾结而有此事，倒觉得他是听了某人别有用心的坏主意。”他接着说：“我们一向主张中国统一，从不同情中国将军的内争。我们特别高兴近来有人致力于扩大南京政府的基地和抗击日满蒙分子(指绥远抗战——引者)。我耽心日本利用近来的事态发动新的侵略。不管怎样，目前处于危急状态的日本政府可能会因这个事变而挽回局面。”蒋廷黻委婉地对李维诺夫说：南京命令我探询苏联政府“能否用其他办法帮助南京政府，而不仅仅是表示同情。”言外之意是请苏联采取实际行动，对西安方面施加影响，早日释放蒋介石。李维诺夫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找不到这样的办法，因为自从张学良离开东三省后，我们与他没有任何联系。”⑦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报刊拒绝刊登苏联报纸的社评，相反有些报刊又散布西安事变与苏联有关的言论，这就激怒了苏联当局。16日，苏联外交当局指示苏联驻华临时代办斯皮利瓦涅克：“立即去见孔(祥熙)或张群(外交部长——引者)并向其声明：
1．苏联政府获悉西安事变消息后立即明确表态，斥责张学良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在客观上只能有利于那些企图瓜分和奴役中国的中华民族的敌人。
2．苏联政府授权您以全权十分明确和坚决地声明，我政府不言而谕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同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自从日军占领东三省后与张学良未保持任何直接和间接往来。
3．鉴于伪造和诽谤性的报道仍在继续散播，苏联政府授您以全权进一步声明，我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能负任何责任。
4．中国居然有个别人和报刊摹仿中国的敌人所散布的无耻诽谤，说什么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某种关系，苏联政府为此极感惊讶与愤慨。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望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种诽谤谣言的传播。”⑧
这是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态度的正式官方文件。两天前《真理报》、《消息报》的社论与此精神完全一致。
就在同一天，南京给蒋廷黻发去“铣电”，要求他在莫斯科抓紧交涉，注意搜集苏联与西安事变关系的证据，并探询与苏谈判需付出什么代价等。蒋廷敝17日复电南京，再次建议停上“剿共”。他强调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苏联帮助。因为他认为“张叛变如与俄无关，则俄不能助我，如有关则俄必索助我之代价。俄望我抗日，亦望我不剿共，俄视两者同重，惟不剿共尤急，不出此代价必无成。”至于“俄与叛变有无关系”，蒋廷黻当时也“无把握”。为答复南京，他搜索枯肠，勉强罗列了几条疑问，可是他自己对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也感到“证据不足”。因此，在给南京复电中说：他在与李维诺夫等人会见时对此问题没有提及，对苏方“未责一词”。蒋廷黻在复电中还建议南京政府对西安方面实行“明急而暗缓”策略，不急于下“讨伐令”，因为“如积极推动军事院座(指行政院长蒋介石)必有生命危险，且阻碍此间交涉”⑨。
蒋廷黻根据南京“铣电”指示，17日再次与李维诺夫会面。因为“京沪一带谣传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苏联煽动共产党，共产党又煽动张学良，因而发生的”，引起苏联当局的强烈不满。这次会见，李维诺夫“很愤激”⑩，结果不欢而散。当晚11时半，蒋廷黻将这次会见经过电告南京外交部：“李维诺夫见面即言余愿趁机向你们抗议中国政府禁止报纸登载《真理报》，《消息报》社评及塔斯社否认日本谣言之声明，表示中国政府疑苏联与张学良有关，此种猜疑实不友谊。前已告你，自张学良离东北后，苏联与彼无关系，与任何私人无关系。在莫斯科虽有中国共产党员如王明等，然苏联政府不与彼辈发生关系。”蒋廷黻说：南京政府是否“禁止登载社评他尚不知”，然“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而共党与第三国际有关，此乃显明事实。”李维诺夫辩解说：“第三国际与苏联无关系。”蒋廷黻反驳道：“此乃苏联政府一贯之立场，但世人皆之不信。”李维诺夫坚持说：“苏联将始终维持其立场，无论世人信与不信。”双方又围绕苏联与张学良是与有关问题展开争辩，之后蒋廷黻说：“我今天来见非为追究往事。张逆叛变影响重大，如不设法制止，将演成西班牙式之战争，此谅非苏联所愿，亦非中国所愿。”他恳求苏联政府“能用某种方式给我协助。”对此，李维诺夫答道：“惟一协助方法在使中国共产党知道苏联政府态度”，可是“中国政府反禁止登载(苏联报纸社评)”。李维诺夫问蒋廷敝：“你来是否奉政府之命?”蒋作了肯定答复。李维诺夫生气地说：“我即令(苏联驻华)代办内你政府抗议”。蒋廷黻则说：“事变非常，影响甚大，我不愿辩论已往，只愿研究将来之解决，为整个亚洲前途计，望你努力于善后。”李维诺夫不耐烦地说：“我不愿听任何方法，此事与我们无关。”⑾蒋廷黻见状无法继续谈话，遂告辞而去。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斯皮利亚涅克根据莫斯科16日电令，19日晨会见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就中国报刊散布苏联与西安事变有关、禁止登载《真理报》社论和怀疑苏联支持张学良等问题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此时，南京当局根据几天来事态的发展，已明白了苏联在西安事变问题上对南京的好意，张群向苏联代办解释说：“西安事变开始前张学良即散布风声说他同苏联有联系，得到苏联援助”⑿，所以“有人发生疑虑，自苏联政府表示态度后，我政府深以为慰，对于传说并不置信”，并说南京已将苏联代办的有关说明摘要公开发表。关于中国报纸没有刊登《真理报》14日社论一事，张群解释说：苏联报纸的社论“因有捏造汪主席勾结日人主使张学良发动”事变内容，“故上海新闻检查员予以扣留”。⒀张群向苏联代办郑重表示：南京政府“深为珍视同苏联的友谊”，珍视“苏联政府对它的支持与同情态度”，并言不由衷地说：“他过去不相信现在也不相信张学良和第三者散布的心怀叵测的谣言”，但他答应南京将“尽一切努力制止第三者在中国散布诬蔑性的含沙射影的说法。”最后张群对“一向友好同情中央政府的苏联政府的态度而表示感激。”⒁
南京作出的友好表示，化解了莫斯科的愤怒情绪。当蒋介石获释返回南京的当天，苏联外交当局电令其驻华临时代办，向南京“表达我们对冲突未经流血也未经内战而告结束表示满意”，并向南京政府“再次申明，我们真诚希望全中国彻底统一和巩固。”⒂明白些说，就是真诚希望蒋介石彻底统一全中国并获得巩固。
苏联的态度，对西安事变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真理报》等所发表的捧蒋反张言论，成为南京的重要筹码，用来给西安施加压力，逼张、杨就范。孔祥熙12月17日在电报中劝张学良“悬崖勒马”，其中就说：“陕变起后，全国各地公私法团、全军袍泽，无不愤慨。昨日全国报界宣言，尤足表示各地舆情……且欧美各国舆论，无不一致斥责。英文《泰晤士报》，想兄处当经阅悉。日前苏俄舆论，亦称陕变以反日运动为投机，实际为敌作伥。可见无论中外，对兄此举，皆持反对。”⒃
苏联在西安事变中帮了蒋介石的忙，蒋对苏联十分感激。1937年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刚刚返回中国，虽然此时蒋介石的腰伤尚未痊愈，“身体状况相当不佳，步履艰难”，仍于4月3日在上海宋美龄寓所会见他，由宋美龄亲自担任翻译。在会见中，蒋请鲍格莫洛夫“就西安事变期间苏联报刊所持的态度向苏联政府转达他的谢忱。他说他极为珍视这种态度”。蒋向这位苏联大使保证：“他本人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改善苏中关系。”
会见结束时，蒋介石特别请鲍“转达他本人对苏联各族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谢意和问候”。鲍格莫洛夫在会见蒋介石后，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作了报告，其中说：从他返回中国后与南京政府各要员以及蒋介石的“各次谈话中都看出，蒋介石为我国在西安事变时所持的立场而真心感激我们。”⒄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受到了蒋介石的垂青和感激，却使张学良大失所望，把他多年来联苏的愿望化为泡影。
张学良在对苏关系上走过一段弯路。1933年下野游历欧洲时，曾拟赴苏考察未果。1934年回国率部参加“剿共”受挫后，杜重远建议他放弃内战，联苏联共，走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道路。张原来的部下马占山和李杜，在东北率部抗日失败后，曾撤入苏联境内，受到苏方招待。他们辗转返国后，也劝张走联苏道路。马占山和李杜根据自己在苏联的切身体验与观察，认为苏联肯定会支持中国抗日。其实当时有这种想法的并非只张学良一个人，那些与蒋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也或多或少的有这种想法，并为此而接近中共，希望通过联共达到联苏，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以保持实力，避免被蒋吃掉。张学良认为，在联苏问题上他比其他人困难可能更大些。因为1928年他在蒋介石唆使下挑起中东路事件，直接与苏联红军作过战；现在他又率军在西北“剿共”，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张耽心自己难以取得苏方谅解和信任。张学良觉得，他只有联合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共中央才能获得苏联的谅解、信任和帮助。于是，1936年初他通过多种渠道寻找共产党的关系，在洛川同李克农会谈和在肤施同周恩来会谈中，都谈到打通国际路线，共同派人去莫斯科，争取苏联援助问题。
经南京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负责对苏情报工作的第二处处长焦绩华介绍，张学良1936年7月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期间会见了苏联驻华武官；同年8月，在上海又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鼓动中苏联合对日，他对鲍格莫洛夫说：“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成败皆与苏联有关，日本野心无穷，苏联终难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鲍格莫洛夫答复他说：“如果中国能够联合起来，苏联政府一定会郑重考虑您的意见。”⒅8月末，张学良派栗又文偕董彦平“去新疆联络盛世才，目的是通过盛打通国际路线，以便一旦抗日战争爆发好求得苏联的援助。”栗又文等9月下旬到后迪化(今乌鲁木齐)，会见了苏联教官安德烈夫。这位苏联教官已知栗来新疆的用意，让栗写一份有关“东北军情况和全国抗日运动的形势”报告。栗按其要求写了报告，并在报告中提出请求苏联援助的建议。安德烈夫后来对栗又文说：“你们的那篇形势报告已送给斯大林了；对于你们要求的援助没有问题，可以在平凉(甘肃省)建立个兵工厂”⒆，并询问了那里的电源情况。
上述事实表明，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确已下定决心走联苏抗日道路，并做了一系列努力。当时他估计，为抗日对蒋实行“兵谏”，定会得到苏联的同情与支持。可以说，这是促使他做出对蒋发动“兵谏”决策的一个外部条件。可是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从广播中得知苏联报纸社论的内容时感到震惊与愤懑。刘鼎12月17日去延安接周恩来并向他汇报张学良事变以后的情况时说：“张学良原以为发动兵谏为抗日，可以取得苏联谅解，从此可以遂多年联苏的愿望。结果适得其反。张两次问我：‘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表情是不满的，可能对我党也有怀疑。接你前一天，他还问我：‘听见了吗?’(指苏联广播报纸社论)仍然是愤懑的表情。应德田也对我说：‘副司令对苏联态度很不满意。’”⒇当晚周恩来在西安与张学良首次会面时，张也提出这个问题。第二天，周恩来在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张学良“极愿听我们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周向中共中央提出，如“国际有电来请即告我”。针对张学良的这个想法，毛泽东18日致电张学良，向他通报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问题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电文说：“我们对远方(指共产国际——引者)已作了几个报告，尚无回报”。毛请张转告刘鼎：每日将西安方面群众运动的情况电告陕北中央，估计“远方知此事变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民众联系”，“当寄以同情”。毛泽东也请张学良有思想准备，估计到“远方政府(指苏联政府——引者)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
事变前张学良寄予希望最大、事变后又令他失望最大的，在国内当属阎锡山，在国外便是苏联。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攻击，对张、杨的谴责，使张学良承受了巨大压力。张学良当时匆忙释放蒋介石，原因固然很多，与苏联所持态度不能说没有关系。
同时亦应指出，苏联反对张、杨扣押蒋介石，但也不希望中国的内战扩大，它主张南京和西安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因为苏联深知：“中国的内战只能对日本有利”(21)。事变期间，《真理报》接连发表文章，反映国内外“要求和平解决冲突”的强大呼声。当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匆忙从国内返任在南京会见外长张群，反对南京方面接受张、杨所提条件时，《真理报》12月20日在《日本挑动中国内战》的醒目标题下揭露说：“权威人士认为，日本此举是直接公开挑起中国内战，此种政策之目的在于排除和平解决危机的可能性。”12月24日，《真理报》刊载塔斯社发自上海的消息说：“日本的计划在于，排除和平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并通过派兵讨伐张学良挑动其对蒋介石下毒手。十分明显，日本试图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以便利用此机会肢解中国并夺占中国一系列省分。”这些报道意在告诉人们：南京讨伐派的行动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这对动员人们起来制止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促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有益的。
①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117页。
②③ 《蒋廷黻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7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1页。
⑤⑥ 《蒋廷黻任驻苏大使期间与国民党政府来往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⑦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与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的谈话记录》(1936年12月15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l7卷，第668—669页。
⑧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华临时代办斯波利瓦涅克电)(1936年12月16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7卷，第670页。
⑨ 《蒋廷黻任驻苏大使期间与国民党政府来往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⑩ 《蒋廷黻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页。
⑾ 《蒋廷黻任驻苏大使期间与国民党政府来往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⑿⒀ 《蒋廷黻任驻苏大使期间与国民党政府来往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⒁ 《斯皮利瓦涅克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6年12月19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7卷，第677页。
⒂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致斯皮利亚涅克的电报》(1936年12月26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7卷，第688页。
⒃ 《团结报》第1161号，1991年1月2日。
⒄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7年4月3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8卷，第155—157页。
⒅ 焦绩华：《张学良与苏使秘密会晤》。《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⒆ 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84页。
⒇ 《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中共党史风云录》，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笫248页。
(21) 《张学良发动叛乱正中日本下怀》，《真理报》1936年12月15日。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