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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日本的态度

李义彬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西安事变爆发时,它已侵吞了东北四省,正在加紧染指和蚕食华北,企图把华北五省建成“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带”,以便从这里“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①,作为其扩大侵华战争和发动侵苏战争的前沿阵地。
  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于12月13日传到东京。当晚,日本外务省在有田外相主持下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出席会议的有外务省次官和负责东亚以及欧洲事务的官员。突如其来的西安事变,使日本当局一时还弄不清它的性质和原委;也由于近年来日本在中国的步步进逼已损害了欧美的在华利益,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定会为欧美各国所注目,日本若贸然采取行动,不仅会进一步激化日本与西方国家的矛盾,而且“对于中国民众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基于上述考虑,日本外务省紧急会议决定,对西安事变采取静观态度,避免采取积极行动,对中国“不给任何刺激”。②外务省确定的静观方针,得到了陆军省、海军省和广田首相的同意,并获得三相(外相、陆相、海相)会议和内阁会议的批准。
  在侵华问题上最激进的日本陆军省,12月14日制定了《西安事变后对华时局对策案》,其基本精神是“仍坚持既定的对华方策,期待其实现”;同时要“监视事态发展”,如果中国当局“激化容共抗日风潮,帝国侨民的安全和在华权益受到侵害”时,“帝国不再犹豫行使自卫权。”它还具体规定:“帝国进一步明确防共态度”;“对于华北各政权,严格监视其动向,……寻机使防共协定范围扩及华北五省”;“把绥远政权导向反共,以封锁苏联来自北方的策动”;事态如照张、杨通电发展,“恐对日空气恶化,在帝国侨民及权益受到侵害,事态至此,也要不失时机,做可采取自卫手段的准备”;严密监视西方国家乘机“收买南京政权及各地政权”,如发生妨碍日本在华利益事件,“应发出必要的警告。”③
  日本海军省在征得外务省、陆军省同意后,12月13日午后就西安事变问题向第三舰队参谋长及日本驻北平、天津、南京、汉口、福州和广东各武官发出“军务极秘第675号电”,指出:“西安兵变后,给在华日军的生命财产带来了相当的不安,因此,从速准备强化在华警备兵力”,并“要适当利用此兵变以推进对华政策”。海军省要求他们:“迅速获取正确情报”;“保护侨民,维护权益必须的处置”;“列举共产党的阴谋和不讲信用,进行适当宣传”;“关于统制侨民的保护政策,进一步密切与外务、陆军的联络。”④
  由于张学良在九一八后积极推动和支持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关东军把张学良看作是对伪满洲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必欲去之而后快。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时,虽然张学良本人和大部分东北军部队已离开华北,但日本侵略者向南京仍执意要求把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属东北军系统)及其统率的第五十三军调离华北。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意在逼迫蒋介石放弃对日本的屈辱妥协方针,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这自然要遭到日本反对。日本当局非常耽心南京与西安妥协,接受张、杨提出的救国主张。自蒋介石被扣留西安后,日本严密注视着事变的进展。12月17日,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召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此前,蒋介石在西安安全无恙的消息已得到证实,有田对许世英说:“闻蒋院长健在,甚感欣慰。此次事件,真相尚未判明。日本政府暂且静观事态;但是,本事件结局对日本影响极大,因此,帝国政府非常关心,注视着事态进展”。接着,有田对南京当局发出警告说:“根据新闻报道,张学良标榜容共抗日。邻邦的赤化会给帝国的安全甚至东亚的和平带来很大的危险,上述报道如属实,帝国政府希望中国方面采取严重的适当的措施。”⑤当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给何应钦停战三日的手令自西安返回南京后,日本非常着急,12月19日上午11时有田外相再次紧急约见中国大使许世英,说:“蒋鼎文携带张学良所提条件到京,中央政府是否与张妥协?……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反对。”⑥日本《朝日新闻》12月18日发表的题为《希望妥当处理邻邦的危局》社论,“可以说完全表现了日本的对华希望”,其要旨是“日本陆军当局……警告邻邦一部分军阀,切勿被弄于赤祸的魔手,并且切望中国为政者勿陷于赤祸的陷阱,而宜立足于与邻邦和亲善的大精神上。”换句话说,就是日本反对张、杨走联共联苏抗日的道路,反对南京当局与西安妥协、联合英美苏抗日,要求南京政府仍与日本“协和亲善”。
  日本在静观的同时,也做了武装干涉的准备。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根据日本海军省发出的“军务极密第675号电”令,在西安事变后加强了警戒,17日向上海、汉口等地增派了海军陆战队。日本国内的部分舰队、航空队和3个大队的陆战队,也奉命进入临战状态。
  宋子文、宋美龄前往西安后,双方已开始正式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迹象已显露出来。为阻挠事变的和平解决,日本首相广田12月23日向南京政府发出恫吓,说什么:“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⑦同时令因在南京进行所谓“调整国交”谈判失败而回国多日的驻华大使川越茂急忙离国返任。12月22日、23日川越茂接连两次会见孔祥熙,向中国政府转达日本政府的旨意,企图阻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进程,结果未能如愿。
  ① 《对中国实施的策略》(1936年8月11日,内阁有关各省决定)《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 页。
  ② 《西安事变与国际关系》,1936华12月15日《朝日新闻》社论。
  ③ 《西安事件参考资料及调书》。(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6—1—5—10—4)。
  ④ 《西安事件参考资料及调书》。(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6—l—5—10—4)。
  ⑤ 《西安事件参考资料及调书》。(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6—1—5—10—4)。
  ⑥ 《驻日大使许世英五次电告》。(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0—211页。
  ⑦ 《驻日大使许世英五次电告》,《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0—211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