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中共的和平方针 9.1 短暂的曲折
李义彬
面对西安事变后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从民族大义出发，制订并坚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毋庸讳言，这个方针的制定有一个过程，它是在经过一段短暂探索，走了一段曲折道路后才确定下来的。
早在西安事变前几个月，中国共产党就放弃了反蒋立场，确定了“逼蒋抗日”方针。对张、杨扣留蒋介石，中共中央事前毫无所闻。因为事前张、杨对他们的“兵谏”决策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直到12月12日凌晨捉蒋战斗打响前，张向其高级将领和幕僚们宣布“兵谏”决定，接着才告知在他身边的中共代表刘鼎，请刘转告中共中央。在临潼捉住蒋介石后，张以他个人名义向陕北保安发出“文寅电”，向中共中央通报：吾等为中华民族利益和抗日前途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刘鼎也在12日清晨致电毛泽东，报告张、杨已把蒋介石等扣留。
中共中央接到西安来电，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变，开始还不大敢相信。当晚，毛泽东、周恩来在给张学良“万万火急”的“文亥电”中，请他证实“是否已将蒋扣留?”如情况属实，中共中央根据自己对蒋介石的了解，建议张要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严防其收买属员，特别提出尤不可把蒋交给其他部队看管。
在国难深重、民族矛盾已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关头，应该怎样判断张、杨此举的性质，对这次事变应持什么样的方针?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严峻考验。经过长达15年革命斗争锻炼和陈独秀、王明两次机会主义错误的挫折，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走上成熟。对这一突发事件，从一开始，就充分肯定它的正义性质；表示坚决站在西安一边，支持张、杨的行动；还提出“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在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上，中共中央一些决策人却发生了反复和动摇，一度偏离了党在几个月前确定的“逼蒋抗日”即“联蒋抗日”方针。刘少奇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了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的纷乱与群众对我们的误解”。①这里说的“动摇”和“纷乱”，就是指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
事变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在平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胡服(刘少奇)，向他通报蒋在西安被张、杨扣留消息，同时提出了党对事变的态度及面临的任务。电报明确指出：中共“拥护张、杨之革命行动”；党面临的任务是，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分开，争取南京及各地方政权中的抗日派，稳定CC派、黄埔派，推动欧美派及元老派，并具体指出要争取宋子文、孙科、孔祥熙、蔡元培、李石曾等；至于对蒋介石，提出要揭发其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及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向南京提出明令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的要求。事变发生当天的这份文件，反映了中共中央对事变所采取的对策，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对南京内部各个派系的认识和态度。后来的事实表明，当时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分开是难以办到的。因为经过10年来的内战和国民党内各个派系的多次争斗，蒋介石已牢牢控制了南京政府，把党、政、军等大权集于一身。当时南京、又居于正统地位，得到国际上的承认。此时要求罢免和公审蒋介石，的确是对“逼蒋抗日”方针的反复和动摇。
中共中央得知蒋介石被张、杨扣留后，从12月12日中午起，一天之内接连3次给共产国际发电报，报告西安发生事变的有关情况。前两份电报，主要是转述张学良、刘鼎来电的内容和张、杨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12日24时发出的第三份电报，除报告“张学良确已将蒋介石扣留西安”“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周恩来亦立即前去”外，主要是针对当时国内政局提出了中共的应变设想，以求得共产国际特别是苏联的支持。其内容是：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组成委员会，以叶剑英为参谋长主持工作；准备半个月内在西安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南京政府暂由林森、孙科、孔祥熙、冯玉祥、宋子文、于右任、陈立夫等主持，等待国防政府成立，并防御亲日派勾结日军进攻京沪一带：争取蒋军全部抗日；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和晋绥军为主组成抗日联军，争取陈诚领导的蒋系军队参加。从这个设想可以看出，当时是想把西安作为全国抗日的政治中心；认为南京各派会倒向西安，共同组成国防政府；争取团结中央军，共同抗日。
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分散在各地，刘少奇在平津地区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陈云、王明、康生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任职；彭德怀、王稼祥、任弼时在甘宁地区红军前方总部。在保安参加12月13日这次会议的只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凯丰、张国焘等人。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中央军委主席团主席、负责对国民党做“外交”工作的毛泽东向会议作报告，他热情称赞和充分肯定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他说：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其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中国共产党对这个事变的态度，不是反对或中立，而应旗帜鲜明地拥护和支持。
会议讨论时，所有与会者对上述两点都表示同意；但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特别是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上，看法则不尽一致。
关于对蒋介石的处置，会上有人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说“把蒋除掉，无论在那方面，都有好处”②。对此，会议讨论时多数人没提异议，但也有不同看法。至于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即要不要在西安建立与南京对立的政府，则分歧明显，讨论颇多。毛泽东主张在西安建立一个名义上不是中央政府而实质上是政府的机构，可称之为抗日援绥委员会；周恩来提出在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在西安建立一个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群众团体，名称可叫抗日救国会，实际上应发挥领导作用。周恩来认为，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张国焘在会上说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公开提出“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口号。
当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听完上述发言后发表了重要讲话。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虽然他一时也提不出一套完整、周到的应变决策，但他临变不慌，头脑冷静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应变意见。他的通篇发言，没有一个“审蒋”“除蒋”字眼，而且明确表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他主张要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张、杨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张闻天还提出，中共此时的策略应该“把抗日为最高旗帜”，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③。上述事实表明，张闻天不同意“审蒋”“除蒋”口号，也不同意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分开。事实上当时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密不可分，对蒋如何处置涉及到是否维系南京政府的正统地位问题。历史表明，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的非蒋派系和地方实力派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直接响应张、杨的行动，相反国内却出现了一股颇有声势的“拥蒋潮流”。要求张、杨无条件释放蒋介石的声明和通电纷至沓来，在“救蒋”旗号下大批蒋军涌入潼关。形势的发展告诉人们，如何处置蒋介石，成了当时“和”与“战”的关键。在这事关革命前途和民族安危的重要关头，张闻天告诫大家“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他提醒全党在“新的困难，新的矛盾”面前，要“慎重考虑”，强调只有“我们党的策略正确”，才能把革命引向“顺利的方向”。他的结论是：“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④
张闻天在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不仅为中共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明了方向，对会议的进程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前，博古在发言中，曾赞同“审蒋”主张。他听完张闻天发言后作补充发言，修正自己的意见，强调应把西安事变看成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虽然，这是不点名地批评张国焘的主张。博古补充发言时还强调，不应与南京对立，要全国抗日，一定要争取蒋介石部队的大部或全部。他还明确指出：不能变更党以前的策略，显然这是说党的“逼蒋抗日”方针不能变。关于政权问题，博古认为不能重复党的“六大”后实行的苏维埃政权与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对立的政策，而应遵循共产国际“七大”确定的统一战线方针，在政权问题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形式。他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争取可能的同盟者。
会议做总结时，部分吸收了与会者的正确意见，强调要争取更多的人，把抗日援绥的旗帜举得更高，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方针；但对张闻天等提出的一些正确主张并未全部接受和采纳。因此，会议总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处于矛盾状态，提出一些调和主张，但其“审蒋”“除蒋”的基调没有变。如对蒋的处置问题，提出要反蒋又不正面反蒋，不要把反蒋与抗日对立起来；在政权问题上，提出要政府，又不要政府名义，实际是政权性质。中央军委主席团14日在《对西安事变后斗争形势的估计》中也采取了类似态度，说：“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上述情况表明，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决策层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经过13日会议的讨论，意见也未完全统一起来。
鉴于西安事变刚刚发生，中共中央又地处偏僻闭塞的陕北，对各方面情况了解不多，中央决策层的意见又不尽一致，13日的中央会议决定：在周恩来未到西安之前，中共中央暂不公开发表宣言和谈话。这个决定无疑是对的，它可为中共中央更多地了解各方面情况、完善和确定正确的策略提供时间。可是，事变爆发后，国内外反映十分强烈，南京决意讨伐，张、杨备受谴责，中共受到怀疑和攻击，形势迫使中共中央又不能长期保持沉默。12月15日，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5名红军将领名义致电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其中除批评南京当局错误的对内对外政策和为张、杨的爱国行动进行辩护外，还重申了中共将继续奉行年来“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统一战线政策，呼吁南京诸公“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⑤
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机关报的《红色中华》，12月13日在报道西安事变爆发消息时，提出“要求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16日，该报第二版刊登题为《蒋介石罪大恶极》的长篇文章系统揭露蒋介石“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的罪行。显然，发表这样的文章，意在激发人们对蒋的愤恨，动员群众起来要求“审蒋”、“除蒋”。
西安事变后，中共为什么在对蒋介石的策略上出现反复和动摇?为什么由“逼蒋抗日”又一度回到“反蒋抗日”上去?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共中央一些负责人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估计不足。他们以为，张、杨在西安把义旗一举，全国会群起响应。在13日举行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一些与会者发言时描绘出一幅事变后全国政治形势发展的图画：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拥护张、杨的爱国行动；各地方实力派热烈响应张、杨的义举，特别是阎锡山、刘湘、李宗仁等可能加入抗日阵线。这样，晋阎和川刘将成为西安的两翼，共同对南京控制的东南七省形成半月形包围圈；南京内部出现分化，蒋的部下倒向西安方面，国民党内的元老派、欧美派及其他派系会赞助西安事变。总之，他们认为蒋介石会成为孤家寡人，被彻底孤立起来。为了把这幅图画变成现实，中共中央书记处12月14日给中共北方局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发电报，敦促他们动员社会各界响应张、杨的行动。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必须多方面的活动驻华北名人和地方实力派，特别是阎、傅起来响应张、杨的抗日主张。”⑥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0名红军将领致电张、杨，提议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合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建议张、杨“极力争取阎锡山先生及其他爱国将领加入，推阎锡山先生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正确判断形势，是制定正确政策和策略的出发点；对形势判断不准，制定的政策和策略就难免有误。二是感情因素起作用。国共两党对立10年，蒋介石推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政策，屠杀了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九一八后他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招致国土沦丧，主权丧失，民族濒临危亡。西安事变爆发后，《红色中华》揭露说：“蒋介石的罪恶滔天，他的罪状是数不尽的，他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于万一!”⑦蒋介石在西安被张、杨扣留的消息传到陕甘苏区后，根据地军民喜出往外，拍手称快，纷纷集会，要求对蒋予以严惩。当时在保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邓颖超，听到蒋介石被扣留后，“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和同志们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了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⑧事变爆发时在定边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我们在定边获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我们致电党中央反映了群众的愿望。”⑨党内外群众和干部的这种情绪和呼声，无疑会给中共中央决策层发生某种影响。
① 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08页。
② 引自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③ 《涨闻天西安事变前后发言和电报六篇》，《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④ 《张闻天西安事变前后发言和电报六篇》，《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⑤ 《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南京政府电》(193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⑥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56页。
⑦ 《红色中华》第316期，1936年12月16日。
⑧ 金凤：《邓颖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⑨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版，第383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