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 正确的决策
李义彬
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策略的反复和动摇是短暂的，前后共6天时间。12月19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便正式确定下来。张闻天指出：“在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更充分”地显现出来。①12月l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与12月13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显著不同，在于中共中央决策层经过对形势的观察，意见已趋于一致，于是便不失时机地做出了“和平调停”事变的决策。中共中央在短短几天内就完成这个决策转变，其根本原因，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并没有出现预想的那种张、杨登高一呼，各地群起响应的局面；相反，拥蒋气氛却弥漫全国。在国民党内部，不仅蒋的嫡系，就是那些非蒋派系也没有脱离南京而倒向西安；张、杨和中共都寄予厚望的冯玉祥，历史上多次反蒋，当时也备受歧视，他名为军委会副委员长，却有职无权，就是他也不支持张、杨扣蒋，要求张、杨立刻无条件释蒋，他本人还愿为此而充当人质。那些平时与蒋矛盾较深的地方实力派，也没有像人们预计的那样响应张、杨行动，除李济深通电同情和声援西安事变外，绝大多数则采取观望和中立态度，既不赞成南京讨伐西安，也不支持张、杨扣蒋。至于阎锡山，原来都以为他会站在西安一边来，可是事变爆发后他态度暧昧，向张、杨提出一连串质问，企图把蒋介石弄到太原去，从中渔利。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事变后发表宣言，表示不支持张、杨的“兵谏”行动，希望西安方面迅速释放蒋介石。当时国内舆论对西安相当不利，各地报刊纷纷谴责张、杨，要求立刻无条件释蒋。12月15日，由上海《申报》牵头，全国200多家报社和通讯社联名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要求张、杨即日恢复蒋介石自由，安全护送其出境。新闻界著名人士、《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在西安事变期间接连为《大公报)撰写了4篇社评，其中第三篇题为《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于12月18日发表。张在此文中敦促事变发动者和参加者从心坎里悲悔认罪，赶快向蒋介石“谢罪”。南京将此文翻印几十万份，派飞机到西安附近上空散发。上述情况说明，对蒋介石如何处置，是当时国内各阶层人士普遍关注的焦点；保蒋安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上，处理得好，可赢得群众，有利于早日结束内战，实现抗战；反之，则要脱离群众，使内战延长和扩大，只会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
第二，周恩来的西安之行，有助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中共中央在事变当天收到张学良的“文寅电”后，立即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前往西安，亲临事变发生地，了解各方情况，与张、杨共商大计。周恩来一行从延安乘坐飞机于17日下午到达西安。他在飞机上听取刘鼎汇报，当晚又与张学良举行会谈，了解到许多在保安难以知道的情况：张学良发动“兵谏”的目的不是伤害蒋，只是逼他抗日。蒋只要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行抗日，张仍拥戴他为领袖；蒋介石在被扣初期态度恶劣，拒绝与张谈任何问题，现在可以谈抗日问题了；就在周恩来到达西安之前，根据张、杨要求，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给何应钦的手令已从西安飞回南京，蒋在手令中要求何停止军事行动三天；以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为首的南京主和派，极力主张用和平方法救蒋，先派端纳来陕见蒋，现又决定派宋子文来西安与张、杨会谈；南京对张学良已下“讨伐令”，刘峙指挥的东路“讨逆军”已有5个师进入潼关，威逼西安；作为“讨逆军”骨干的黄埔系青年军官胡宗南、黄杰、邓文仪等275人于12月14日致电张学良，表示他们绝对忠于蒋介石，“早已将整个生命，交付于领袖。”他们要求张、杨即刻恢复蒋之自由，否则他们将“不顾一切，悉力以赴”，与张、杨“不共戴天”②。“讨逆军”东、西两线的指挥将领刘峙、顾祝同以及樊崧甫、关麟征等同一天也致电张学良，要求即刻释放蒋介石，并说如释蒋则任何问题，无不可从长计议，尽量采纳，见诸实施。上述情况表明，蒋介石虽在西安成了“阶下囚”，但他的军队仍完整无损；他虽被扣在西安，仍能支配南京政府，指挥国民党军队。此时如何处置蒋，确实成了“和”与“战”的关键。周恩来通过与张学良会谈，进一步明确了西安事变只有和平解决，才能对民族、对革命有利。与张会谈后，他当晚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除报告到西安后了解的各方情况外，还对蒋的处置问题提出意见：“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他的建议实际上已被中共中央采纳。中共中央12月18日致电国民党中央，以第三者调解人的立场向他们指出：“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中共中央呼吁国民党中央“毅然决然立刻实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是：召集有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参加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将讨伐张、杨和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等等。电文最后指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亦当不成问题。”③这表明，中共中央对蒋的处置方针已开始转变，由要求“审蒋”“除蒋”改为有条件的释蒋了。
第三，耽心亲日派完全控制南京。当时被视为亲日派的南京军政部长何应钦，蒋介石被扣后，掌握了南京的军事大权，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成了南京主战派的首领。他不顾蒋介石死活，派大军威逼西安，派飞机到华县、渭南一带狂轰滥炸。当时人们认为，何应钦是想乘西安事变之机，置蒋于死地，取而代之。传说宋美龄托端纳带给蒋介石的信中有“南京戏中有戏”的字句。这理所当然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和注视。更令人注意的是，西安事变爆发当天，南京即电催当时在欧洲治疗伤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立刻回国。汪精卫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得意忘形，与其在国内的同伙电报频传，密谋策划。在南京的陈璧君(汪精卫之妻，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2月13日也电催汪精卫速归，说“兄为朋友、为党，均应即归。”同时又诡秘地说：“‘共匪’奸人窥伺甚急，起程时除告我转中央外，勿为他人言。”14日，汪复陈电表示：“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即归。”同一天，汪精卫给国民党中央复电说：“文电敬悉。事变突起，至为痛心，遵即力疾起程。”汪立即离开德国赶往意大利，12月22日在热那亚登船东返。汪在离欧返国当天发表声明说：“余因伤病，数月以来在欧疗治。本已决最近期内回国，自闻西安事变，尤切痛心，中央复有电催，故即日首途回国。”④在当时，南京如果完全被亲日派控制，中国的命运将更令人担忧。因此，中共中央密切注视汪的行踪和活动。12月18日，周恩来在西安向中共中央报告南京的动向时说：“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指何、汪)，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⑤中共中央对亲日派的动向极为重视，认为中国“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⑥“恢复亲英美派蒋介石的自由，可阻止亲日派完全控制南京的图谋。因此，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变内战为抗战。”⑦由此看来，中共中央从要求“审蒋”改为“争取中派”(当时把蒋视为中派)，原因之一就是耽心“右派”(指何、汪)与日本勾结完全控制南京政府，造成大内乱。
第四，苏联态度及其报刊言论的影响。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爆发消息后，接连致电共产国际，报告西安事变的有关情况和中共中央的应变设想，目的在于获得共产国际特别是苏联的同情与支持。在12日24时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电报中，除报告中共的应变设想外，特别提出：“请你们支持我们的上述行动，特别是：(一)在世界舆论方面援助我们；(二)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的军队；(三)苏联积极援助中国。”可是，共产国际和苏联都反对西安事变，说张学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⑧。12月16日，共产国际书记处向中共中央发出由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全文如下：
“现回答你们的几封来电，建议采取以下立场：
(一)不管张学良意图如何，他的发动在客观上只能对团结中国人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起破坏作用并刺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二)既然这一发动已经完成，就应当考虑既成事实。
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冲突：(1)改组政府，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立志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人加入政府，用这样的办法改组政府。(2)保证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力。(3)停止消灭中国红军的政策，与红军合作抗击日本侵略。(4)与同情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谋求解放的国家实行联合。最后，建议你们不要提出联合苏联的口号。”⑨
此电和另一封电报发至陕北保安，电文不清，译不出来，中共中央l8日致电共产国际说：两封电报“勤务组弄借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当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于20日重新发到保安时，中共中央已于19日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对西安事变进行判断。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不同，中共充分肯定西安事变的革命性质，热情称赞和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当时在前线指挥主力红军的彭德怀、任弼时从国民党的新闻报道中得知《真理报》社论内容后，不赞成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攻击。他们20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中央向共产国际说明张、杨对蒋采取“兵谏”行动是出于迫不得已。可是，考虑到苏联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中共中央又不得不协调自己对蒋的策略。应当说，这也是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迅速改变对蒋策略的一个原因。参与对蒋策略决策全过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凯丰，在蒋获释后，回顾对蒋策略这些变化时说：《真理报》所说的，对我们慎重考虑问题是有帮助的，使我们着重地顾到整个的利益，同时也不放弃局部的利益。⑩
在上述4条原因中，应当说第一条是最主要、最基本的，因为政治形势，力量对比向来是一个政党制定政策和策略的基础或前提。
12月19日举行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是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后经过6天对形势的观察，认识趋于一致的基础上召开的。这次会议决定放弃“审蒋”“除蒋”主张，正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毛泽东首先在会上发言。他队为，西安事变后形势的发展有黑暗的方面(如南京把注意力集中在蒋被扣押上，对张、杨的一切抗日要求置之不问，并派兵讨伐西安)，也有光明的方面(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扩大抗日力量)。他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坚定地站在抗日立场，发扬光大光明的方面，打击黑暗的方面。他指出，西安事变后内战的发生与延长，对我们不利，只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内战延长与否，既要看国内力量，也要看国际舆论。我们的方针是消弭内战，不使内战延长。毛泽东还指出，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一是胜利的前途，二是失败的前途。为了争取胜利的前途，就要壮大抗日力量，努力争取东北军，积极帮助他们击败讨伐派的军事进攻。他提出：我们不要远离张、杨，而是要与之接近，同情并帮助他们。
博古的发言对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阶级力量的变动和各个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做了分析。他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爆发，表示小资产阶级转到抗日方面来；两广事变，特别是最近西安事变的爆发，更明显地表示出资产阶级已转到抗日方面来。博古指出，在当前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各种力量都在企图利用西安事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张、杨把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公开举起来作为西安事变的旗帜，在此情势下，只要党的策略正确，就可以使西安事变成为发动全国抗日的起点。博古同样认为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一是发动大规模内战，二是成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他说，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反对内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前途，反对转为内战的前途，因为内战是中华民族的致命伤，只对日本侵略者有利。
张闻天的发言更为全面和明确。他对西安事变的发展前途，党对事变的根本立场，进行和平调解的方针等问题都作了深刻阐述。
关于事变的发展前途，他认为有两个“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二是内战的扩大”。他指出：“全国舆论是不希望内战之扩大，然[而]日德是企图尽量这方面的扩大”，因为“这是两个阵营。”关于处理的方针，张闻天强调：“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为]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他同时提出“困难的前途亦应准备”，并且说：“失败的可能如弄得不好是有的，而且相当的大。”关于党的立场，张闻天针对前几天党在对蒋策略上的动摇和反复，郑重而又明确地说：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对的。”他公开批评13日会议上有人提出的“审蒋”主张，说：“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是不妥的。”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张闻天在19日会议上的讲话同13日会议上的讲话比较，精神贯通一致，态度更为鲜明。特别是他把对蒋介石的处置同全国抗日这个大局联系起来，因之态度更为坚决，主张始终如一。为了争取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应采取哪些方针?张闻天指出：“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具体的积极的援助张、杨，最主要[是)使他们部队的巩固，大规模的发动群众。我们应与张、杨靠近，应打胜仗，扩大影响，准备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对东北军应尽量与之配合，而他亦应采取我们[的]许多办法，尽量争取同情者，不要太红，尽量争取时间性。”⑾
毛泽东在给这次会议作总结时，集思广益，对有关事变的几个重大问题作了深刻和明确的阐述。他指出，西安事变要取得胜利，一定要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参加，还要取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他再次肯定西安事变的革命性，说它实际上是抗日起义。毛泽东指出，围绕西安事变，国内外各种力量阵线分明：一方面是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和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另方面是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和国际和平力量，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多处于动摇、中立的中间派，中国共产党要努力争取这些中间派。面对西安事变的两种前途，毛泽东坚定地指出：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事变双方应实行调停方针，调停的办法有两种：一是用文章调停，二是用武装调停。意思是在政治上争取和平的同时，也要准备用武力制止南京的讨伐，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他在全面分析国内外诸多因素后，满怀信心地预言：现在有争取和平、结束内战的可能。因为反对内战的国内外力量是强大的，而主张内战的只有日本、汉奸和利用战争做生意的人。他接着指出：我们要把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力争结束内战。
毛泽东在为本次会议做总结时，还把本次会议通过的“通电”与12月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电”这两个文件做了比较，指出它们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他称赞19日“通电”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是更为进步的方针。
中共中央确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集中反映在19日会议通过的两份文件里：一个是向国内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一个是向党内发出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通电》向事变双方提出四项建议：“(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会议地点暂定在南京。”⑿《通电》主张和平会议由南京召集，地点选定南京，显然这是承认了南京政府的正统地位；至于讨论蒋的处置问题，前提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结果自然是有条件地释蒋。《指示》对西安争夺前的形势，西安事变的意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及其拥护者和中共为结束内战、实现和平应持的基本方针等问题作了全面阐述。由于《指示》是党内文件，是发给党组织阅读的，它说得更为坦率。它在肯定西安事变意义的同时，也批评了它多少带有军事阴谋的方法，指出张、杨用这种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⒀《指示》提出中共应坚持的方针是：“(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⒁
在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当天，毛泽东致电在上海的潘汉年，请他“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⒂
从12月19日会议的进程可清楚看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讨论通过的，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方针的确定，是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经过对形势发展的冷静观察和科学分析，在策略上做的自我调整。它是独自自主的产物。
① 见张闻天在1936年12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三期。
② 《青年将领胡宗南等二百七十五人忠告张学良》，引自李云汉著：《西安事变研究》，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第267页。
③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160页。
④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与陈璧君等来往电函》，《近代史资料》第60号。
⑤ 《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⑥ 《毛泽东关于向陈立夫提山五项合作抗日要求致潘汉年电》，(1936年12月21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页。
⑦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问题致周恩来电》(1936年12月2l日)。
⑧ 周恩来：《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1页。
⑨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举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⑩ 凯丰在1936年12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⑾ 张闻天在1936年12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⑿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13l页。
⒀ 同上书，第127页。
⒁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
⒂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