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 支持与帮助
李义彬
中共中央从得知西安事变爆发消息起，就认定张、杨的行动是爱国壮举，决定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张学良扣押蒋介石后，感到单靠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力量难以实现西安事变的要求，期望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12月12日清晨他给中共中央的“文寅电”中，除通报已扣留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消息外，还询问“兄等有何意见”，“并盼红军全部速集中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捉蒋后为什么要邀请周恩来来西安，张学良在被押解到台湾后谈及此事时说：“事发之后，约周恩来之来，主要原因，系良自觉良部及杨部之无能，以及南京方面之作法，希周来共同谋划”，又说：“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讨商。出发之后，……徬徨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①
中共中央除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前往西安直接与张、杨共商大计外，还接连发电向他们提供重要建议，并从军事上策应和支持他们的反讨伐行动。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12月12日向红军各部队通报蒋介石被张、杨扣留的消息，同时命令全军“抓紧准备待命行动”。当晚，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除告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即赴西安与其共商大计外，还建议他们“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固原、庆阳、鄜甘仅留少数”。怕他们有后顾之忧，毛、周在电报中向他们保证“红军不进占寸土”，并自告奋勇地“担任箝制胡、曾、毛、李仙(丹)各军”的任务。
面对樊崧甫部等5个师的蒋军在“救蒋”旗号下迅速涌入潼关，大批中央军继续沿陇海路西开的形势，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建议他把重兵置于潼关、平凉、凤翔，强调把守潼关尤为重要，“严拒樊崧甫”。毛、周在电报中还建议张不能单纯依靠军队，应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指出：“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获得胜利。电报还建议张要注意巩固和纯洁内部，“对全军举行深入的政治动员”，“逮捕和驱逐部队中的法西斯分子”。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向张表示：在甘、宁一带的中央军胡、曾、关等部如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
12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连给张发去数电，通报中共了解到的南京动向和西安周围国民党军队活动情况，还会同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萧克、林彪、徐海东、徐向前等红军将领一起向张、杨表示：“弟等率领全部红军与全苏区人民坚决赞助二将领领导之革命事业”，并就“行动方针”问题提出如下建议：“(一)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分别编为联军的第一、二、三集团军，由张学良、杨虎城、朱德分任各集团军总司令。还建议设立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军政委员会，每个集团军推选三至五人参加，由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组成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副之。(二)目前军事步骤，提议联军三部主力集中在以西安、平凉为中心的地区。张、杨如同意此方案，红军主力可于一星期内到达西峰镇，尔后视情况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原；红军留一小部在定、盐地区牵制胡宗南部，另部可置于肤、甘地区防止蒋军汤恩伯部南下。(三)当前的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为此，在联军内部要提出共同口号，如在部队中进行热烈的政治鼓动，肃清部队中的亲蒋分子，鼓动全军战斗勇气，造成至死不屈精神等。”
除向张、杨提供建议外，中共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主要是从军事上予以策应，以击败何应钦发动的讨伐战争。
西安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鉴于张、杨势孤力单，内部不稳，极力主张主力红军南下，与张、杨靠拢，以“壮其胆而鼓其气”。②对这一点，大家意见相同；但是，关于红军主力的行动方针或方向，开始时看法并不一致。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给红军前方总部总指挥彭德怀、总政委任弼时的电报提出，无论从军事和政治方面考虑，目前均须击破敌之要害。现在，敌之要害不是宁夏或甘肃，而是河南与南京。如今，南京已发动内战，对战争我们是后发而不是先发。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逼西安时，红军主力应进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敌人头脑南京。至于在甘肃的胡宗南部和在晋绥的汤恩伯部，都不过是南京内战军出两支支队。他们认为，红军的任务是击破敌之主力，对胡、汤这两个支队予以箝制即可。因此，他们主张原定红军集中西峰镇的计划应废止，改至延安、甘泉一带集中，然后迂回至敌主力之后方郑州等地，并进而直逼南京。彭德怀、任弼时经过认真研究，认为目前不宜采取上述方针。12月14日他们致电中央军委陈述理由说：“目前战略方针，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找机会争取宁夏、巩固兰州，一部东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如“红军出河南，取进攻姿势，这样可能延长内战”，与党的战略方针有悖，且要失去固原、兰州及陕甘公路，而且红军主力也来不及，因为“增援西安须时二十余天”。彭、任主张乘当时蒋军的混乱局面，主力红军仍坚守陕甘根据地，“首先打击胡宗南，消灭西北中心反动力量”，至少应压迫胡部西退，力求在运动中歼灭其一部，恢复原有苏区。这样，有利于争取毛炳文、曾万钟及中立青海、宁夏的地方实力派，巩固后方，从而停止潼关之敌的进攻。当时担任红军参谋长的刘伯承，同一天致电中央军委，也提出相同意见。
周恩来12月17日到西安后，立即与张、杨会谈，磋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联合军事行动问题。周恩来从12月18日起，接连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他就联合军事行动问题与张、杨磋商的情况。三方经过反复协商，12月21日确定：集中三方主力，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与刘峙指挥的东路“讨逆军”决战；同时以部分兵力钳制西线之敌胡宗南等部。当天，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说：张、杨赞同先打刘峙，红军主力10天到达长武、邠州，再用10天时间到达咸阳、兴平，尔后南下。红军所需被服、子弹可到咸阳补充。周恩来向中央建议，红军主力可分两路迅速南下，不顾一切地集中咸阳，消灭刘敌。
根据周恩来与张、杨达成的协议，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各两个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共同组成红军突击集团，立即由定边、环县之间地区南下，协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打击刘峙指挥的东路“讨逆军”。除此之外，还决定抽出部分兵力警戒和钳制西线胡宗南等部。
彭德怀、任弼时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率主力红军分两路南下。他们日夜兼程，于12月25、26日赶到庆阳及其南北地区。此时，由于蒋介石已获释返回南京，进入潼关的中央军也开始东撤，红军主力部队便在庆阳、合水、宁县、正宁一带休整待命。
中共中央12月20日召开会议，强调主力红军南下进入友军地区，一定要严格遵守纪律。彭德怀、任弼时12月23日指示各兵团：严守友军区域纪律，不打土豪，不破坏其现有政权组织，所需粮食由当地政府及军政机关负责筹备和购买。奉命南下的有些部队，刚刚结束万里长征，疲劳尚未完全恢复，衣帽也不整齐，但他们的饱满精神和严明纪律受到沿途群众和友军的称赞和钦佩。作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杨尚昆当时写道：“在南下中，我们深刻了解当时因西安事变而造成的严重局势，我们坚持着和平方针，我们关怀着民族的沦亡，而不求自身利害的报复。红军是上下一心的，团结在共产党和平主张的周围，为着阻止内战的爆发，实现国内和平而斗争。”杨尚昆又写道：当时，“我们的衣服是破烂的，有的还穿着番人的衣服，一些部队，长征的疲劳还未克服，因此军容是不大整齐。当部队整着队伍，齐着步伐，高唱着救亡进行曲，通过城内大街的时候，友军士兵们，城内的群众们，都争先恐后的来看红军。在他们的脸上，现着惊异的微笑，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穷的军队，也从来没有看过这样有精神的军队’。他们表现着对红军无限的羡慕!当我们在西安附近扩大红军的时候，群众是大批的涌入红军。其成绩远远超出过去的记录。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来加入红军的事，日有所闻。”③
① 《西安事变回忆录》，《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1—1202页。
② 《毛泽东致彭、任电》(1936年12月14日)。
③ 杨尚昆：《红军在统一战线中》。《解放》第1卷第1期，1937年5月24日。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