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周恩来的调解活动
李义彬
中共中央应张学良之邀，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前往西安，与张、杨共商大计。12月15日，周恩来偕罗瑞卿、杜理卿(即许建国)、张子华、吴德峰等离开保安，当晚宿于安塞。由于风雪所阻，16日晚才到达肤施城外。本来，这一天张学良曾派刘鼎乘机来肤施迎接，没有接到。第二天，刘鼎再次奉命乘机来延安，才把周恩来一行接到西安。周恩来等17日下午四五点钟下机后稍事休息，周剪去了自己的长须便去金家巷会见张学良。张、杨热情欢迎周恩来的到来。张学良把他公馆中的一栋楼房腾出来供周恩来等居住，杨派其亲信厨师负责供应伙食。
17日晚，周、张二人促膝交谈，直至深夜。张向周介绍了蒋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向和各方面的反映。当日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张学良认为，现在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很大，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就释放他，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周恩来面对这错综复杂的局势，高瞻远瞩，机智果敢地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忘我工作，他听完张学良介绍情况后，表示同意张的上述看法，并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张、杨的爱国行动。周在多次与张谈话中向他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阐述了中共对西安事变性质、前途的看法和处理方针。周恩来指出：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但它跟革命战争和群众暴动不同，而是采取武装要求形式。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后的沙皇尼古拉，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沙皇是经过群众暴动被推翻的，拿破仑是经过战争全军覆没后被流放的。这次扣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蒋介石虽被扣押了，但它的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他的广大官兵，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抗日思想日渐增长。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置极需慎重。周恩来接着指出，西安事变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本侵略者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提供条件，这样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向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求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介石还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这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①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不计党派的历史恩怨，一切从民族利益出发的伟大胸怀，对周恩来精辟、透彻的分析甚为钦佩，受到鼓舞，更增强了他逼蒋抗日的信心。
在12月17日晚的长谈中，周、张还研究了如何统一部下思想和对付南京主战派军事进攻的部署问题。鉴于宋子文即将来陕，他们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②
周恩来在到达西安的第二天下午，由红军驻十七路军代表张文彬陪同前往九府街杨公馆会见杨虎城。这是周与杨第一次见面。此前，周派罗瑞卿向王炳南了解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情况，得知杨是一位爱国将领，联共、反蒋、抗日的思想比较坚定。在捉蒋的那天晚上，杨对其身边人员和亲信们曾破釜沉舟地说：“把这个摊子(指杨的部队)这样摔了，响!值!”但他对捉蒋后又放蒋则缺少思想准备。在杨看来，既或张学良要放蒋，中共也不会同意。因为中共和蒋介石打了十年内战，有血海深仇。今日蒋被逮捕，中共即使不主张立即杀掉，也决不会主张放他。正因杨的顾虑较多，周做他的工作可能要艰巨些。在18日下午的首次会见中，周恩来与杨虎城谈话的要点是：
“一，因为杨虎城与中共有长期友谊关系，周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向杨问候，并对最近一年来红军与十七路军间的关系表示满意。
杨也说了一些他过去同中共的关系和他对中共一贯保持友好态度的做法，并问候中共中央各同志好。
二，周向杨说明昨日夜间与张谈话的主要内容，并阐述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对事变发展前途的估计和和平解决的方针，……。
杨听了周的谈话，感到惊异。因为照杨原来估计，共产党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现在蒋介石被捉，中共一定会借机报复。同时，近一年来他所接触的中共党员如王世英、汪锋、王炳南等，他们所讲的都是‘反蒋抗日’，从来没有讲过‘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张文彬虽向他简单讲过这个问题，可是他当时因为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并未注意到这是中共政策方针的转变。现在周的这番谈话，特别周所提出的和平解决的方针，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因而内心不免产生惊疑。他首先向周表示态度说，他这次追随张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完全以张的意旨为意旨，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只要张和中共方面意见一致，他是无不乐从的。接着他向周说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共方面完全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置党派的历史恩怨于不顾，这是令人极端佩服的!但是蒋介石将来是否抗日，是否不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人施行报复，他不能不感到怀疑，不能不有所顾虑。
周对杨所谈的这些怀疑和顾虑表示理解，并作了解释。大意是说：现在不但全国人民用极大压力逼迫蒋介石抗日，就是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力量争取他抗日。英美等国从其自身利益和他们与日本的矛盾出发，极力怂恿蒋抗日；苏联为抵制法西斯的反动力量，也努力争取蒋介石抗日。蒋现在除了抗日这条大路以外，其他的路都不通。因此，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现在，蒋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他的抗日可能性更增大了。至于蒋将来是否报复问题，这并不完全取决于蒋，只要我们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并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实力派，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并有强大力量，蒋介石想报复也报复不成。再次，这次如果没有把握，也不能轻易把他放走。
杨当时表示同意周的看法。”③
在这次会见中，周、杨还就迎击南京主战派进攻的军事部署、调南汉宸来西安帮助工作等问题进行了商讨，并取得了共识。周恩来还对杨部警三旅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被红军俘虏后遭误杀以及杨的孙蔚如部在陕南时与红四方面军签订协议后还遭袭击事，代表中共中央做了自我批评。这样做，消除了杨虎城心中的一个疙瘩。
在西安期间，周恩来主要负责政治方面的工作，博古负责党和群众运动方面的工作，叶剑英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周恩来除直接做张、杨的工作外，还注意做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中下级军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工作，向他们宣传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勉励张、杨两部将领及持有不同意见的朋友在民族危亡关头，应以民族大义为重，促进国内团结，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
当时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缺乏思想准备。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后，19日在西京招待所找中共东北军工委代理书记宋黎、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谢华、徐彬如等谈话，给他们分析形势，传达和解释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引导他们认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阶级斗争应服从于民族斗争的道理。指出，在国亡无宁日的今天，共产党人应以国家和民族的大局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救亡图存!
周恩来对西安地区群众运动的开展也很重视。他对担任西北民众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王炳南说：事变后设立民运会是一个正确的措施，这个机构很重要，应该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义举及其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和平解决事变的胜利。④当时西安的十几个群众团体多数没有共产党员。周恩来为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从陕北调来潘自力、方仲如等，充实民运会的领导力量。周恩来还亲自做杜斌丞、杨明轩等知名人士的工作，还召集群众代表座谈，号召他们带动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使西安事变朝着举国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
周恩来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促成南京与西安的谈判，最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杰出贡献。
① 见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5—46页。
②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7日)。《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
③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7—149页。
④ 见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9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