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二二”事件
李义彬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为改造东北军，实行联共抗日方针，提拔重用了一批年轻的军政干部。于是，在东北军内逐渐形成了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为首的少壮派。他们同以于学忠、董英斌、王以哲、何柱国等为首的老派平日就有分歧，张学良送蒋回京被扣留后，围绕和、战问题，也就是什么方法营救张学良问题，这种分歧和矛盾便愈演愈烈。
张学良送蒋回京时，虽临时指定于学忠指挥东北军，但于难以承担此项重任。张在南京被扣后，东北军群龙无首，少壮派与老派之间的分歧与矛盾更日益尖锐和激化。少壮派是张学良实行联共抗日方针和发动西安事变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深受张学良的信任。他们听到张学良在南京被扣押的消息后，情绪激昂，甚至嚎啕大哭，声言蒋不放张返陕就与南京决一死战，主张武力救张；而东北军老一代高级将领，反对打仗，主张通过谈判营救张学良，王以哲等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更坚持主张和平解决。也有极个别高级将领一面主和，一面在蒋的利诱下向南京靠拢，引起少壮派的强烈不满。
少壮派反对与南京谈判救蒋，从王化一、吴瀚涛来西安时即已开始。1月9日，王、吴到西安后在杨公馆向西安方面传达张学良的口信：希望西安方面和平解决西北善后问题、巩固“三位一体”的团结时，当时在场的少壮派成员、东北军总部直属炮兵团长刘佩苇将手枪向桌子上一放，大声吼道：“不放副司令，一切谈不到，我全家老婆孩子一大堆，都准备牺牲。”杜维纲团长也嘟嘟嚷嚷，两人都带有示威的样子。王化一“估计，可能是孙铭九等人事先布置的。”①当1月11日王、吴从西安返京时，应德田、孙铭九在西安机场对王、吴说：“下次中央来人，希望将张副司令送回，否则我们对来人将不客气。”②这更是露骨的威胁与恫吓。
1月20日，鲍文樾、李志刚、米春霖从奉化飞回西安，带来了蒋不肯释放张学良的信息，少壮派的主战活动更加卖力。他们认为，要营救张学良，只有打仗这一条路。他们把那些主和的将领都说成是为了升官发财，王以哲成为少壮派集中攻击的目标。在此前后，他们发起了请战签名运动，鼓吹为营救张学良，不惜与中央军决一死战。应德田、孙铭九带头签名，主战的少壮派随之签名。他们扬言谁不签名，谁就是不拥护、不想营救张副司令，只顾个人升官发财，等等。在这种舆论压力下，有些团长、师长，甚至军长也签了名。签名者共达100多人。少壮派据此宣称：对中央军作战，用武力营救张学良，是东北军上下一致的意见。他们的主战气焰更加嚣张。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共仍坚持和平方针。1月l0日，周恩来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表达了中共的立场。周在信中说：“弟居此仍本蒋先生及兄在此时所谈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一贯方针，尽力调处。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周在信中还对张说：“弟纵处客位，亦当尽力所及，为赞助蒋先生完成抗日统一大计，而首先赞助兄及杨先生完成西北和平伟业也。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蒋先生及兄均知之，必能辨其诬。弟敢保证，凡弟为蒋先生及有关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实践。”如蒋介石“乃依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保兄回西北主持大计，则和平可坚，内战可弭，一切人事组织都好商量。”③从这封信的内容到行文看，周恩来既是写给张学良看的，也是写给蒋介石看的。周恩来深知，张学良当时已失去自由，托王化一、吴瀚涛捎去这封信，必然要经过蒋介石检查才能转到张的手中。周恩来1月11日也写信给蒋介石，正式表明态度，指责他背信弃义，敦促其实践在西安的诺言，“力排众议，坚持前令，尽撤入陕之兵，立释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对蒋通过潘汉年邀周赴南京会谈事，周在信中答复说：“来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④
正当东北军内和、战两派分歧尖锐化时，红军将领彭德怀等1月下旬来西安会晤杨虎城、王以哲等人。他们了解到和、战两派的严重分歧后，曾邀请两派主要人员举行座谈。彭等在会上首先发言，深刻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说明中国面临亡国之祸，必须举国一致，共挽危亡；并说明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应服从于民族斗争，这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主要依据，也是当前的基本政策；彭等指出：蒋介石是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日本与英美有矛盾的今天，蒋有参加抗日的可能，释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正确的。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在抗日高潮中对蒋施加压力，张学良是可以回来的；目前形势不适宜用战争去解决问题，打仗会使局面更加混乱，更不利于张学良回来，高兴的只是日本侵略者。
彭等苦口婆心地谈了近两个小时，之后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可是无人发言，座谈会只好散会。这表明，靠说服教育已很难消除内部分歧，对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就更为困难，“三位一体”的局面面临着分裂的威胁。
在这关键时刻，作为当时西安方面最高负责人的杨虎城，在和、战问题上也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张学良临行前虽下手谕，指定他和于学忠指挥东北军，但他对解决东北军内部元老派与少壮派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感到无能为力。因此，他衷心希望并坚决要求张学良返陕，以巩固“三位一体”的团结，支撑西北的局面。为了帮助杨虎城这位关键人物在维护团结、稳定局势、贯彻和平方针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周恩来经常和他分析形势，指明前途，并为他出谋划策，排除干扰，杨对此深爱感动。可是他总觉得自己是蒋介石的下属，和能与蒋分庭抗礼的共产党地位不同，张学良与蒋的关系非同一般，还受到蒋的迫害，一旦言和，自己迟早要成为牺牲品。所以他对主战派的意见容易接受。1月下旬，以东北军少壮派为主的60多名军官，痛哭流涕地要求杨率领他们与中央军决一死战，营救张学良，杨深受感染，与南京方面打而后和的思想又有所抬头。1月25日，申伯纯在十七路军指挥部纪念周上讲话，主张和平解决善后问题，反对用战争手段营救张学良。杨虎城得知后十分恼火，批评申伯纯是胡闹，立即撤了他的政治处长职务。⑤1月28日凌晨3时，杨虎城把睡梦中的南汉宸唤醒，郑重地对他说：“我今天有要紧的事情同你谈。我们两人是十几年的朋友关系，这种朋友关系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纯朋友关系，一部分是政治关系。在政治关系方面，十几年来我是对得起你的。1928年在皖北的时候，你们要暴动，蒋介石又派韩振声到皖北要我逮捕你，我不肯。我当时宁愿离开我的部队，去了日本，我不愿同你们决裂。1930年入关以后，我用你当秘书长。1932年冬，黄杰兵压潼关，持蒋介石命令要逮捕你，我不惜冒着引起战争的危险，将你放走，从此，我与蒋介石的关系一直搞不好。因此，在政治上我是对得起你的。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一来到时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并亲自送蒋回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差不多可以看出来了，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严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我们现在的政治关系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是我仍愿与你保持纯朋友关系。现在局势的发展很险恶，不知道会演变出什么事来，我现在把你送到我老太太家里去(三原县东里堡)，你在那里是安全的，你今后不要再过问西安的事情。”杨对南说的这席话，是他当时真实思想的表露。南当即表示：“我是共产党员，绝对不能离开党的工作，不能就这样丢手不管。目前的严重局势怎样处理，我马上就去找周先生研究这个问题。”⑥南说完就去找周恩来，汇报了杨虎城方才对他说的话。周恩来对南汉宸说：你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将去云阳镇红军总部开会商量，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在这之前几个小时，东北军少壮派头目曾来找周恩来“请愿”，经过是这样：
1月27日晚间，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何镜华等以有紧急事项为由，要求面见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刘鼎接见他们。应德田等提出，要张副司令回来后再撤兵，问中共代表意见如何?周恩来等表示：这样容易引起战争，指出撤兵之后，“三位一体”团结好，仍可要求张副司令回来。接着，应德田作了长篇发言，其大意是：东北军是以张学良为唯一核心的团体，张不回来，群龙无首，还可能走向瓦解；东北军内部对联共抗日的态度不一致，张不回来，不仅联共抗日的方针难以坚持，甚至“三位一体”的局面也面临威胁；西安方面把南京的军政大员和飞机都放回去是个错误，现在已到最后关头，如先撤兵，等于告诉南京，西安已放弃了释张要求。没有“三位一体”的中心人物张学良，无论甲案或乙案，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总是分离了；先释张后撤兵不会引起战争，现在蒋处在不利地位，各地方实力派反对战争、支持西安。东北军除个别人，都这样主张。杨主任、十七路军也赞成这样主张。希望红军支持这个主张，如果发生战争，请红军全力帮助，打退中央军的进攻。
周恩来向他们说：共产党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张学良的关系，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东北军的特殊性与张学良在东北军中的重要性，我们十分了解，我们极愿把张学良营救回来。但打仗对营救张学良不利，所以红军不主张打仗，一打仗，容易引起更加混乱的局面；营救张学良的办法很多，西安三方面保持团结，有这个强大力量，张学良总会回来的。但周恩来等的这番话，他们根本听不进去。苗剑秋大哭大闹，质问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红军开到关中来干什么?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你们是不是看着蒋介石把我们消灭掉?苗甚至威胁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他们从晚上九十点钟开始，一直闹到下半夜。最后，周恩来表示：共产党是有纪律的，这样重要的事，不仅我们要好好商量，还要请示，然后再答复你们。
为挽救危机，促进和平实现，2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打电报给潘汉年，通过他向蒋介石说明：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学良不能回陕见面，决不先撤兵。务请蒋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给张恢复公权，许以出席三中会，并许来陕训话，以安定东北军之心。
就在这矛盾尖锐、形势险恶的时刻，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于1月27日秘密来到西安，与周恩来、博古等商讨当时的形势和方针问题。之后，他住进王以哲一个副官家里。当晚，就发生了东北军少壮派头目向周恩来等“请愿”事件。28日上午，博古到张闻天住地向他报告了夜间发生的事情，说现在形势很紧张，住在这里不安全，于是用备好的汽车把他送到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张闻天离开西安前，曾致电毛泽东并转告彭、任，他分析了西安的和、战形势，提出“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疑的坚决的为和平奋斗”。他指出，应将“左派中之大多数分子”与“少数过激分子”区别开来，应“向左派公开表示我们坚决主张和平，反对内战态度，反对一切挑拨行为”，“争取左派中之大多数”，对极少数不听说服的过激分子“应与之斗争”，万一发生意外事件，我们仍然“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
张闻天28日到达云阳，当时彭德怀不在总指挥部，张即与任弼时、杨尚昆和王稼祥(在此养病，待机去苏联)商讨对策。当天，以张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和周、博，提出重要建议：“红军主力向渭北方面撤退”；朱、毛对这一行动发表谈话，主张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坚决反对新的内战，表示红军愿意服从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29日和30日上午，张闻天又接连致电毛、周、博，申述支持和平方针和实行自卫战的原则。指出，目前方针仍应力争和平，即使和平绝望、战争或局部接触发生，红军也应公开表示“不愿参加内战”，“愿为和平继续奋斗”，只有在实行甲案后南京仍向我们进攻、破坏和平时，我们才“应实行自卫战”。
东北军少壮派向中共代表团“请愿”后，自以为得到了红军支持，更加趾高气扬。在他们的提议和要求下，1月29日在渭南召开东北军团以上军官会议，共有40多人参加。王以哲因病未出席，委托董英斌代为主持。何柱国首先在会上发言，他认为根据当时形势，东北军只有听命撤兵，才对营救张学良有利，对东北军前途有利；否则，打起仗来，东北军必败，那时蒋不会放张回来，东北军的前途更加暗淡。接着，应德田作长篇发言，其主旨是坚决反对和平解决，并且扬言现在杨主任和十七路军都主张张学良不回来，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拼命打一仗；红军代表也表示支持我们的主张，必要时帮助我们打仗，难道我们反而胆小怕死吗?在应德田发言的煽动下，会场群情激愤，一致赞成应德田的主张，反对何柱国的意见。会议做出决议：在张学良未回来之前，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到会的40多名军官，全都在这个决议上签了名。
杨虎城对南汉宸的讲话和东北军渭南会议的决议，表明此时主战派的主张在西安占了上风，形成了不论红军参加与否均要与中央军决一死战的局面。内战阴云再次笼罩西北上空。
在此严峻形势下，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于1月30日下午近5时从西安乘汽车赶到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同在这里的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等中央负责人研究西安的和战形势，商讨对策。大家认为，从全局看，应该接受甲案，实现和平；接受甲案后，如果中央军继续进攻，则实行自卫。但我们的这个主张不能为东北军、十七路军接受。面对这种局面，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如果友军打，我们不参加，则与友军处于对立地位；二是同友军一道打，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果打败，使友军从实践经验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更不利的条件下实现和平。但不论打与不打，我们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仍不变。因此，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朋友完全团结一致，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原来的和平主张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同中央军打仗。30日22时，“周、博、彭、任、王、洛”联名将云阳会议的决定电告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张国焘，两小时后毛、朱、张复电同意，指出：“(甲)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乙)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之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丁)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⑦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当夜赶回西安。31日，他们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分别答复了杨虎城和东北军主战派，表示：只要你们意见一致，团结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这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
王以哲、何柱国认为，东北军渭南会议通过的决议与潼关谈判达成的协议内容相抵触，他们不愿执行，可是他们又无法说服少壮派，便于1月31日派飞机去兰州把于学忠接来，因为于是张学良临走时指定的指挥东北军的代理人，把希望寄托在于身上。
于学忠到西安后，立刻前去探望患病的王以哲。在王宅，王以哲、何柱国向于学忠说明了他们主和的主张，请于支持；少壮派的应德田、孙铭九、何镜华等也赶到王宅，要求于学忠支持渭南会议决议。
当晚，在王以哲家中召开“三位一体”最高会议，由杨虎城主持，出席者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洪钫旁听，应德田记录。少壮派的何镜华、张政枋、刘启文、刘佩苇、杜维纲、孙铭九等在外屋旁听。
杨虎城宣布会议开始后，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沉默，在别人的催促下，于学忠才发言，他说：“我刚从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到西安后，才知道东北军内部有主张决不撤兵、坚决要求副司令先回来，有的主张先撤兵，再慢慢营救副司令，意见很不一致。我的意见还是和平解决，按照与顾祝同谈妥的条件撤兵，不应打仗。”⑧他接着解释说：根据目前形势，既不能也不应该打仗，打仗非但不能把张先生打回来，恐怕还要害了他。当前的军事形势，不能光顾招架东线的中央军，西线胡宗南的军队已到了宝鸡，正向凤翔前进，我们内部檀自新、沈克两师也有不稳的迹象，已形成内外夹攻、腹背受敌的态势。想打也不能打。
王以哲说，他自来主张暂时不必坚持要求张副司令先回来，那样，南京会认为我们不服从命令，一定要打我们，我们怎能打得过中央军?副司令怎能回来呢?岂不是白白牺牲吗?他说，只有先撤兵，再慢慢营救副司令。何柱国表示同意王以哲的意见。
杨虎城虽同意派人去潼关与顾祝同谈判，但他一直没放弃必要时不惜一战的打算。如今他见东北军三名军长都主和，便在会上说：“现在孝侯、鼎芳、柱国代表东北军一致认为先撤兵为好，恐怕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会引起战争，以致陷无谓牺牲而无助于营救副司令。我们十七路军，在捉蒋、放蒋、送蒋以至释放军政大员、放走飞机问题上，都已跟东北军采取一致行动，现在我们仍愿与东北军一致行动。”
杨虎城问周恩来的意见，周说：“西安事变的目的在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我们原认为先撤兵而后设法营救张先生的办法是对的，不过你们两方面有不少人主张不撤兵，先要求张先生回来，为了三方面的团结，我们也考虑到副司令在东北军和‘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致主张，我们也可以改变原来的意见。现在，你们双方既然一致主张先撤兵，以后再设法营救副司令，我们当然同意。不过，请你们千万注意内部团结和设法说服你们的干部，否则恐怕还会发生问题。”会议到半夜才结束。
“三位一体”最高会议作出决定后，大多数原来主战的军官都服从了这个决定；但是应德田、孙铭九等少数人仍顽固坚持主战立场，一意孤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2月1日上午，于学忠向东北军军官传达了“三位一体”最高会议的决定，按潼关谈判达成的协议，和平解决事变。此时，潼关谈判双方意见已趋一致，杨虎城准备当天派李志刚去潼关签署和平协议。
应德田、孙铭九等人拒绝执行“三位—体”最高会议决定，竭力阻挠与顾祝同签署和平协议。当王劲哉把李志刚奉命将去潼关签署协议的消息透露给孙铭九后，孙下令封锁了西安城的东城门。孙指挥的东北军卫队团串通宋文梅指挥的十七路军特务营，在市内检查过往车辆，制造紧张气氛。他们策划谋杀一批主和的将领．然后与中央军开战。2月1日夜间，应、孙派人在市内张贴“除奸”标语，为其谋杀行动制造舆论。尽管他们的行动十分诡密，但其阴谋诡计还是露出了蛛丝马迹。1月28日，周恩来等就风闻少壮派拟出了暗杀名单。2月1日下午，在渭南前线的缪澄流致电杨虎城，说他从刘多荃电话中“藉悉一切”，请杨保护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诸公安全，并望杨和于学忠“以国家团体为重，坚决主持，勿乱步骤”。杨虎城立即派人去接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马占山、孙蔚如、周恩来到新城暂避。王以哲经两次派人劝说也不肯去，当晚杨虎城亲自登门动员，王也没动。因为王耽心杨虎城与少壮派一鼻孔出气，那样去新城无异是自投罗网。
2月1日晚间，应德田、孙铭九、何镜华三人在金家巷张公馆应的办公室里密谋策划，他们认为只有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不同意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应该赶快想法铲除他们。应德田鼓动孙铭九率卫队团去执行这项任务。孙当时有些犹豫，还没下最后决心。
2月2日上午，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在启新巷一号孙铭九家开会。出席者还有少壮派的刘启文(一一五师师长)、杜维纲(工兵团团长)、刘佩苇(炮兵团团长)、邓玉琢(参谋处处长)以及孙东园、贾国辅、孙聚魁和商同昌等人。应德田在会上发言，说要杀掉王以哲、何柱国，因为他们出卖东北军，出卖张副司令，并说，他要写一篇宣言作为传单散发，揭露王、何的“罪过”。于是，孙铭九决定派卫队团五连连长于文俊率一排人去王宅杀害王以哲，让当时到会的卫队团营副商同昌去向于文俊交代任务。商先到粉巷侦察了王宅门前的警卫情况，之后找到于文俊作了布置。于率一排士兵乘卡车到粉巷胡同口下车，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列队唱着歌走近王宅大门，然后采用突然袭击手段将门口二个警卫缴械，冲入院内，于文俊向卧病在床的王以哲连开十几枪，王当即死在床上。
与此同时，孙铭九派卫队团七连连长王协一带队去何宅杀何柱国，因何事先已住进新城杨虎城处，王协一没完成任务。但他们不甘心，孙又串通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让宋带卫队团几个士兵去新城，企图诱捕何柱国加以杀害。此事被杨虎城查觉后，予以制止。同一天，少壮派还在西安杀害了参谋处处长徐方、交通处副处长宋学礼和原交通处处长蒋斌。
主战派在西安杀害王以哲的当天，还以孙铭九、刘佩苇、杜维纲、洪钫、张东园等36人名义给前线各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大致内容是：“(一)×已回到长安，决定以武力贯彻副座回陕之要求，三位一体，绝对切实合作到底。(二)后方无虑，请准备为副司令归来而奋斗到底。(三)据闻敌拟明日下总攻击令，务必严阵以待，予以痛创。(四)战斗开始后，友军决能及时加入战斗，万请放心。(五)杨主任之决心极坚定，曾表示只剩我十七路，亦不能屈服投降，必为争取副司令回陕奋斗到底。(六)大势已如此，纵有一二人或有异见，亦无所施其奸计。(七)今日在西安所有全体文武同志会议结果，如副司令不回陕，则绝对死守现阵地，不再交涉任何条件。(八)聆(聁)割断电话线以防奸人利用”。⑨这个作战命令被戴笠截获，并上报给了蒋介石。
“二二”事件，立即引起东北军的分裂和内讧。2月2日下午，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了东北军代参谋处长邓玉琢起草的坚持不撤兵的命令，当用电话通知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将领刘多荃和在高陵的缪澄流时，刘和缪均拒绝接电话。刘多荃听到王以哲被杀消息后，立即倒转枪口，派一○五师一个团回师临潼，向西安方向警戒，声言为王以哲报仇。2日晚间，马占山、鲍文樾及刘澜波等奉杨、于之命来到刘多荃指挥部，劝说刘顾全大局，稳住局面，已无济于事。4日，刘多荃派人将于文俊杀死，血祭王以哲。对东北军联共抗日做出重大贡献、并未参加“二二”事件的高福源，也被刘派人杀害。
2月3日晨，东北军刘多荃部开始从渭南前线撤退。他们北渡渭河，去高陵与缪澄流部靠拢，把陇海路正面阵地给中央军让开，使其畅行无阻地向西安开进。
“二二”事件后，古城西安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周恩来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地应付这紧张险恶的局面。得知王以哲被杀害消息后，他偕同中共代表成员率先赶到王宅吊唁，当时王以哲家属恐慌悲愤，乱成一团，灵堂尚未设好。周恩来的行动，使王的家属及东北军老一辈将领深受感动。2月4日，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向杨虎城、于学忠和王以哲家属发出唁电，对王的被害表示深切哀悼，唁电说：“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力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惋惜，特电致唁，敬候起居。”这样，说应德田、孙铭九等人惨杀主和将领的行动得到中共代表团支持的谎言，便不攻自破。
身陷囹固的张学良闻知“二二”事件后，非常痛心。2月17日他在给于学忠的信中写道：“鼎芳诸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从何流!”⑩他为自己的爱将无辜遇害而无限悲愤，也为自己统帅和苦心经营多年的东北军的前途和命运而深感忧虑。
“二二”事件后，应德田、孙铭九等人遭到众人(包括他们认为是自己的支持者)批评与谴责，这才知闯了大祸。周恩来为了维持“三位一体”的团结，避免东北军内哄，竭力设法托张学良惨淡经营多年的这支部队保留下来，因为这既有利于抗日，还可继续营救张学良。他不惜冒风险决定把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送往云阳镇红军前敌指挥部。经与杨虎城、于学忠商量，得到了他们的同意。2月4日，刘鼎将应、孙、苗送到云阳镇。孙指挥的卫队团以及抗日先锋队、一一五师撤出西安，开往邠州。应、孙、苗三人在云阳呆了个把月便离开陕北，后来走上了歧途。
5日，东北军于学忠、何柱国、缪澄流、刘多荃四名军长在高陵开会，决定放弃甲案，接受乙案，东北军东开。周恩来力劝东北军接受甲案，仍留在西北，与红军、十七路军靠拢，以便日后共同东出抗日，但东北军将领都不接受。至此，东北军分裂已成定局，“三位一体”的瓦解也已不可挽回。
以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十七路军7位将领，2月4日发表了一篇《和平宣言》，宣言在简要回顾了“九一八”后和西安事变以来的历史后，向蒋介石和顾祝同提出了四项要求：“甲、在三中全会前，由委员长呈请国府，恢复张副司令公权，并发表职务，俾得自救。乙、陕甘军队部署原案，酌为变更，容纳此间切合实际之意见。丙、军队移防，除一部略变现时位置外，均俟张副司令返陕训话后再行开始。丁、陕甘民众爱国团体均仍旧维持，并对流亡人员尽力妥为安置，以定人心，而备国用。”⑾杨虎城还先后致电宋子文、宋美龄、阎锡山、何应钦等人，力求使张学良能回陕训话一次，以安定东北军。
鉴于西安局势紧张混乱，中共中央2月2日致电周恩来和博古，提醒他们十分注意自己的安全，“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周恩来同博古商量后决定把在西安的中共人员大部分撤往云阳，周和机要科长童小鹏留在西安。6日周等迁出张公馆，搬入七贤庄红军联络处，准备与即将进入西安的顾祝同进行谈判。
潼关谈判2月4日恢复后，很快达成了西安方面接受乙案的协议。东北军于2月5日撤出西安，十七路军绝大部分退出西安，杨虎城于6日回到三原。
潼关方面的国民党第一集团军，2月4日发布由总司令顾祝同、副总司令陈继承签署的命令：“本集团军即以主力推进至西安咸阳一带，一部进驻临潼、渭南、华县、华阴各县，沿渭河南岸及陇海线附近严密警戒，并担任护路。”⑿按照这个命令，宋希濂指挥的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和平进入西安，逐步接受城防。2月9日，顾祝同进入西安，履行西安行营主任之职。
顾祝同进入西安前一天，收到蒋介石电报；蒋令其入城后做好杨虎城的工作，应把杨看作是“三位一体之中心，自当稍加另眼相待，如使其能自动与我方就商其彻底办法则更妥也”。⒀顾祝同进入西安后，立即会见周恩来、孙蔚如、于学忠、何柱国等，并当即派黄杰、王宗山、卢广绩分别代表西安行营、陕西省政府与东北军去三原迎接杨虎城回西安，以履行西安绥署主任职责，处理善后交接事宜。杨虎城见顾颇有诚意，遂于2月14日离开三原返回西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2月中旬写信给东北军诸将领，勉励他们“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供献于东北父母之前”，“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⒁何柱国去奉化看望他时，他请何转告东北军将领要保持与红军的关系，他说：“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维持此一友谊。”⒂
东北军务部队，除在“二二”事件后公开投靠南京的擅自新师、沈克师仍留驻陕甘外，其余东北军部队，从1937年3月起全部东调，分别开往豫南、皖北和苏北地区接受改编：原一○五师改编为第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调驻河南南阳、方城和新野一带；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调往江苏淮阳、淮安和安徽蚌埠一带；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调驻河南周家口、淮阳、西华一带；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调往豫鄂边区的正阳、罗山、武胜关一带；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调往河南上蔡、汝南一带。被改编后的东北军，由原来的二十五个师，缩减为十个师。它们不仅驻地分散，而且互不统属。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军各部均开往前线，参加对日作战。
十七路军也被改编，除投靠南京的冯钦哉部和另外两个团外，其余部队改编为第三十八军，由孙蔚如任军长。七七事变后，三十八军开到山西、河北参加抗日战争。杨虎城应召于1937年3月末到杭州面见蒋介石，蒋逼其辞职离陕。杨返陕后，4月27日，向蒋提出辞呈。蒋30日复电批准。6月29日，杨虎城登程出国“考察”，抗战爆发后回国被捕，长期被关押。蒋介石1949年逃离大陆前夕，下令将杨秘密杀害于重庆。
① 王化一：《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经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5月编印《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二集)，第54页。
② 台湾《革命文献》第95辑，第172页。
③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④ 《文献与研究》，1988年第6期。
⑤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页。
⑥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199页。
⑦ 《毛泽东等致周恩来等电》(1937年1月30日)。《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
⑧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3—204页。
⑨ 台湾《革命文献》第95辑，第186页。
⑩ 《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6页。
⑾ 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2月5日。
⑿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08页。
⒀ 同上书，第212页。
⒁ 《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笫1126页。
⒂ 《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笫7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