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共再次合作 12.1 从秘密接触到正式谈判
李义彬
从临潼捉蒋到顾祝同进入西安，前后不到2个月光景，中国政局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九一八”以来一直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和全民族抗战的早日到来。首先，它把已陷于僵局的国共两党代表的秘密接触推进到两党领导人的正式谈判。
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的代表围绕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问题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秘密接触。蒋介石指挥百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五次“围剿”，迫使红军放弃了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闻名于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令人难以想象的恶劣自然环境，胜利到达陕北，但实力大减。在蒋介石看来，这些为数不多又退入穷乡僻壤的红军已构不成他的“心腹之患”，用政治收编办法即可解决；同时，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从东北到华北，从边陲到腹地，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他的统治；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深入，也损害和威胁着英美的在华利益，作为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的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和筹划及早结束内战抵抗外敌了。蒋介石为谋求苏联对未来抗日战争的援助，从1935年起与苏方代表在南京和莫斯科进行秘密谈判。苏方代表要求他停止剿共内战，与红军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指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抵抗日本侵略。蒋介石为取得苏联援助，在国内也不得不做出联共姿态。蒋介石在后来发表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回忆当时情形说：“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这就是蒋发起与中共秘密接触的背景。
如何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开始把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在两国代表会谈中，他要求苏联在国共两党间斡旋，给中共施加压力，使红军交出武器，接受他的改编。他的这一提议遭到苏方拒绝后，蒋便国内国外同时并举，多渠道地寻找共产党的关系。
蒋介石把在国内打通共产党关系的任务交给了陈果夫、陈立夫。陈立夫为遮人耳目，又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曾养甫。曾时任南京政府铁道部次长，他经过挑选，认为他的下属、劳工科长谌小岑适宜担任此项任务。谌是他北洋大学时期的同学，可以信赖；谌在五四时期是天津觉悟社成员，与中共上层人物周恩来、邓颖超相识，后来又办过进步杂志，与左翼文人有交往，易于寻找到中共的关系。谌小岑受命后，写信给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的吕振羽(是中共外围组织“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的书记)，打通了与中共北方局的联系。应谌小岑邀请，中共北方局先后派吕振羽、周小舟(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多次到南京，会晤谌小岑、曾养甫，探讨两党联合抗日的有关问题。到1936年5月，国内政局突变，两广地方实力派准备发动反蒋事变。南京为避免中共与两广联合反蒋，对两党谈判颇为积极，所提条件也有所松动。陈立夫于5月中旬在曾养甫家中口授四项办法，作为对此前中共所提“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等条件的答复。其四项办法中，“K方”代表国民党，“C方”代表共产党，大意是；
“(一)K方欢迎C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
(四)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①
两广事变爆发后，7月国民党方面要求中共公开发表要求与国民党合作的宣言，企图以此孤立两广并给其施加压力。共产党方面代表表示：只要你们抗战，“我们便可以合作”。对发表宣言，拒绝了国民党的要求，理由是“这在许久以前便已公开表示，并且就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时候，我们党中央还有公开信给你们。”②
围绕陈立夫口授的四项办法，周小舟、吕振羽曾与曾养甫、谌小岑谈判多次，终未取得一致意见。后来，曾养甫提出要与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直接谈判，欢迎周恩来去南京，他本人也可以去陕北。不久，陈济棠反蒋失败，曾养甫去广州担任市长，他去陕北已不可能。于是，他又邀请周恩来去广州。在两党内战尚未停止的情况下，周不可能前往广州。
潘汉年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代表与南京当局直接谈判后，中共中央在1936年9月23日在信中通知北方局：“关于与宁方交涉问题，我们已派有正式代表谈判，请不必过问”。至此，中共北方局与国民党陈果夫一方的秘密接触结束。
1935年底，宋子文经与宋庆龄商议，决定派董健吾(曾是中共党员，当过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是宋子文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去陕北送信。1936年1月初，宋庆龄将一封重要信件交给董，托他送到陕北瓦窑堡，交给毛泽东、周恩来。行前，宋还给董一张由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签署的委任状，委任董为“西北经济专员”，以作为董沿途的护身符。董健吾于1936年1月到西安，由于找不到进入苏区的交通工具，在此滞留月余。后得到张学良帮助，2月25日乘张的飞机与同行者张子华一起从西安到肤施，再由东北军骑兵护送进入苏区，2月27日到达瓦窑堡。
当时毛泽东在晋西东征前线，周恩来在陕北前线随刘志丹部队一起活动，董健吾在瓦窑堡受到了博古、林伯渠的接见。董向他们递交了宋氏姐弟的密信，转达了南京当局愿与中共谈判的意向。当毛泽东、张闻天等得知上述情况后，3月2日让博古偕董健吾前去晋西石楼；讨论与国民党谈判，同时要求周恩来一同去。由于董健吾急欲返回上海复命，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3月4日发出一封请博古转告董健吾的电报，提出了与南京当局谈判的意见，内容如下：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意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③
董健吾携带中共中央提出的上述条件，于3月5日离开瓦窑堡，回上海向宋氏姐弟复命。
与董健吾结伴而来陕北瓦窑堡的张子华，具有国共两党双重使者的身分。他原名王绪祥，1930年加入共产党，张子华是他在党内的化名。他1935年在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工作，曾到陕北苏区巡视工作，对陕北的地形和交通比较熟悉。他受中共长江局委派，与谌小岑进行接触，交谈打通共产党关系问题。张子华建议国民党派人直接去陕北联系、谈判。此建议得到曾养甫同意。
这时，上海党组织决定派张子华随董健吾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曾养甫等人的情况。张子华动身去陕北前，通过谌小岑征得了曾养甫的同意。张子华与董健吾同行，但董并不了解张的身分与去陕北的目的。他俩到瓦窑堡后，张受到博古的单独接见，汇报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的政治态度和陈立夫、曾养甫等人到处找共产党关系的动向。3月下旬，张子华赶到晋西前线，向毛泽东等作了汇报。
张子华4月中旬从陕北返回上海，4月底在南京受到曾养甫接见。从5月到10月，他作为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信使，多次往返于京沪与陕北之间，为促成国共两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而奔波。
南京在国内通过多渠道打通共产党关系的同时，还设法在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1935年秋，担任中国驻苏使馆武官的邓文仪④回国述职，蒋命其设法沟通与中共的联系。邓先找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请苏联当局从中斡旋，遭拒绝。邓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见到新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刊载的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文章，便找人译成中文，呈送蒋介石。蒋看后命邓文仪赶回莫斯科，设法与王明接触。
邓文仪于1936年1月3日赶回莫斯利，他求助与中共代表团有联系的胡秋原(陈铭枢驻莫斯科的代表)，通过胡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达要求面见，商谈两党联合抗日问题的请求。中共代表团的多数成员虽怀疑国民党代表的诚意，但还是派潘汉年先见邓文仪，视情况再决定王明是否与邓会面。
1月13日晚，潘汉年与邓文仪在胡秋原寓所第一次见面，交谈2个小时。潘问邓：你找王明谈两党合作抗日，是以私人资格，还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南京当局对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持何态度?邓文仪回答说，他这次来，“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他介绍说：“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产党的原则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他在解释蒋介石要再次联共的理由时说：“蒋先生主张，现在要抗日，首先要集中80个师的人马，否则必然受日本所制。可是现在这80个师的人马全都被红军牵制住了，因此我们两党需要合作。”
潘汉年向邓文仪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诚愿望。他说：虽然我们过去政见不同，但遭受亡国之耻辱，大家是一样的。面对外敌入侵，大家应该把内政问题上的歧见暂时搁在一边，首先携手救国。潘请邓相信中共的诚意，并郑重向他表示：“我可以代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领袖朱、毛两同志和王明同志，向全体国民党员以及南京军队的全体将士宣布说：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表示抗日，我们愿意与你们谈判合作问题。”
邓文仪向潘汉年提出了国共联合抗日需要解决的三个难题：统一指挥、粮饷和武器供应和外交上争取苏联援助问题。潘汉年说，要真正抗日，这些都不难解决。关于统一指挥，可以研究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在外交上，可以争取英美援助，至于争取苏联援助，只要南京政府站在民众立场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相信苏联是会援助的。
邓文仪针对中共怀疑南京方面是否有抗日的决心和准备，解释说：“要抗日其实政府早有准备，不然的话日本为什么总要威胁蒋先生呢?关于我们抗日的准备问题，将来会有文件来证明的。”他还说，时间紧迫，日本可能三个月后就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我们之间尚未停战，希望与中共的谈判早日成功。
潘汉年与邓文仪会见结束时，邓再次要求面见王明，说这是他这次来莫斯科时蒋介石再三叮嘱的。
1月17日和22日，王明先后两次会见邓文仪。王明首先向邓文仪阐述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他说：“对于任何政党和任何军队，只要他们愿意参加抗日战争，我们愿意与他们谈判建立统一战线。”接着他坦率地问邓说：“我们很多同志都不相信南京政府真希望参加反日斗争，你有什么事实能够说明南京政府确实在准备抗日呢?”邓文仪回答说他可以举出例子，如修了许多道路，便利军事行动；召开了许多会议，研讨如何对付日本侵略；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名义上是为反共，实际上是为抗日。王明向邓文仪指出，事实证明上述措施是针对共产党的，没有事实证明是针对日本侵略者的。对此，邓文仪又作了解释。
根据王明要求，邓文仪转达了蒋介石提出的关于两党合作抗日的条件，主要是：“第一，关于政府问题，取消苏维埃政府，邀请所有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的工作。第二，关于军队，红军应当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因为要抗日，一定要有统一的军事指挥。……第三，关于党的问题，蒋先生考虑了两个办法，首先是恢复1924—1927年的两党合作形式，其次是共产党独立存在。这个问题可以以后再来解决它。蒋先生知道红军没有军事装备和食品，南京政府可以提供一批军事装备和食品给红军。第四，关于防线问题，南京政府打算派一些军队和红军一起到内蒙去参加抗日斗争。因为南京政府的军队要主要用来保卫长江流域……”。王明听完邓文仪说明后，强调两党合作抗日第一位的条件是“互相信任”和“停止内战”，他向邓指出：“如果国民党方面不能结束对红军的战争，红军的领导人是不会信任你们的。”
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认为蒋提出的上述条件“只是对红军有害”，比如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给最困难的内蒙防线。第二次会见时，王明向邓文仪指出了这些问题，邓说：既是谈判，就不能要求中共单方面做牺牲，比如防线，你们嫌内蒙“离中心地区太远，缺乏食品”，可给西北的某些地区，便于“保持与国际的联系”。
双方经过协商，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谈判要到国内去进行，确定潘汉年和邓文仪近日同时归国，代表双方进行秘密谈判。不久，邓文仪奉命要去德国柏林参与陈立夫(化名李融清)同苏联谈判签订军事互助条约(后实际上未进行)推迟归期，潘汉年自己于1936年4月离苏归国，直接与南京代表谈判。潘5月到香港，按离苏前与邓文仪商妥的办法写信给南京的陈果夫，陈便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到香港与潘汉年会见，邀请潘到南京，与曾养甫见面。曾建议潘先去陕北见中共中央负责人，了解红军对谈判的条件并取得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的正式代表资格后再来南京与陈果夫谈判。
潘汉年经西安于8月8日到达陕北保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了邓文仪与王明等商谈两党合作抗日的情况以及他与曾养甫、张冲接触的情况。10月中旬，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携带着中共中央9月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和周恩来9月22日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到达上海。经张冲安排，11月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谈判。潘向陈递交了周恩来的信，口头阐述了中共中央起草的两党协定草案中提出的八项条件。此前，蒋介石平定了两广事变，解除了后顾之忧，他决心集中兵力围剿陕甘的红军，事实上已派30万大军北上，扬言在短期内即可将红军消灭，或把红军赶到大沙漠中去，因之对两党谈判态度大变。陈立夫在听完中共的条件后，向潘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第四，如军队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⑤潘汉年当即严肃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潘问陈：“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如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陈也承认“是的，条件很苛刻，谈判恐一时难于成就”。他邀请周恩来前来谈判，他说：“那样蒋也许把条件放宽，军队人数由三千扩大到一万。”他强调：“蒋先生中心意旨，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潘又提先谈判双方停战，各守原防，遭到陈的拒绝。
11月19日，应陈立夫要求，潘汉年到南京与陈再次举行会谈。陈说：蒋介石坚持原有所提各点，无让步可能。他要求潘汉年将上次谈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并威胁说：日、德两国已签订反共协定，他们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阵线，说不定中苏关系会变得更加恶劣，那时中共的处境更不利。潘汉年斩钉截铁地说：“联俄是我们对中国抗日反帝的主张及认为中国可以抗战的唯一出路，如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当无抗日之可言，则我们所谈均属无谓”。当谈到曾养甫提出的国共合作四项条件时，陈立夫矢口否认，说：“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对第二人讲过关于与你们谈判的条件。”⑥
中共中央收到潘汉年的电报，得知谈判情况后，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明确指出：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线，服从抗日指挥，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在抗日战争中扩充。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绝对不做无原则让步。
至此，谈判陷入僵局。历时一年的国共两党秘密接触，到此告一段落。半个月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成为爱国将军张学良、杨虎城的阶下囚。严酷的事实告诉蒋介石：他的误国政策，不仅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反对，也受到国民党内爱国人士包括处在剿共第一线的爱国官兵的抵制和反对。坚持这个政策，他个人将身败名裂，他的统治将彻底垮台。在此情势下，加上张、杨和中共的极力争取，端纳和宋氏兄妹的劝说，国际上进步力量的推动，蒋终于抛弃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主张。西安事变推动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国共两党间长达10年的内战从此结束，团结抗日的新局面展现在人们面前。
① 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② 《小舟向中央报告——关于数次与蒋谈判的情况》(1936年8月19日)。
③ 台湾《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④ 邓文仪，1905年生，湖南礼陵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1925年被国民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后投靠蒋介石，长期在蒋身边担任随从秘书、参谋等要职。1935年4月奉蒋命去莫斯科担任武官。
⑤ 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1936年11月12日)，《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⑥ 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1936年11月21日)，《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