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兰州事变及其它
解方
兰 州 事 变
我从西安回到兰州不久，就从朱绍良的“兰州绥靖公署”传出“两广事变”已彻底平息，中央大军北调豫、陕、甘三省，将要大举“剿共”的消息。接着12月初蒋介石到西安，把驻兰州的朱绍良(甘肃省绥靖公署主任)、于学忠(甘肃省主席兼川陕甘边区总司令，五十一军军长)及五十一军的三个师长召去参加军事会议。
12月12日凌晨，电报员送来张学良发给我“亲译”的特急电报，密码是用张学良与我直接联络专用的密码本。电文较长，为争取时间，我赶紧找来通信营营长冯某与我共译，电文大意是：军事会议破裂，我与杨主任合作，已将蒋介石及中央军的诸将领扣押，发表了八项救国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命我转达五十一军：立即在兰州响应西安的行动，发表声明拥护八项主张，并立即切断朱绍良的绥靖公署和南京政府的联系，把中央嫡系在兰州的军队、党部、公安部队一律缴械，将其主要人员看管起来等等。我当时公开职务是五十一军的中校参谋。我急速把张学良发来的电文面交参谋长刘忠干，刘读电文大为震惊，赶紧把参谋处长张熙光找来，他们面面相觑之后沉默片刻，问我怎么办?我说这是张副司令的命令，只有坚决执行!张熙光说：“于军长和三个师长都不在家，怎么办?”我说：“于军长在西安参加了张副司令发起的行动，于军长一向忠于张副司令，于军长在家也一定会执行张副司令的命令的。三个师长虽然也不在，但是三个师的参谋长都在，根据平素考察，应该信任他们。”这样便决定立即把三个师的参谋长和张学良总部驻兰州的联络参谋姚荫庭召来，开紧急会议。会上宣读了张学良的电报，大家都表示拥护，接着研究了具体的行动部署，决定当日黄昏开始行动。因为当时军长、师长等主管都不在，兰州事变是由军和师的参谋长发动的，所以后来有人把兰州事变称为“参谋造反”。
傍晚把部队调到兰州城郊，天一黑开始行动，分头抄了朱绍良的绥靖公署，缴了电台、密码和警卫部队的枪枝；抄了甘肃省国民党部、公安局及在兰州的特务组织，把它们所辖的武装部队以及驻在兰州东郊的中央军第七军的炮兵团的武装统统缴械；把绥靖公署、省党部、励志社、军训委员会的头目都抓了起来，软禁在励志社里面。马上发表拥护张、杨两将军八项主张的声明并将情况报告张学良，同时开始了宣传活动和组织活动。这时我才懂得了张学良在 1934年趁着于学忠发电挽留的机会，顺水推舟把我留在于学忠手下，成立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并交给我与张直接通报的密码(密令发动兰州事变就用上了这个密码)，发动西安事变的同时肃清兰州地区的国民党势力，去掉心腹之患，以及与新疆盛世才建立联系企图打通国际关系等等一系列措施，都不是偶然的举动，而是张学良将军有意识的安排。
第三次出使广西
12月15日，张学良来电命我搭乘送于学忠返兰州的飞机到西安去。下午于学忠和三个师长回到兰州，我当即搭乘飞机去西安。临行时在兰州的东北人士刘达夫(当时任甘肃省民政厅长)等异口同声地说，捉蒋大快人心，嘱我建议张副司令千万不能“放虎归山”。飞机到达西安上空天已黑了，但见机场四角和跑道四角都点燃篝火，飞机安全着陆。张派来接我的副官说：“副司令看看天将黄昏，飞机还没有飞回，命令赶紧点起篝火导航，副司令现在杨主任那里等你。”我心里想：“张副司令真够细心的!”我直奔杨虎城将军的新城大楼，与张一见面，他就说你们在兰州的行动报告我都收到了，你们干得很好!我说：“临来时，大家都让我报告副司令，千万不能‘放虎归山’!”张说：“我知道蒋的为人，你打他一巴掌，他非要踢你一脚不可!”“我派你去广西，明天再具体谈，先去休息吧!”我当时还以为张对蒋的为人是了解的，事后看来张对蒋的为人并没有真正了解。
16日张学良派我去广西，派苗勃然去山东与冯玉祥、韩复榘联系。17日我们与派往阎锡山、宋哲元处联系的代表同乘扣在西安的蒋介石的专机，飞赴太原，然后分头前往目的地。
我于12月26日到了广西梧州，看到“号外”说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并亲自陪送到达南京，我半信半疑。27日到达桂林，见到李宗仁、白崇禧，说明来意后，便谈到“号外”登载送蒋的消息，我表示很难置信，因为离开西安时张说对蒋的为人是了解的。李、白说根据直接获得的情报，这个消息属实。我立即致电西安问是否属实?下一步怎么办?西安回电：“属实，张副司令很快即能回来”。李、白都说：“回不来了，老蒋决不会饶他的，我们和蒋介石打交道多年，上他的当太多了!这次张先生又上当了!”李、白问东北军中的将领谁能代张指挥?我说西安来电由于学忠总司令代张指挥。李、白很注意了解于学忠能否指挥得动?东北军、西北军的关系与红军的关系怎样?他们希望东北军能够紧紧团结，不要上老蒋的当，不要被分化，坚持下去。李、白还常把他们得到的情报告诉我，特别是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以后，催汪精卫快快回国的消息，他们说，光是何应钦干不起来，何应钦要拉上汪精卫一起干。当时汪精卫在德国得到何应钦电报，汪精卫幸灾乐祸，立即决定回国。但是，行至中途得知蒋被释放的消息，汪在新加坡给蒋介石电报假意祝蒋获释，同时说，他要去广州为胡汉民扫墓，其实这是故作姿态对蒋讨好，也是掩盖他对蒋被扣时幸灾乐祸与何应钦勾结的用心。蒋接电后怕汪到了广州与两广联合起来反对他，急忙派张群、周佛海为特派代表去香港迎接汪精卫，说蒋急切盼望汪速去南京共商大计，并将以重任相托。汪便未到广州直去上海，那知汪落到蒋的手心以后，就被冷落起来。从这里可以理解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是何等正确!否则汪、何勾结日寇，以救蒋讨伐张、杨为名，行扩大内战之实，不但不能抗战，反而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将是毫无疑义的!
周副主席的指示
在西安发生二二事件以后，我离开广西回到西安，先向刘澜波同志汇报情况。然后由刘澜波同志带我去见周副主席，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周副主席的接见。那时周副主席身穿黑色中山装，留着短发，胡须刮得很光，与我听说周副主席留着很长的“大胡子”形象完全不同。周副主席亲切而又仔细地听我关于广西情况和李宗仁、白崇禧的政治态度的汇报。我讲了李、白对于放蒋很失望说没有戏可唱了!这是“纵虎归山”，蒋介石绝不会饶恕张学良的。周副主席听完汇报后，似乎看到这一席话也是我的心内活动，于是耐心地、详细地指出“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分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分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后的政治形势，粉碎了汪精卫、何应钦亲日派勾结德、日、意法西斯扩大内战的阴谋，迫使蒋介石把10年反共内战停了下来、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允诺了六项条件，在这个基础上把蒋释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完全正确的。周副主席接着指出蒋介石的反共本性不会改变，排除异己的阴险伎俩也不会收敛。例如张汉卿先生送蒋到洛阳以后还要陪蒋到南京去，蒋介石使用了激将法对张汉卿说：“你到南京去很危险，在我左右的人不会饶过你的。”假意劝张不要再送。愈是这样张先生愈是要送到南京，哪知道蒋回到南京就把张先生软禁起来，以委员长蒋中正名义下令朱培德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张先生，以对上官胁迫违反国法纲纪罪名，判处10年徒刑。接着假作人情，用蒋中正个人名义呈请政府特赦，然后又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名义宣布准予特赦，交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对张“严加管束”。这是蒋介石亲自导演的丑戏，但它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张先生亲自放蒋送蒋，张先生在军事法庭上义正辞严地阐述了“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驳斥了所谓以下犯上违法犯纪的谬论，充分证明发动“西安事变”是出于公心，不是谋求私利；第二，在国际国内的舆论之下，蒋介石不敢公然杀害张先生，还伪装成“以德报怨”的样子以欺骗人民，实际上等于无期徒刑!总之，蒋介石虽然在西安允诺了六项条件，在洛阳也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话》，说他是“言必信，行必果。”但是如果没有人民的推动，是不会自然而然地兑现的。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推动蒋介石兑现他的诺言，实行抗日，关键的一环是争取民主。这次“西安事变”，张先生、东北军、东北人民起了伟大作用，在实现下一步的任务中，首先要把东北人民、东北军团结起来，抵制蒋介石的分化瓦解，把进步的东北军官、东北人士组织起来，把东北救亡团体联合起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争取张学良将军早日恢复自由。周副主席的指示，给我们指明了道路，增添了力量。
过两天，苗勃然同志也回到西安，澜波同志召集苗勃然同志和我讨论了周副主席的指示，分析了东北军的情况，决定派苗勃然和我去安徽蚌埠(东北军总部所在地)，在东北军上层人物中开展工作，推动他们和进步军官坚持联共抗日主张，争取实行抗战。同时力争把在西安事变以后成立的“抗日先锋队”和西安事变前成立的“学兵队”保存下来，编到东北军里面去。苗勃然和我到蚌埠以后找到王再天同志，知道蒋介石原来答应任命于学忠为豫、皖、苏三省绥靖主任，并将以上三省划为东北军的防区。待东北军离开西北以后蒋介石都不认帐了，而且逼迫于学忠把“抗日先锋队”和“学兵队”解除武装，蒋介石的凶狠面目充分表演出来了。苗勃然同志和我们研究以后，由我到南京去作于学忠的工作。于告诉我，张副司令受军事法庭公审判罪被押解到浙江奉化后，逐渐后悔了，2月间给东北军将领写信，开头两句是“话不知从何处说起，泪不知向何处流!”，中间大意是“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最后两句是“西望云天，不胜依依!”于又说：“我到奉化见张副司令时，因为有特务监视，副司令便在报纸旁边写了几句话，‘只要东北军紧紧团结，实现抗战定有希望’。”于叹息地说：“可惜咱们东北军有些人对不起张副司令呀!”我乘此机会说：“蒋介石实在逼人太甚，分化了东北军，说的话不算数，还硬要把爱国的东北青年斩尽杀绝!百十师(即抗日先锋队)是张副司令亲手建成的①，张副司令离开西安时，把这一摊子委托给你了，百十师是直接归你指挥的，如果在你手中被蒋介石解散了，可怎么对得起副司令呢!”于学忠拍着胸脯说：“包在我身上了!如果蒋非要解散不可，那我也不干了!”经过几番周折，把这支部队保留下来了，实际上是把党在东北军中的大部分力量保存在五十一军里面了。后来这批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保卫淮河战役和保卫台儿庄战役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5月间，刘澜波同志通知苗勃然同志和我到上海去参加东北救亡总会筹备会议。这个会是遵照周副主席2月间在西安的指示筹建的，由刘澜波、栗又文、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李白忱、李延禄、卢广绩、陈先舟、孙山、张希尧、董林阁、刘丕光、苗勃然和我十余人发起筹备成立东北救亡总会。
七七事变爆发后，党中央决定开展营救张学良将军的工作。派我于8月底到南京去，先找到张学思，他当时在中央军校学习，推动他找莫德惠、李杜等人设法要求释放张学良出来领导东北军抗战。我又找到白崇禧进行工作。白说：“蒋恨透张汉卿了，怕不容易说得通。”
①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建议在东北军中建立了抗日先锋队，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事变发动后，抗日先锋队改用百十师番号。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后，逼于学忠将其解散。
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远方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