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放蒋的争论和送蒋后西安的情况
高崇民
西安事变以后，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当即把过去的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为“抗日联军”，同时在军事方面成立一个参谋团，由何柱国负责；在政治方面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负责。另外，以孙蔚如为陕西省主席，杜斌丞为秘书长。迨张、杨和共产党与蒋方大体商定以后，张、杨就考虑放蒋的问题。可是当时国内和国际方面对西安事变是不太了解的。因那时东北军里有一个交通处处长蒋斌，他把张、杨发往国内和国外各方面的电报扣压了三天，暗中还与何应钦通电话。在事变发生的第三天，我们接到宋哲元的来电，询问西安事变是怎么回事，这才发觉蒋斌在捣鬼(后来调陈先舟接交通处处长，把蒋斌收押，最后枪毙了)，因此接到由南京发来的各省的电报都是骂张学良的，张当时非常败兴。另外，盛世才通电表明他事先并未与闻；阎锡山通电的态度是模棱两可，骑墙观望。以后阎锡山又打电报给张学良，希望把蒋送到太原，以便由他操纵。同时，何应钦电汪精卫兼程回国(当时汪在欧洲)，显有“联日剿共”之逆谋。而这时，杨虎城十七路军里边的冯钦哉被“中央”收买也叛变了，东北军的檀自新部亦复不稳。由于以上种种情况，张恐夜长梦多，就急于要把蒋送回南京，而且要亲自送蒋回去。亲自送蒋只是张自己的决定，任何人事前都没有同意的。
24日早晨，张召集大家在开会研究放蒋的问题时，大家在原则上都同意，但主张要有条件的放。24日晚高崇民曾写了一封专信给张学良，建议放蒋的最低条件：第一，“中央军”必须先退出西北，其次是释放“七君子”。因为这两条都不待蒋回南京开会解决而即可办到。张学良在25日早晨到绥靖公署见到高的时候说：“你的信我看到了，但是我们要大仁大义到底，况且外边情况并不好，我们要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件事情只要于国家有利益，牺牲我个人或牺牲东北军团体都在所不计。”并说：“周恩来是同意放蒋的，只是杨虎城还犹豫不决，我就去说服虎城。”张出去后，高即通知召开设计委员会讨论应如何放蒋的问题。正在开会时(午后3时左右)即听到飞机声音，张已坐飞机送蒋走了。而蒋在当时虽同意协商的条件，但不答应以书面正式签字，他说这样一来，会使南京方面说是出于胁迫，而非出于我(蒋自称)为国家的本意，反而在实行这些条件时增加许多困难；并约定彼此要守秘，不准宣泄他答应的条件；同时宋子文、宋美龄等又一再表示负责担保。于是张学良就轻信了。当日出席设计委员会讨论放蒋的委员们听到张学良亲自送蒋的消息，人人为之震动，会就立刻结束了。红军负责人和东北军的将领有的赶到飞机场打算劝阻张学良，但到飞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蒋在飞机场临上飞机前对张、杨说：“25日以后如果国内再有动乱，我负责任；我答应你们的条件一定负责实现，如果不然，你们就不要拿我当领袖。”
张送蒋到了南京以后，蒋终于把张扣押了，于是西安方面群情愤慨，1937年1月5日发一通电，措词甚严正。蒋介石这时亦恐爆发战争，特派祝绍周到西安，希望西安方面派代表到南京磋商。当时我们派鲍文樾代表东北军，李志刚代表十七路军到南京。鲍、李由南京回来时带来了两个方案，就是所谓“甲案”和“乙案”。甲案规定：十七路军驻关中，东北军驻甘肃全境，少部分驻在陕西边境，红军驻原地不动(即延安到三原、耀县一带)。乙案规定：东北军调安徽，十七路军与红军不动，另外安徽省主席和开封绥靖主任的位置让给东北军。当时西安方面认为甲、乙两案与原协商不符，都不接受。遂提出对案，仍主张在西安成立西北绥靖公署，以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和共产党方面各一人为副主任，令鲍持赴南京。而南京何应钦先把鲍文樾扣押了三天，然后才把鲍文樾送到蒋介石处(时蒋在溪口)，蒋严厉命令执行甲案，不许鲍说别的话。迨鲍回到西安，大家研究结果，认为甲案是蒋、何矛盾的产物，因为甲案还是三位一体的局面，我们执行甲案还是有利的，于是不得已表示接受。
另外，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东北军下级军官认为蒋介石背信弃义，都非常愤恨，于是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等乃分头到东北军的前线，与各带兵官相约署名签字，宣誓对南京方面顶着干，以争取张学良之释放。而东北军上层的文武官员和红军方面都认为打起仗来无异于送张学良的命，而且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及和平解决事变的原则相违。这样，东北军中就形成了上层主和、下层主战的局面；同时东北军内部又有新老之争。以上这种情况，于1937年2月2日，少壮派孙铭九等把当时东北军的核心人物王以哲军长及其他官佐给枪杀了。
正当东北军发生内讧的时候，“中央军”宋希濂星夜进军西安，这时刘多荃军驻渭南，知西安城内混乱，一方面电顾祝同制止宋部前进，一方面下令派一个团到临潼对西安做进行镇压的姿态。这时杨虎城与东北军方面商议决定执行甲案，立即在甲案签字。当夜派鲍文樾、李志刚赴潼关与蒋介石代表顾祝同定约。但后来蒋介石看到西安方面内部已经解体，就不令执行甲案而令执行乙案了。红军那时的态度始终是主张和平解决问题，但亦决不负张、杨两位朋友。
东北军自王以哲死后，重心已移到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身上 (时缪部和刘多荃部都退驻高陵)，而缪一向是与何应钦相勾结的，是反对共产党仇视进步青年的(当时万毅被他扣押)。于是他胁制了师长刘多荃，力主东北军东调。迨东北军东调以后，蒋介石又嗾使冯玉祥、刘峙等人对乙案之执行加以反对，最终使乙案未能实现。
总的来说，西安事变从东北军方面而言，由于无政治斗争经验，以致蒙受损失，东北军这个实力到底是被蒋介石粉碎了。但就国家而言是有利益的，是有其历史意义的。因为西安双十二事变，使蒋介石不可能再继续“剿共”。故西安事变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在全国人民和共产党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所以说，西安事变可谓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远方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