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张学良派我携带物资慰问红军
张政枋
1936年12月15日，张学良派我偕同粮秣处秘书孙东垣(共产党员)到陕西渭北耀县、富平两县慰问红军。于当日上午11时到耀县粮秣处补给所，午饭后由所长田迺义引导到耀县红军供给部，把携带来的白金龙铁筒香烟30筒、牛肉罐头20箱、饼干25箱交给红军供给部王部长(名字记不清)，并向红军进行慰问。大意是说：红军被蒋介石逼迫离开江西瑞金根据地，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过雪山草地，受尽了千辛万苦来到此地，张副司令对大家非常关心，因他有事不能亲自前来，叫我代表他向诸位致诚恳的慰问；东北军和红军有相同的特点，当初东北军奉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被日本撵出家乡，今已5年多了，流落全国各地，无家可归，和你们祸福相同，不仅东北军关心你们，你们可能更关心东北军。话后受到王部长等热情招待和欢迎，在友好的气氛中亲切交谈约一个半小时，午后2时许去富平县。临行时，王部长再三向张副司令感谢并致问候，派人把我们送到富平。到富平后，因时间关系未和红军干部见面，仅到粮秣处补给所告知他们，如果红军用粮可以就近补助。在耀县、富平两县见到红军官兵均是青少年，精神旺盛，态度和蔼，组织性强，纪律好，有的穿棉衣棉鞋，有的穿夹衣夹鞋，一般的都没有棉帽子而戴单帽子；街上很少看到散兵，街道扫得很干净，吃苦耐劳可见一斑。当日下午8时45分回到西安。16日上午，向张汇报慰问红军情况和经过，并转达红军的感谢诚意。张问到红军生活状况，我说服装不足，缺少棉衣鞋帽，都吃地方粗粮，官兵有些不消化，缺少医药等物。副司令当即对我说，把在西安城附近的东北军部队旧棉衣鞋帽和粮秣处各地的存粮及军医处的药品送给他们一部分，以度时艰。我回处后给驻在西安附近的辎重总队长唐述吉、工兵团长杜维纲、军医处长任作辑都打了电话，说明副司令的意图，并告诉他们如有这些东西可直接送到卫队团团长孙铭九处再汇总转送红军。后来听说送去一部分，数目多少不清楚。因张副司令送蒋介石回南京一去不返，而这些事情也就无人过问，遂至中途而废，未能完成任务。
张学良在双十二事变前夕，个别开支用款很多，其中接济红军，给周恩来2万元也在数内。因第二处经理处处长闵湘帆是蒋系人物，专门控制财政，限制张学良政治活动经费，所以张学良这些政治活动开支的现款，都是从粮秣处周转费中临时支取的，前后共支67万多元。张学良因送蒋介石去南京被扣留后，这项垫款就无人归还，也无处报销。我曾经当面恳请于学忠设法，被否决，不准报销，并叫我自己想办法负责归还。一时间，使我惶恐不安。
1937年1月上旬，因我去接一一○师师长职务，把粮秣处的经手事务必须作个初步结束与交代，特别是张副司令的借支垫款都是经我手办理，更要交代清楚。因此，于1937年2月上旬粮秣处把张学良的临时借垫67万多元现款按帐算清后，我于1937年2月17日上午到总部呈报于学忠请转中央报销。当时于学忠问我有条子证据没有，我说副司令临时用钱打电话给送去的，当时未要收条。于说：“这些开支垫款都是副司令许可和他使用的，你可向副司令请求报销好了，我实在不敢替他向中央报请，你另想别的办法，我是不管的。”说罢，他就进屋休息了。我无奈转到参谋长董英斌办公室把情况介绍一番，董说何不把这些经过情况和事实向红军办事处负责人说一下，请他们想个办法或开个证明条子，再向于主席请求报销，那时他就无话可讲了。我就按照董参谋长的指示到西安市北城七贤庄红军办事处，见处长林伯渠、叶剑英和南汉宸三位同志，说明来意和经过情况。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研究，叶剑英同志慷慨地说：这些钱既然张副司令给红军用了，咱们就开个证明条子叫蒋介石报销，因为咱们也是国家军队，蒋介石他敢不给报销，就是张副司令自己花的，咱们替他证明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一边说话一边拿起笔来开个共用67万元的条子，盖上了红军办事处的戳子，并说：“你拿去报吧，如于主席不给报，我去见他说个明白，不能叫你为难。”我把条子拿在手中如获至宝，向他们三位告别而出。
2月18日上午，我手持红军办事处的证明收条到总部，首先见董英斌参谋长，说明到红军办事处开证明条子的经过。他见到条子很高兴地说：这回差不多行啦，于先生可能敢转啦，你快去见他吧。我请参谋长同我一块儿去见于。到屋后，我首先把证明条子呈上，于一边看条子，一边皱着眉头说：“这个小条子能好使吗?它能承担这67万元巨款的责任吗?”正在于学忠面有难色的时候，董参谋长说：“别看红军办事处机关小，它是代表红军的。红军现下也是国家部队，可以转报试试看，如果不行，主席也不负什么责任，况副司令在南京也可去电问一问，粮秣处在此地有帐可查，请主席转报一下没大关系。”于考虑了半天说一声：好吧!报报看。这67万元的条子就这样报上去了，以后也就糊里糊涂地不了了之。
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远方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